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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51 如果说由农业开发导致的环境破坏仅局限于某一个时代，那么单一农作物取代多样性的天然植物则贯穿农业开发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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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53 （二）宋代以来江南地区围湖造田引起的湖泊面积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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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55 水乡泽国是江南一带的环境特点，人类社会早期没有人口压力，也不具备征服自然的技术，因此对于水乡环境的利用小心翼翼。唐宋以来，伴随人口增多，人地矛盾日益加重，人们不再满足于对环境的利用，改造环境并取得更多的农业用地成为那个时代群体性的追求，围湖造田是其中对环境扰动最大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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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57 圩田是江浙水乡围湖造田的主要形式，宋人称“堤河两岸，而田其中，谓之圩”[28]。这种田制创始于宋代以前，宋代随着人口增加不但圩田面积和数量不断发展，而且名目与形制也有所更新，如涂田、沙田等均属此列。由圩田派生的各种新的土地利用形式，是江南农户的创举。元人王祯《农书》总结这些垦殖形式，圩田“凡一熟之余不惟本境足食，又可赡及邻郡”，是各类围水造田形式中最重要的一种；在涂田上布种，“其稼收比常田，利可十倍”；种植在沙田上的庄稼更“以无水旱之忧”而胜于他田。尽管王祯的话有夸大其词之嫌，不能尽视为信语，但无疑圩田等各种围水造田形式取得了巨大成功。圩田得之于诸多优越性，迅速在江南各地推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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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59 围水造田在获得农业产量成功的同时，也因过度围垦造成环境恶化、湖面缩小。宋代就有人对围水造田引发的环境影响提出看法，围田之前，“东南地濒江海，水易泄而多旱。历代以来，皆有陂湖蓄水以备旱岁，盖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水少则泄田中，水多则放入海，故无水旱之岁，荒芜之田也”；北宋中期以后，围水造田活动兴盛，至政和年间两浙地区的湖泊已大有“尽废为田”的态势，于是出现了“涝则水增溢不已，旱则无灌溉之利”的景象，农民岁被水旱之患。[29]许多著名湖泊如鉴湖、夏盖湖等都是在这一时期被围垦成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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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61 鉴湖本为越州境内蓄水、灌溉能力最强的湖泊，被围垦前可灌溉山阴、会稽两县境内9000顷农田，水量仍沛然有余。北宋前期就有人盗湖围田，以后有增无已。大中祥符年间有27户，治平年间80余户，围田700余顷[30]；熙宁年间增至900余顷[31]。鉴湖水面日益减少，严重影响了当地农业生产，朝廷不得不派官前来调理。熙宁年间朝廷派至浙东的官员，面对大片湖水已被围垦成田的现状也无可奈何，只好采取妥协之计，“立碑为界，内者为田，外者为湖”[32]，使现有湖田两存，即一方面承认既有围田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尽力阻止围田进一步扩展。这样软弱无力的做法自然丝毫不能阻止围垦湖田的强盛势头，至宣和二年（1120）湖田面积已达2200多顷，时人惊呼整个鉴湖已经“湮废尽矣”[33]。与鉴湖情况相似，位于越州上虞县境内的夏盖湖、余姚县境内的汝仇湖、明州鄞县境内的广德湖等也都在这一时期因围垦而湮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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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63 鉴湖等湖泊如此迅速地被围垦罄尽，宋人沈遘曾忧心忡忡地感叹道：“鉴湖千顷山四连，昔为大泽今为田，庸夫况可与虑始，万年之利一朝毁。”[34]沈遘所说的“万年之利”主要指湖泊调蓄水量的作用，大规模围垦湖水甚至竭泽而耕必然加剧水旱灾害。如夏盖湖曾是四周六乡数十万亩田地所仰赖的灌溉水源，湖面被围垦后，周围田地“若雨不时降，则拱手以视禾稼之焦枯”；若“一遇旱暵，非唯赤子饥饿，僵踣道路，而计司常赋亏失尤多，虽尽得湖田租课，十不补其三四”。[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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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65 两宋之际“靖康之难”迫使中原士庶纷纷南下，南方人口激增。由于人口增加，原来已经十分狭迫的土地，此时显得更为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然要努力扩大耕地范围，开禧二年朝廷“以淮农流移，无田可耕”的原因，不得不开放曾一度下达的围田禁令，“诏两浙州县已开围田，许原主复围，专召淮农租种”。[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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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67 围田初行之时，其意义本在“围田”，即将濒临湖陂的土地用堤坝圈围起来，使之淤填成田，以后则变为“围水”，也就是所谓的盗湖为田。南宋时期势家大户盗湖围田之风愈演愈烈，以致成为当时朝政上的一件大事，史云：“自壬子岁入朝者，首论明、越间废湖为田之害。”[37]这时除了鉴湖、广德湖等面积较大的湖泊，像白马湖、落星湖这些溉田不过百余顷的小湖，也相继被盗为田。经过这样一番围垦，“三十年间，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荡者，今皆田也”，围水造田最初“只及陂塘……已而侵到江湖”[38]，范围逐渐扩大。由于湖面减少造成的水旱灾害十分严重，往往使农田“旱无所灌溉，水无所通泄”，当时人们就意识到所有这一切“弊在于围田”。[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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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69 宋代是历史上围湖造田第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以江浙一带围田量最大，此后，特别是明清两代南方各地围水造田的事例越来越多，大片湖泊消失。随着湖泊水面减少，不但影响到农业生产灌溉问题，而且造成生态环境恶化以及对江河水量调蓄能力的降低，这一切又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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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71 （三）宋元明清以来南方山区开发与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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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73 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区开发历史很久。早期山区开发主要参与者是被中原人称为蛮、僚、傜的民族，他们的生产手段一般都很落后，以刀耕火种为主，加之人口数量很少，开垦规模小而分散，对于环境的破坏并不明显。真正对山区环境有威胁性的开发，从宋朝开始，经元、明、清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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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75 山区农业开发对于环境的影响与开垦规模、开垦方式以及当地气候、土质等因素都有直接关系，其实汉代就有人注意到这样的问题，并提出“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繇此也”的观点[40]。宋代随着东南地区人口迅速增加，破坏山区植被所引起的环境问题越来越明显，宋人魏岘回顾四明一带山区，“昔时巨木高森，沿溪平地竹木蔚然茂密，虽遇暴雨湍激，沙土为木根盘固，留下不多，所淤亦少”，而“近年以来，木植价穹，斧斤相寻，靡山不童，而平地竹木亦为之一空。大水之时，既无林木少抑奔湍之势，又无包搅以固沙土之留，致使浮沙随流而下，淤塞溪流，至高四五丈绵亘二三里……由是舟楫不通，田畴失溉”。[41]山区开发带来的环境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山上失去植被，导致水土流失；山下泥沙壅堵，河道不通，舟楫无法通行，农田为泥沙覆盖，难以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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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77 明清时期山区开发进入一个新阶段，人口多、土地开垦范围大，是这一时期山区开发的突出特点，由此引起的水土流失问题也更甚于前代。若就原因进行分析，主要可归为两类：其一，山区开发多采取刀耕火种，在砍伐焚烧之下，山地植被受到根本破坏。清人严如熤就有这样的记载：秦岭山中“产松杉美材，大连抱十余寻，足供栋梁之用”，但即使这样的美材，亦在砍伐焚烧之列，“山民垦荒砍伐，朽腐烧炭”。为此严如熤连呼“殊可惜也！”[42]各类美材毁于斧斤之下不限于秦巴山地，浙闽一带也是如此，山区未开发之前，山上皆美材，“往年风雨时，叙自海隅，达之山陬，莫不茂林蒙密，今则童山”，山上树木砍伐之彻底，甚至连“臃肿拳曲之给薪蒸者无几”，更不用说“材且美者”。[43]其二，玉米、甘薯等作物根系粗大，加剧了山区水土流失。玉米、甘薯的引进对于解决人口增加带来的粮食问题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这种作物“根入土深，使土不固，土松遇雨则泥沙随雨而下”。此时前往山区垦荒的棚民往往以三年为契约期，因此耕作方式粗放，全无涵养土壤意识。“种包谷三年，则石骨尽露，山头无复有土矣，山地无土，则不能蓄水，泥随而下，沟渠皆满，水去泥留，港底填高，五月间梅雨大至，山头则一泄靡遗。”三年之后，由于水土流失，一处已不能开垦，“棚民又赁垦别山，而故所忌处，皆石山不毛矣”。[44]这样的情况在东南丘陵山区比较普遍，如清人所言：“今日徽郡之患不在水碓而在垦山，嘉庆《绩溪县志》载：‘乾隆年间，安庆人携苞芦（即玉米）入境，租山垦种，而土著愚民间亦效尤，其一种法必焚山掘根，务尽地利，使寸草不生而后已。山既尽童，田尤受害，雨集则沙石并陨，雨止则水源立竭，不可复耕者，所在皆有。渐至壅塞，大溪旱弗能蓄，潦不能洩，原田多被涨没，一邑之患莫甚于此。’诚哉，是言，祁自棚民开垦，河道日高，水在沙下，舟不能达。”[45]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云南，“乾隆二十三年以后，塔盘前后诸山渐次开垦，山无草木障蔽，一经大雨，沙石横下，压毁旱坝，冲塞河身”；更为严重的是“嘉庆十三年六月初旬，大雨三昼夜，涧旁被犁之山，尽行顷崩，无量之沙水，数仞之巨石，匉訇怒发，竟将旱坝尽推入河，填满河身。八十余丈点水不流，城内及南北两隅俱成泽国”。[46]种植在山地的甘薯也会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浙东山区“自温州棚民租山垦掘种艺番芋，厥土松缺，一遇淫霖积潦，山上砂砾随水奔集于溪，溪路遂处处淤塞，甚为阖邑田庐之害”[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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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79 山区植被减少，拦蓄水土能力也相应降低，首先影响山区农业：“老林初开，包谷不粪而获……迨耕种日久，肥土为雨潦洗净，粪种宜不能多获者，往时人烟辏密之处，今皆荒废。”[48]为了追求收获，砍伐后的山区农业以撂荒为特点处于游耕状态。山上毁林，间接影响山下农田：“溪涧之水，发源山谷，从前山中树木稠密，落叶积地，滋润存水渐渍入溪，故溪流不涸。今山木日稀，无积叶可以存水，雨霁数日，溪流易涸，至堰田无水可注。”[49]湖北施州一带，开垦之后，“砂石之区土薄水浅，数十年后，山水冲塌，半类石田”，土壤全无，“从前此地亦产棉花，今则绝无其种”。[50]山区植被破坏不但造成自身生态环境恶化，而且也影响到依靠山间水源灌溉的平地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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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81 自宋代以来近千年，毁坏林木成为南方山区最严重的环境问题，由此而成的积弊不仅停留在历史时期，且一直遗患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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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83 （四）清代以来沿长城地带农业开垦与土壤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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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85 长城沿线是中国北方环境脆弱地带，固然历史时期也在这里留下了农业开发的记载，但那时的农业开发处于不连续状态，在时断时续的开发过程中受到扰动的环境得以修复。入清以来沿长城一带的农业开垦进入完全不同的阶段，以“走西口”“闯关东”为主的移民几经艰辛，落脚生根，开荒拓垦的正是这片土地，使这一地区就此进入连续性农业开发。然而由于生态环境脆弱，农业开发未满百年土壤沙化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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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87 明代长城内外有不同的生产方式，长城以内以农为主，长城以外则为蒙古人的牧地。入清以来，长城界分蒙汉的功能不存在了，内地农民陆续出关，长城外蒙地相继开垦为农田。仅以陕西横山县为例，清末“边墙以外之农地，属于滩地者，上中地乃二万四千二百七十七亩；属于沙地者，极下地乃有一千零六顷。惟沙地面积虽广，而地质硗薄，又不能连年耕种，每耕一次须歇荒十余年，以待风吹之尘土日积月累，明沙遮蔽净尽，百草能生之时，始能再耕”[51]。横山县沙地占全部垦地的81%，这些土地一经开垦即进入沙化过程，若连年耕种，沙化将不可逆转，即使休耕也需要十年左右才能恢复原有植被。以一年之收获，换十年之风沙，是长城沿线农业开垦后的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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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89 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放垦后，山海关外土地大片被开垦，农牧交错带东段经辽河中上游、大兴安岭东麓向北转向，这一界线基本是中国湿润、半湿润气候的北界，其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最大的障碍性因素是降雨量不足。由于气候干旱，植被稀疏，土壤层一般较薄，一经开垦极易沙化。西辽河一带天山、鲁北、林东等地放垦后，人们斩伐林木，开垦土地，由于耕作粗放，一块土地种植几年即被抛荒。土地“抛弃以后，树木不能立刻生长，曾经由草木多少防治一点的黄尘，现在自由飞散，砂在移动”[52]。这种现象在放垦以后的农牧交错带沿线到处都存在，严重影响了这一地区当时与后代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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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91 回顾农业发展历程与环境的关系，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摆在人们面前，即农业开发并非均在理性指导之下进行，非理性开发过程每前进一步都渗透着环境代价，宋代以来江南地区围湖造田、宋元明清以来南方山区开发、清代以来沿长城地带开垦农业，是非理性农业开发中对于环境扰动最明显的。与此三者对比，用单一农作物取代多样性的天然植物乃至周期性裸地的出现，则是农业生产不可避免的环境后果。若对农业生产导致的环境扰动做出总结，无论哪一类农事活动为环境带来的均属于物理性的改变，与此不同的是工业出现之后，各类污染施加给环境的则是化学性的改变；物理性的变化在弹性范围之内均具有可逆性，正因此，中国近万年农业开发历程中，不断经历环境自我修复而将农业生产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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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93 [1]周国林：《关于汉代亩产的估计》，《中国农史》198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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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95 [2]王双怀：《试论开元时期农业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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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97 [3]此处各量制的换算可参见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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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099 [4]李令福：《清代山东省粮食亩产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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