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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宋后期的下游河道（1048—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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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庆历八年（1048）黄河决口于商胡埽（今濮阳东昌湖集）北流，自此开启了下游河道第三次大改道的历程。黄河下游第三次大改道形成的河道不只一条，基本由北流、东流两条流向构成。其中北流自商胡埽经今清丰、内黄、大名、馆陶、清河、南宫、枣强、冀州、衡水、武邑等县市，至天津以东入海。嘉祐五年（1060）河决大名府魏县第六埽（今南乐西），河水东北流，经一段西汉黄河故道后，循汉代笃马河（今马颊河）入海，这条河道被称为二股河，与北流对应，被视作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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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8年以后的几十年内，黄河下游河道频繁决口，每两三年即有一次决口，每三四十年发生一次大改道，时而北流，时而东流，始终没有稳定在固定的河道中，大致以澶州、濮州为顶点，在北起太行山、南到淮河方圆千里内摆动，水过之处，田庐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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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都城开封距黄河决口地点并不远，且黄河下游南北两侧均是国家赋税的重要纳贡地，治理黄河必然成为北宋王朝的大事。然而，朝堂之上，究竟保北流堵东流，还是保东流堵北流，却难以形成统一意见。北流、东流之争伴随河决地点的变化，大概存在三个阶段，经过几番争论已经不仅仅是治河理念的差别，俨然成为政治派别的分野。其中第三次北、东流之争，东流一派代表人物为文彦博、安焘、吕大防、王岩叟、王觌等；北流一派代表人物为范纯仁、苏辙、曾肇、赵瞻、范百禄、王存、胡宗俞等。两派各执一词，东流一派指陈北流存在的弊端：（1）北流河道会淤填北上至海河流域的运河——御河，进而影响驻扎在北边军队的漕粮运输。（2）河北为重要农耕区，北流行经会吞食大量民田。（3）开挖于宋辽边界的塘泊，目的本为限制辽人骑兵南下，由于北流的淤填，将失去应有的防御作用。最终若“河不东，则失中国之险，为契丹之利”[4]。东流一派强调国防与漕运，北流一派则注重地形与水势，提出“东流高仰，北流顺下”[5]，即东流一带黄河行经多年早已淤高，而北流一线却有低洼之处保障河水通行，依水往低处流之常理，北流更近水情。况且“塘泺有限辽之名，无御辽之实”[6]。北流、东流两派几乎势均力敌，帝王也难下决心支持哪一主张。元祐三年（1088）回河东流，五年后河决内黄，再次北流。此后北流、东流并存，且与北宋王朝相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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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代黄河下游河道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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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年中国南北方已经分属于两个政权，女真人在北方建立了金国，南方则延续赵宋政权，后人称为南宋。由于存在南北对峙的两个政权，这一年黄河决口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工决堤。这一年南宋政权为了阻挡金人南下，在今滑县西南李固渡人为扒开大堤，“以水当兵”。这一次河水不再经行以往的河道，流向东南，经濮阳、东明、鄄城、运城、巨野、嘉祥、金乡流入泗水，再由泗水夺淮入海。“以水当兵”没有挡住金人南下，却导致了黄河下游第四次大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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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下游第四次大改道后泛滥依然频繁：（1）决口地点逐渐向上，从最初巨野、寿张、郓城、曹县一带，逐渐移向汲县、阳武（今原阳县）、延津。（2）河道几股并存，且迭为主次。1168年河水再次在李固渡决口，并冲出一条新道，由李固渡经今长垣东北、东明南、定陶西、曹县南、虞城东北、砀山北、萧县北，至徐州与旧道合，并于邳州市东南汇入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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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大改道形成的两条河道，均具有入泗夺淮的流向特点，各自承担了黄河部分水量，其中旧河道占总水量2/5，新河道占3/5。这一次改道的决口与泛滥之地，在宋金两个政权的交界地带，双方均无意堵塞决口，故河道长期保持多股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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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元代至清朝中期的下游河道（13世纪中叶—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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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至清中期黄河下游处于河道最为紊乱的时期，就总体流路而言以夺淮为主，但侵夺范围远远超过此前，从泗水流域向西扩展至颍水一带。此次改道被视作黄河下游第五次大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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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下游第五次与第四次大改道，不仅流向同为夺淮，而且均从人为决口开始。金哀宗开兴元年（1232）已是金王朝晚期，在蒙古军队的压力下，金哀宗从北京一路南下逃至开封，又从开封逃至归德（今商丘）。蒙古人兵临城下之时，金人曾计划在凤池口扒开黄河大堤挡住蒙古军队，但派出去的人无一冲出重围，计划没有实现。城内的金人没有做成的事，却被城外的蒙古人实现了，可是结果如何呢？金人计划决口时就听说凤池口地势高于归德府[7]，决堤之后挡住蒙古军队，也会淹没这座城市，权衡之后，还是决定挡住蒙古人进攻最重要，于是有派遣士兵出城决堤之举。城外的蒙古人同样知道了这一信息，于是挖开凤池口，却没想到城高，河水南下，绕城而去。水淹归德没有达到结果，反而保护了这座城市，延缓了金朝的灭亡时间。这一次黄河决口，水流夺入濉河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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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年，南宋军队北上开封与蒙古军队争夺中原，蒙古人再次人为决河，决口地点在开封北20多里的寸金淀，河水南流，经封丘、开封、杞县分为三股：主流经太康县东进入涡水；另外一支经陈留、杞县、睢县循金末河道，由徐州入泗水，这条流路即古汴水所经之路；第三支从开封向南，经尉氏、洧川、扶沟、鄢陵等地，由颍水入淮。黄河水道夺泗、夺涡、夺颍，最后入淮，将河水的足迹推向黄淮平原的西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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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下游第三次到第五次大改道，河水已经从太行山东麓摆动到黄淮平原西缘，在华北平原上整整绕行了一个巨大的扇形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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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黄河下游长期汴、涡、颍三支分流，并以汴道为正流。元至正十一年（1351）针对堤防残破、决溢不断的现象，在贾鲁主持下开展了治河工程。贾鲁主张“疏塞并举”，挽河东南由泗入淮。根据这一主张，堵塞其他河口的同时，一条经今封丘南、开封北，穿行东明、兰考之间，绕商丘北、虞城南，过夏邑、砀山之间，经萧县北，自徐州入泗水，循泗水入淮的河道形成，这条河道也被称为贾鲁河。贾鲁的治理尚称成功，不但短暂地结束了数条河道并流的局面，且根据水情设计了功能不同的堤埽。“贾鲁河”建成不久，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朝廷无力顾及河道，新的决口泛滥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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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元代黄河下游专意夺淮，那么进入明代，黄河在夺淮的同时，还威胁着运河。明清两代黄河下游河道复杂多变，就时间而言可分成几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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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洪武年间决口，以颍河为干流，时人称其为“大黄河”。此时“贾鲁河”还保持一定水量，固有“小黄河”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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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91—1488年近百年时间内，黄河下游呈南北两个方向分流，一支决口后东北流，冲向张秋（今山东阳谷县东南）运河，另一支东南流，分别夺涡、夺颍，且“贾鲁河”仍有一定水量，四股河道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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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89—1546年经白昂、刘大夏两度治理。其中白昂治河工程要点在于维持运河水道，为此1490年在黄河北岸从阳武经封丘、祥符、兰阳、仪封至曹县筑长堤，以防河水北决入张秋运河，于是堵塞30多处决口，疏浚入濉、入颍、入运诸道以分洪。但两年后河决，还是冲下张秋运河，阻绝漕运。1494年刘大夏主持治河，核心仍然在于确保漕运，于是首先疏浚汴道、入涡、入濉、入颍各条水道，以便分减黄河水势，然后堵住张秋溃口，暂时保住运道。工程完成次年，开始陆续在黄河北岸修筑了两条大堤，以保运道。这半个多世纪的治河方略重点在于分流，而分流的目的与保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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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河在于因地势而导水，但明人治河诸多顾虑，这样的情况在明人谢肇淛所著《五杂俎》中讲得十分清楚：“善治水者，就下之外无他策也。但古之治水者，一意导水，视其势之所趋而引之耳。今之治水者，既惧伤田庐，又恐坏城郭；既恐妨运道，又恐惊灵寝；既恐延日月，又欲省金钱；甚至异地之官竞护其界，异职之使各争其利。”伤田庐、坏城郭、妨运道、惊灵寝四项之中，运道与陵寝至关重要。运河是南北物资交流的命脉，其重要性自不待说。而陵寝在古人的理念中也同样不可忽视，明祖陵即明太祖朱元璋的高祖、曾祖、祖父的衣冠冢及其祖父的实际葬地，位于今江苏省盱眙县洪泽湖的西岸；明皇陵为明太祖朱元璋父母陵墓，位于凤阳县城南7公里处，此两处皇陵都位于黄河河道所经之处。既要治理黄河，又不能阻断漕运、惊扰陵寝，这使治河变得十分棘手。总结来看，这一时期，黄河下游时而北决，多股入运，时而南决，多股入淮，呈纷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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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47—1854年是黄河下游从多股并行渐趋一条河道的过程，而促成这一转变与潘季驯治河相关。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黄河下游河道除经徐州夺泗入淮一条流路之外，其他分支几乎全部塞阻，岔流受阻，干流一线更不可能承受黄河全部来水，决溢更为严重。潘季驯针对泥沙淤积严重的情况，在夺泗入淮水道采取“束水攻沙”之策，即逼近河道修筑堤防，进而通过增加水流携沙能力减缓沉积。这一举措虽然不能彻底解决泥沙淤积的问题，但是却结束了自金代以来黄河下游多股并存的局面。这条由潘季驯固定下来的河道就是当代地图上所标识的“废黄河”或淤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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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清咸丰五年（1855）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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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泥沙含量之高，居世界河流之冠。“束水攻沙”并没有根本解决泥沙淤积之弊，从潘季驯治河至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下游在这条水道上已经流淌了200多年，河堤随着泥沙的淤积而增高，河床渐渐高出地面，成为地上悬河。洪水时节，防御不慎即成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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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咸丰五年，黄河在兰阳铜瓦厢（今兰考县西北东坝头）决口，河水先向西淹没封丘、祥符各县，又向东漫流于兰仪、考城、长垣等县，后分为两股：一股出曹州东赵王河至张秋穿过运河；另一股经长垣县至东明县雷家庄又分为两支。这两股三支在张秋镇与曹州流出者合为一股，穿越运河，经小盐河流入大清河，由利津入海。东出曹州的一股数年后即淤塞，剩下的那股就是黄河正流。这次改道结束了700多年黄河夺淮的历史，河道转向东北，注入渤海。这也被视为第六次大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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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五年黄河改道之初，下游河道并不稳定，水流在以铜瓦厢为顶点，北至今黄河北金堤，南至曹县、砀山，东至运河的扇形地带自由漫流，水势南北摆动，正流无定。每当洪水陡涨，兰阳、郓城、东明等地决口无数。黄河下游河道迟迟不能固定，人为因素起了决定作用：一则由于太平天国起义，遍地烽火，朝廷无暇相顾。再则源自南北政治集团利益之争，黄河北流，首当其冲的是河北、山东等北方之地，山东巡抚丁宝桢等代表北方利益坚决要求堵住决口，恢复南行；安徽、江苏等黄河南行之地的政治人物李鸿章等代表南方利益，怎么可能送走祸水，又再次引回呢？于是提出因势利导，维持北流。这番争论直至光绪年间才有了结果，终于着手在黄河新河道南岸筑堤，固定河道，南方政治集团获得最后胜利。光绪十年（1884）两岸大堤全部完工，河道最终固定下来（图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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