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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节所述，中原政权疆域的不稳定性主要缘于农耕民族与非农耕民族的力量对比，而经济生活方式不同的背后就是自然环境的差异，正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无论农耕民族还是非农耕民族跨越自身熟悉的生存环境均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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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疆域归属的时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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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元史》中宣政院统领西藏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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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某某地方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话，葛剑雄在《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曾指出这是不尊重历史的说法，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西藏的归属时间。元朝之前，中原王朝与吐蕃是历史时期中国范围内两个并立的政权，因此此前两者之间的所有交往，如文成公主入藏、唐蕃会盟等等，用今天的视角看可以作为两个政权间的政治交往。大元帝国建立之后，西藏正式归属于中原政权，设置总制院（公元1288年改称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及西藏等地的军政事务，同时在西藏清查民户、设置驿站、征收赋税、驻扎军队、任命官员，并将朝廷制定的刑法、历法颁行于西藏；元朝中央在西藏设置了三个不相统属的宣慰使司，均直属宣政院管理，这就是藏文史书中所说的“三区喀”，元代的这一划置成为此后西藏行政区划的基础。元朝之后，明、清、民国乃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沿不替，不仅拥有对西藏的领属，而且继续实行对西藏的管理，那些将西藏归属中原政权的时间提前到元朝之前的说法均没有历史根据（图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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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域是历史的产物，今天我们看到的疆域现状既不是从来就如此的，也不是一朝一代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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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州与四海=中国+夷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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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充当主角的不只是位于中原的汉民族，周边各民族同样做出贡献。“多民族、多元一体化的中国”是近年出现的主流提法，但事实上古代社会早已出现类似的理念，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中日比较史的视角出发》根据中国文献记载提出“九州与四海=中国+夷狄”这一中国古代天下观，这一提法可以在《周礼·职方》中找到线索：“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显然，职方氏执掌天下之图，天下之地不只包括中原地区，也不只包括农业社会，其中涉及的蛮、夷、戎、狄以及六畜均属非农业民族以及非农物产，农业民族与非农业民族共同构成天下。《周礼》将九谷、六畜包融在职方氏的权限内并非偶然，自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原与周边民族的融合是人所共睹的事实，故我们可以在东汉人王充的《论衡》中看到这样的记述：“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高舄。”古人置身于疆域伸缩与民族交融的过程之中，我们今天享有的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因此古人的体会更为深刻。中国疆域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无论疆土局限在农耕区之内还是迈出农牧交错带向非农业区域延伸，民族之间的交融始终贯穿其中，因此疆域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并非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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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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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旧唐书·吐蕃传》载德宗建中四年正月经唐、蕃双方议定，今国家所守界：“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其兵马镇守之处，州县见有居人，彼此两边见属汉诸蛮，以今所分见住处，依前为定。其河以北，从故新泉军，直北至大碛，直南至贺兰山骆驼岭为界，中间悉为闲田。盟文有所不载者，蕃有兵马处蕃守，汉有兵马处汉守，并依见守，不能侵越。其先未有兵马处，不得新置，并筑城堡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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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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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于省吾：《释中国》，王元化主编：《释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5—15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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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唐兰：《何尊铭文解释》，《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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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春秋左传注疏》卷五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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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太伯，周人部落首领古公亶父长子，太王欲传位季历及其子昌（即周文王），太伯乃与仲雍让位三弟季历而出逃至江南，为吴国第一代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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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通鉴》卷一，周安王十五年注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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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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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下七垣文化属于先商文化，位于河北磁县。岳石文化是继山东龙山文化之后分布于海岱地区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山东省平度市东岳石村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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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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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关于《禹贡》成书年代的讨论留下多篇文章，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年代》通过荷水为吴王夫差北上赴“黄池之会”与晋国争霸而开凿这一事件，将《禹贡》成书上限确定在公元前486年，这一内证的提出成为《禹贡》成书不能早于春秋晚期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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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9—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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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唐晓峰：《殷商“外服”农业发展在国家领土扩张上的意义》，《中国学术》第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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