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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510 图7-2 《九域守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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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519 图7-3 西安《禹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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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523 禹门口至潼关段的河道变化不仅体现了黄河的特性,而且用大自然的足迹印证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老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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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525 (三)黄河下游河道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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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527 黄河承载着文明,也孕育了灾难。“洪水猛兽”是形容难以抗拒的灾难的常用词,黄河“三年两决口”,浊流横溢,毁田庐,荡家舍,更是历史上难以忘记的大灾大难。然而,对于整条黄河而言,虽然上中游地区也存在水灾,但“善淤、善决、善徙”典型特征的河段在下游。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计,3000年以来,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约1500次,较大的改道有二三十次,其中有6次重大改道,近年也有人提出应是5次重大改道。尽管对于历史时期黄河重大改道次数的认识存在分歧,但不影响一个事实,即频繁的水患北及海河流域,南达淮河流域,在整个黄淮海平原留下了黄河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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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529 1.战国中期筑堤以前的下游河道(前4世纪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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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531 黄河下游进入平原地区,与所有平原河道失去地形束缚呈现的特征一样,频繁改道,四处漫溢。图7-4是史前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文化遗址分布图,当我们的视线落在这幅地图上时,免不了产生一个疑问,无论山东丘陵、太行山东麓还是山西、河南等地,都可以找到古人类留下的遗迹,唯有河北平原的腹心地带却是一片空白,既没有文化遗址,也没有城邑、聚落的可信记载。难道考古调查与古人都忽略了这块土地?还是另有原因?问题的答案出人意料,现今这片聚落密集、人情欣欣然的土地,当年却没有人类驻足。而阻碍人类居留的原因则在于黄河,那时黄河行经河北平原,注入渤海,每当汛期河道呈现漫流状态,洪水奔流,四溢成泽,这样的状态一直维持到春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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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536 图7-4 史前时期黄河流域文化遗址与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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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540 终结黄河下游河道漫流状态的,是人工修建的河堤,其时大约在战国中期。此前,整个河北平原旷无人烟。有关黄河河道的记载很少,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可以肯定当时黄河一路东行,自今河南荥阳广武山北麓东北流,至今浚县西南古宿胥口河道出现分支,《汉书·地理志》《禹贡》《山海经》各自记载了一条支流。其中载于《汉书·地理志》以及《汉书·沟洫志》《水经·河水注》的下游分支河道,自宿胥口东北流至今濮阳县西南长寿津,继续折而北流至今馆陶县东北,经高唐县西南,至东光县西汇合漳水,东北流至今黄骅市入海。《山海经》与《禹贡》所载下游分支从宿胥口转向北流,经今内黄、魏县、曲周、广宗等地,至今河北深州市,《山海经》河道继续北流,经安平、蠡县,至容城东流,经霸州市在天津市附近入海;《禹贡》河道自深州市东流,在今沧州以北入海。三条下游分支中,《汉书·地理志》所载河道是春秋战国时期长期存在的河道。此外,汉代的笃马河、泒河、沽河、清河、商河等也曾是那时黄河泛滥行经之处。人工筑堤固定的下游河道,被视作黄河下游第一次重大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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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542 战国中期修建黄河河堤之前,下游地带洪水四溢的情景固然早已被时间冲淡了痕迹,远古的传说却深深地刻印在后世的记忆中。大禹治水,“随山浚川”的传说不仅创造了一个抗争洪水的远古英雄,也成为中国历史早期环境变迁的思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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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544 2.战国中期修筑河堤至西汉末年下游河道(前4世纪—公元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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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546 战国中期黄河下游河道两侧出现河堤。据西汉贾让《治河三策》载,战国时期堤距较宽,达数十里,河水“尚有所游荡”,此后堤距不断缩减,“从黎阳北尽魏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里,内亦数重,此皆前世所排也”;西汉时期“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奔流四溢的河水结束了漫流,被束缚在河堤之间,战国时期河水尚有数十里空间可以摆动,西汉年间则被限于狭窄河滩之内,河水携带的泥沙迅速堆积下来,很快形成“河水高于平地”的地上河之势。从今河南浚县西南古淇水口到浚县东北古黎阳县70多里的河段内,河堤高出地面1—5丈,“地稍下,堤稍高”。一次洪水,“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坏黎阳南郭门,入至堤下。水未逾堤二尺所,从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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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548 黄河下游筑堤后,不仅迅速形成地上河,且大堤之内淤积了大片肥沃滩地,人们不失时机地将农田开辟在这里,并渐成聚落。为了保护农田,堤内又有堤,数重民埝,相互挑水,形成河湾,河水“一折即冲,冲即成险”,成为险段。地上河与险段的结合,使这一时期黄河下游屡屡决口,西汉一代决溢11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河决瓠子口(今濮阳西南),河水注入巨野泽,经泗水夺淮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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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550 战国中期筑堤形成的下游河道维持至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新河道形成后,原河道仍然保持着一定河形,被称为“大河故渎”或“王莽故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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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552 3.东汉至北宋前期(11—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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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377554 这一时段黄河下游河道从平静走向动荡,公元11年(新莽始建国三年)黄河决口于今河北大名东,泛滥50余年,至69年在王景主持下进行了河道治理。半个多世纪任凭河水泛滥,与当时执政者王莽直接相关,王氏祖坟位于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河决东流,正好避免祖坟被淹之难,所以王莽不主张堵口。东汉初,王景主持下形成的新河道从长寿津(今濮阳县西旺宾一带)自西汉大河故道分出,循古漯水河道,经今范县南,至今阳谷县与古漯水分流,经今黄河与马颊河之间,从利津入海。这条河道的出现,也被视作黄河历史上的第二次重大改道。河道形成之初没有留下多少决溢泛滥的记载,自7世纪至10世纪这300年内,决溢次数逐渐增多,平均9年出现一次决溢,决溢地点集中在浚县、滑县一段。自10世纪初至1040年的140年内,河道不稳定性再次强化,决溢次数达95次,决口地点主要集中在今浚县、滑县至濮阳、清丰一带。其中著名的决口分别发生在:944年,河决滑州,淹没曹、单、濮、郓等州,水流汇入巨野泽,将其扩展为梁山泊;1019年,河决滑州,河水流经澶、濮、曹、郓等州,注入梁山泊,东南流向泗水、淮河;1028年,河决澶州(今濮阳西);1034年再次在此决口,并冲出一条新河道,名为横陇河,其走向从濮阳东北流,经今聊城、临清,至惠民、滨县以北入海,这条河道维持了14年。横陇河出现后,原来的河道被称为“京东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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