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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江中游河床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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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一出三峡地势急剧下降，河谷虽然比较宽阔，但受两岸低山、丘陵制约，河道比较稳定。江水行至枝城至城陵矶段已是平原，但全长仅400公里的荆江段就不同了，后人留下一句话“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荆江以下中游河道险情虽减，但仍然具有明显的河曲。由于江水水文与地貌的双重作用，中游各段发展变化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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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江进入平原，河谷展宽，水流挟沙力迅速下降，并在河道内形成心滩与江心洲，河床因此而支分为分汊形态。百里洲就是枝江附近河道中著名的江心洲，由此而形成的分汊河道，自先秦时期即已存在。以百里洲为界分成的南北两条河道，素有“南江北沱”之分，即历史时期长江主干道始终选择南江一线；至清道光十年（1830）之后，由于洪水流入内江（即北江），北江水量大增，变为主干道，“南江北沱”演变为“北江南沱”。近百年南沱的水量逐渐减少，有消失的趋势。由于沙洲众多，这段长江水道分汊非常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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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陵以东荆江河道以分流的形式流经云梦泽地区，因此河道发育与云梦泽密切关联，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①全新世初期，江汉平原在新构造运动中处于沉降状态，平原被云梦泽湖水充填，长江以漫流形式汇入云梦泽中[25]，没有清晰的河道。②从周、秦至两汉时期，长江水道至今沙市，主泓道向南形成近似直角，这一以沙市为顶点的直角弯道导致江水中的泥沙不易顺流而下，进而就势沉积下来，形成荆江陆上三角洲。近似直角的河道同样使部分江水冲出河道，最初在陆上三角洲上呈扇状漫流，后形成夏水、涌水两条分流。③长江泥沙之外，影响荆江水道发育还有另一个力量——新构造运动南向的掀斜。用通俗语句解释掀斜，就是地壳出现以一个方向抬升为主的运动。向南掀斜意味着这里的地壳呈现北高南低的变化，水往低处流，南北朝时期这样的变化导致夏水向南摆动劫夺涌水河段，然后长江干流并夏水、涌水而成，并完成下荆江（藕池口以下称下荆江）统一河道的塑造。④魏晋南北朝时期陆上三角洲在江水推力与南向掀斜双重力量的作用下向东发展的同时，迅速向南扩展，三角洲的发展推动云梦泽向下游方向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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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江河段不仅经历河道分合之变，且荆江段的险情与河曲发育相关。曲流发育深受河床所在区域沉积物影响，荆江区域主要由砂层、亚砂层这些疏松物质构成，在水流作用下，极易冲刷，河床迅速展宽，随着河流进入平原水动力降低，携沙力也在降低，泥沙多以江心洲形式沉积下来。若江心洲靠岸即形成边滩，迫使水道弯曲，在地球自转偏向力与弯道环流作用下，曲流不断发展，河道迅速向河曲方向发展。河曲在妨碍航运的同时，洪水期间自然裁弯取直[26]，往往会导致江水四溢，洪水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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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长江中游自城陵矶至湖口属于分汊河型，由于地质、地貌的差异，又可分为顺直分汊河型与弯曲分汊河型两类。其中城陵矶至石码头、纱帽山至武汉市、西塞山至武穴三个河段大体属于顺直分汊河型。这类河型的两侧往往有较多的矶头濒临江边[27]，甚至对称地锁住江道，束缚河床自由摆动，因此河道比较稳定。石码头至纱帽山、武汉至西塞山、武穴至湖口三个河段属于弯曲分汊河段，这类河段右岸丘陵山地濒临江边，矶头较多，左岸大多为开阔的平原，矶头较少，利于弯曲分汊河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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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江下游河床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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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下游河道发育深受长江下游扬子准地台的挤压断裂破碎带影响，尤其安庆以东河道几乎与断裂带完全一致。破碎带由一系列断裂组成，宽度可达10—40公里，第四纪疏松沉积物堆积在上面，有利于河床横向摆动与分汊河道的形成。[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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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长江中下游河道变化涉及一系列地貌乃至于地质学概念，读下来必感晦涩，若用最简单的语句去概括，可归为弯道多、江心洲多，这些流经平原地区河道的特点，是长江洪水与险滩的重要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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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1705376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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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四 长江中下游湖泊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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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群分布区，历史时期由于长江水道以及地质运动、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经历着盈缩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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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梦泽盈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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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江汉平原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良田千顷，稻浪翻滚，但历史时期则是烟波浩渺、雾霭苍茫的云梦泽，这番沧海桑田之变仍然与自然力、人力的双重推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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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梦泽的存在与消失始终没有离开过人们的关注，司马相如《子虚赋》中写道：“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嵂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司马相如的文辞展现了云梦地区的基本地貌形态。基于地理学视角审度这一地区，它是包括山地、丘陵、平原、湖泊、沼泽在内的多种地貌综合体，范围非常广泛，东起大别山、幕阜山，西至宜昌、宜都，包括松滋、公安一带，北抵大洪山区，南缘长江。在这一范围之内，云梦泽仅占其中的一部分，基本分布在缘长江一带，即今天的江汉平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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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平原开发的空间进程基本与云梦泽水体变化同步，《中国历史地图集》结合考古发现以及历史文献记载标定了各个时期行政建置的变化，行政建置反映了云梦泽的变化过程，将这些信息与《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遗址位置结合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现象：城背溪文化与大溪文化遗址基本围绕江汉平原呈环形分布，平原的腹心只有戴家场附近的柳关遗址，其余均为空白，环形区域的北缘在天门以北，西缘止于荆州附近，东面为空白。城背溪文化与大溪文化遗址所形成的环形地带基本在50米等高线处。根据这一遗址分布形势，可以判定50米等高线以下地带多数属于云梦泽水体覆盖的湖沼。城背溪文化距今8000—7000年，大溪文化距今6000—5000年，那时人们选择的居住位置多数处于山麓地带，云梦泽近水之处虽有人类活动的遗存，但数目并不多。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距今均4000年以上，这两类文化遗存沿江汉平原北缘50米等高线分布，30—50米等高线之间的区域也存在一定数量的遗址。与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相比，变化明显之处在于北部边缘的遗存数量大为增加的同时，遗址沿孝感、随州、枣阳一线形成密集的线状分布，此外仙桃、潜江附近亦有零星石家河文化遗存。将前述两种地图资料落实在DEM技术形成的江汉平原地貌图上，遗址与地貌的关系十分清楚（图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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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 江汉平原地貌与史前时期遗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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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历史时期，盘龙城是江汉平原附近为人瞩目的文化遗存，其时代属于商代中期，位于武汉市市区以北约5公里的黄陂区境内，坐落在一座小山丘上。遗址处于长江以北低矮丘陵与冲积平原的过渡地带，东面与东北面为盘龙湖所环绕，西面和西北面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岗地。盘龙城城内东北部发现密集的宫殿建筑遗迹，城外四周分布着民居、手工作坊遗址和小型墓葬。根据出土器物类型判断，盘龙城应为商人南下所建直系方国的都邑，城址选择在这样的地理位置，一方面与黄陂所在地正当孝感、随州、枣阳至中原一线交通冲要相关，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江汉平原云梦泽水体范围，这一时期云梦泽水体边缘基本保持在30米等高线附近，盘龙城应距湖滨不远。[30]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的活动为长江中游地区留下重要的一页。依据考古成果分析，楚人的活动范围同样沿50米等高线留下遗存，此外这一等高线东部地带的楚文化遗存明显增加，并沿平原边缘的孝感至随州、枣阳一线形成遗存的密集地带。这一楚文化遗存密集带，与商代盘龙城相距不远，均属于云梦泽东北缘一带。与云梦泽东北缘对应，在史前文化的基础上，江陵附近同样也是楚文化遗存密集地带，不仅如此，楚国早期都城郢即位于此。长江河道在今沙市以西转向南流，江水北岸面向江汉平原一侧不仅有夏水、涌水这样的支流存在，而且形成以沙市为顶点的陆上三角洲，在泥沙的推动下，陆上三角洲逐渐向东扩展，楚人都郢不仅说明了这一时期荆州一带不属云梦泽水体范围，同时也说明这一处陆上三角洲平原已经开始了较有规模的农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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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至唐宋时期是云梦泽水体退却的时代，县级行政建置的出现成为确定云梦泽水体变化的依据。西汉时期，沙市陆上三角洲上出现了华容、竟陵两县，县级行政建置的出现既是这里人口增加，农业生产发展的标志，也是三角洲范围扩展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云梦泽水体西南缘沿江一带，一直鲜见人类活动遗迹，西汉时期出现了州陵、沙羡两个县级建置，东汉时期在云梦泽北缘设置了云杜、安陆县级建置，西晋时期设置了监利、沔阳两县。《晋书·地理志》荆州条下载有监利县，从《宋书·州郡志》郢州条引《晋起居注》来看，监利县应置于西晋太康初年。《宋书·州郡志》荆州条下载：“荆州刺史，汉治武陵汉寿，魏、晋治江陵，王敦治武昌，陶侃前治沔阳，后治武昌。”陶侃任荆州刺史为西晋末年之事，沔阳县的设置应在此之前。《南齐书·州郡志》郢州条载有惠怀县，从《中国历史地图集》确定的位置，即沔阳附近，属于撤沔阳，置惠怀。华容、竟陵、监利、沔阳、惠怀各县依设置时间从西北向东南方向推移，这一方向也是沙市陆上三角洲的扩展方向。华容、竟陵设置于西汉，监利、沔阳、惠怀设置于南朝时期，其间相距五六百年时间，陆上三角洲向东南移动50—60公里左右，平均每百年10公里。随着陆上三角洲的扩展，云梦泽在淤浅的同时，水体也逐渐向东南推移，以至西汉时期设置在大江北缘的州陵县为水所没，其辖地于刘宋明帝泰始四年（468）并入绥安县（图7-7）。[31]云梦泽的这一变化成为水体退却的重要转折期。此后随着陆上三角洲不断扩展，泽水日趋平浅，唐宋时代云梦泽多已淤填成平陆，司马相如所称道的“九百里云梦泽”为零星小湖所取代，从南宋后期人们开始修建垸田，最后推动云梦泽消失与江汉平原形成。在云梦泽水体退却，江汉平原形成的过程中，农业生产几乎同步推进，从50米等高线的边缘地带逐渐向腹心发展，最终赢得了整个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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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 云梦泽演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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