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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7-6所示江汉平原地貌特征以及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楚文化遗址位置可以大致推断，50米等高线所圈定的空间为江汉平原的基本范围，在这一范围之内云梦泽水体早期覆盖面积较大，此后多数时段集中在30米等高线以下，但无论历史时期还是当代县级行政建置的治所都没有低于25米等高线的位置，这说明25米等高线之下是云梦泽水体最后停留的高程，江汉平原上农业开发的步伐随着陆上三角洲的延伸而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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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洞庭湖湖面盈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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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湖面同样经历盈缩之变，《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指出，全新世以来洞庭湖经历着由小变大，由大变小，即由河网切割平原到周及800里的湖泊，又淤塞为几片湖区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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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区属于燕山运动形成的地堑型盆地，经历反复升降，全新世初期成为河网切割平原。湘、资、沅、澧四条长江支流分别汇入长江，与今日共同汇入洞庭湖，再通过洞庭湖各个湖口与长江相通的局面完全不同。《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显示洞庭湖湖区范围之内发现大量新石器时期遗址以及器物，有些遗址甚至在水下，这些遗址位置证实了洞庭湖区曾为平原的事实。此后湖区范围开始出现下沉，新石器时期遗址密集分布在湖区内部，商周时期已经明显离开湖区，遗址呈现环状分布，环状中心为遗址空白区。根据这样的分布形势，推测环状中心地带出现明显地质下沉，已经充有水体，环境不适宜人类生存，而商、周遗址形成的环状分布带就应是水体的边缘地带。这时湖区水体并不多，虽然不适于人类生存，但在地貌上仍表现出切割平原的特点。至东汉三国时代整个洞庭湖区依然呈现平原面貌，《水经》中湘水“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澧水“又东至长沙下隽县西北，东入于江”，资水“又东与沅水合于湖中，东北入于江也”，这些记载都说明了这一时期平原上湘、资、沅、澧几条大江仍然保持直接入江的局面，洞庭湖区内虽然也存在资水、沅江汇合处这样的小湖，但整体仍然属于平原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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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石器时代结束，洞庭平原与分割长江江水的华容隆起均处于缓慢沉降之中，至东晋、南朝之际长江中游南侧支流切穿沉降中的华容隆起，江水进入洞庭平原，逐渐导致原来河网化沼泽平原变成湖泊，洞庭湖最终形成。[32]《水经注》载：“湘水左会水青口资水也，世谓之益阳江。湘水左径鹿角山东，右径谨亭戍西，又北合查浦，又北得万浦、咸湘浦也，侧湘浦北有万石戍，湘水左则沅水注之，谓之横房口。东对微湖，世或谓之麋湖口也。右属微水，即经所谓微水，经下隽者也，西流注于江，谓之麋湖口也。水又北径金浦戍，北带金浦水，湖溠也。湘水左则澧水注之，世谓之武陵江。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北会大江。”[33]郦道元撰写《水经注》的时代，应为洞庭平原存在的最终时间。洞庭平原与洞庭湖平原分别代表平原发展的前后两个时期，华容隆起为江水切穿之前，洞庭湖尚未形成，这一区域可称为洞庭平原；华容隆起被切穿之后，洞庭湖形成，湖区周围平原应称为洞庭湖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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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洞庭湖附近设置了罗县（今汨罗）、益阳（今益阳）、临沅，东汉设置了作唐（今安乡），三国年间设置了龙阳（今汉寿），西晋时又在龙阳北设置了汉寿以及巴陵（今岳阳），南朝时设置了安南（今华容）、湘阴（今湘阴）、沅江（今益阳北），自此，洞庭湖周围设置的县级行政建置至清代基本没有大的变化。对比商、周时期遗址与南朝时期县级行政建置的位置，两者几乎在相距不远的环状区域内。首先，商、周时期遗址分布与南朝时期县级行政建置的位置关系说明华容隆起切穿之前，地质沉降已经营造了洞庭湖湖盆的基本轮廓，即使在江水切穿华容隆起涌入湖区之前，由于地势低洼这里也不适宜人类生存。自西汉以来各个时期设置的县级治所均位于这一环状区域之外，洞庭湖平原的农业开发以这一环状区域的边缘为起点，实现了全部开发历程（图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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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 洞庭湖演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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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时期洞庭湖的主体范围在今磊石山——赤山一线以北、赤山——明山——华容一线以东的东洞庭湖地区。唐、宋时期，洞庭湖水面进一步扩大，湖水从东洞庭开始向西洞庭扩展，并将华容县西南的赤沙湖纳入其中。宋代，随着湖区继续沉降，水面扩展，洞庭、青草、赤沙三湖连为一体，宋人所作《岳阳风土记》载“夏秋水涨”，“大抵湖上舟行……岳阳西到华容，过大穴漠、汴湖，一日程；又西到澧江口、鼎州、江口，皆通大穴漠、赤沙，三日程；南至沅江，过赤鼻山湖四日程；又东至湘江，过磊石、青草湖，两日程”。由于赤沙湖并入洞庭之中，原两湖之间的华容县南境皆为湖面，依托湖水，捕鱼及贩渔皆成为当地人的生计。[34]此时注入洞庭湖江河的来沙少，湖水不仅清漪且深，夏秋涨水时，湖水深度可达数十尺，这应该是洞庭湖历史上最深的阶段。元、明两代至清道光时期，随着荆江统一河床的形成，从上游带来大量泥沙，淤高河床，湮塞穴口，江患急剧增多。明嘉靖、隆庆年间，江北穴口基本堵塞，长江大量水沙涌向南岸，排入洞庭地区，洞庭湖底不断淤高，在来水有增无减、湖底淤高的情况下，洪水湖面水域继续扩展，道光年间达到洞庭湖全盛时期的顶点。洞庭湖从南朝时期的500余里，发展到唐、宋时期的七八百里，清道光时期的八九百里，全盛期洞庭湖的洪水湖面可达6000多平方公里。盛则衰，由于湖底高程不断淤高，全盛期的湖水深度远不如唐、宋时期，这时统一湖面在平水期则瓦解为若干区域性的湖泊，除了洞庭、青草、赤沙三湖外，还有十几个小湖，冬春枯水时期洞庭地区洲渚全露。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是历史时期洞庭湖演变最为剧烈、最迅速的阶段，清咸丰年间长江大水在南岸形成藕池口，不久冲成藕池河；同治年间冲成松滋口，并形成松滋河。藕池、松滋两口形成之后，从此荆江四口（虎渡、调弦）分流局面形成，荆江泥沙约45%通过四口排入洞庭湖地区。而藕池、松滋两口的形成，使荆江涌入洞庭湖的泥沙急剧增加。由于来自湖区西北地区的泥沙成倍增长，水下三角洲迅速出露，成为陆上三角洲，人们开始在这里筑堤围垸。19世纪后期，西洞庭湖地区湖面大半被壅塞，东洞庭地区的湖面也淤出大片洲土，南洞庭湖区却由于江水南侵，因合并其他小湖而扩展。20世纪初至50年代，江水通过四口将大量泥沙注入洞庭湖区，湖区西北部的陆上三角洲不断向东南发展。随着三角洲的扩展，人工堤垸迅速增筑，洞庭湖被分为东、西、南三个湖区，且湖水面积也从6000多平方公里萎缩至3000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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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鄱阳湖湖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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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因分类，鄱阳湖属于地堑式湖盆，以婴子口为界分为鄱阳北湖、南湖两部分。全新世湖区处于河网切割平原状态，西汉时期在今湖盆中心南湖设置了鄡阳县。《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指出，考古工作者在鄱阳湖中的四山发现汉代古城址与墓葬，其位置与历史文献对于鄡阳县的记载完全吻合。值得注意的是今四山为鄱阳湖中的孤岛，每年洪水来临，鄡阳古城即被淹没在水中。《晋书·地理志》扬州条下仍有鄡阳县，《宋书·符瑞志》载：“太康十年十一月，木连理生鄱阳鄡阳。”此后，鄡阳不再出现于历史文献中，这时正是5世纪。根据鄡阳县的设置可以断定，5世纪前以四山为中心的地带为陆地，并与邻县海昏、鄱阳等县共同位于同一块平原上。两汉时期是以鄡阳为核心的平原地带经济最发达的时期，此后鄱阳湖地区的新构造运动与江河水道的变化导致湖泊面积不断扩大（图7-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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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 鄱阳湖演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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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盆地地堑式的成因特点，导致差异性的断陷活动不断发生，5世纪以后湖盆发生自北向南的断裂下沉，下沉中赣江下游从原来的婴子口以南进入平原，转向偏西注入鄱阳北湖，这一转向导致原本输向南湖的泥沙经北湖进入长江，南湖在断裂下沉的同时，失去泥沙补给，迅速从沼泽向湖泊发展。自南朝至隋唐时期，湖水越过婴子口，向东南方向的鄡阳平原扩展，至宋代南湖所在平原全部陷入湖中，鄡阳县城被湖水包围在孤岛上，大湖取代了原来河网交错的平原景观。[36]在鄱阳湖由小变大的系列过程中，周围的农业开发区也随之出现，并由中心向四周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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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太湖平原水乡环境利用与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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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更新世末期太湖由沟谷切割的滨海平原，演变为碟形洼地的潟湖地貌形态，其后由于入海口的变化，潟湖演变为太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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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6000年前，长江由镇江、扬州一带入海，由于长江所携带的泥沙大量在河口堆积，促使太湖平原发育，沿今丹徒、江阴、外岗、曹径、五盘山一线形成古老的海岸线。太湖接纳茅山、天目山诸溪，东由吴淞江、娄江、东江分流入海。这就是《禹贡》所载“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之语的地理内涵。震泽即太湖，战国前三江还相当深宽，宣泄能力很大。西部山区来水汇入太湖，通过三江排入大海，减少了太湖泛滥。所以在三江系统存在初期，太湖面积比今天小，若依据《越绝书》所载“太湖周三万六千顷”[37]计算，当时太湖面积约1680平方公里，而当代太湖为2250平方公里，相差570平方公里。后因地形变迁，湖盆扩展，今太湖以东、以北诸湖荡开始纳入太湖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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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面积不断扩展及其周围诸湖荡的形成与平原不断向碟形洼地发展同步，导致这一地貌变化的主要原因，来自长江三角洲不等量下降与沿海地区泥沙加积双重动力。太湖平原新石器时期遗址在沿海“岗身”一带均散布于地表，地下遗址最深不过1.5米，但太湖平原中部散布在地表的遗址仅限于较高的土墩或山丘附近，大多遗址聚集在今日的湖荡之间，有些被掩埋在泥炭层下，最深达5米以上，浅者也在2—3米。古代遗址被掩埋在地面以下或沉入湖底是陆地下沉的结果。故考古学界提出东太湖——澄湖——淀山湖，包括吴江全境以及吴县、昆山两县的周庄、陈墓、甪直水网地区，应是沉降中心。由于潮流泥沙不断淤积，海岸线位置迅速向外扩展，沿海地区为阻挡潮流冲击，与海争地，修筑海塘给予保护，从而使沿海地带与湖区地面高差不断增大。宋人郏亶论及太湖水情，谈到“堈阜之地，高于积水之处四五尺至七八尺”[38]。沿海岗身与湖区的高差，使河流比降发生变化，原来宣泄太湖水入海的三江，变成了海水内侵的通道。海水倒灌可逆吴淞江至苏州城东，太湖水只有在低潮时才能勉强排入大海。海水倒灌携带的泥沙在河口地带堆积起来，导致三江系统淤塞，进而堵塞了太湖入海通道。太湖平原成为积水盆地，先后形成大小不等的许多湖沼。东晋南朝时期太湖平原已经屡屡存在大水，宋代三江系统淤塞的形势非常明显，东江、娄江已经不能承担宣泄湖水的功能，太湖入海主要由吴淞江担负，而吴淞江自身也在泥沙影响下不断束狭，太湖自然宣泄不畅，整个平原地区多大水，且太湖面积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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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太湖水体变化同步，人类活动影响也施加于太湖平原环境之中。在太湖平原开发过程中，实现“降丘宅土”，水利工程的修建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虽然两汉时期甚至更早，太湖平原就开始修建水利工程，但真正形成体系始自六朝时期。这时太湖湖面逐渐扩大，太湖平原蝶形洼地的地形特征也更加明显，这样的地形使湖区西部、东部面临的水利整治目标并不一致。太湖水源来自西部山地，主要有苕溪、荆溪两条河流，这些河流常在洪水期造成泛滥，进而导致湖西大片农田为水淹没，因此针对这样的环境特点，从六朝起开始修建各类拦蓄分流工程，其中以练湖与新丰湖、荻塘最具代表性。新丰湖位于常州、练湖位于丹阳、荻塘位于湖州，三地自东向西、自北向南连为一体。面对太湖水源的来路，宋人记载中提到的百渎、长兴之二十四渎、乌程之三十六渎等就是沿这一线修筑的拦蓄水塘。这些塘渎为宋人反复提及，修建时间最晚应在唐代。太湖东部是蝶形洼地的核心，六朝至隋唐时期在修建以塘浦为主的圩田同时，投入最大的是湖堤、海堤的修建，防止湖水漫溢、海水倒灌是太湖以东平原地带水利工程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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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时至宋代，原有的西部拦蓄工程与东部的太湖泄水河道均发生了变化，其中1042年增修吴江长桥，以致吴淞江水道受阻，下游日益淤塞，引发平原腹地水患频仍是关键。壅水致使“太湖宽广逾于昔时”，逢旱时“水退数里……而其地皆有昔日丘墓、街井、枯木之根在数里之间，信知昔为民田，今为太湖也”。[39]湖边“水深不过五尺，浅者可二三尺，其间尚有古岸隐见水中，俗谓之老岸，或有古之民家阶甃之遗址在焉”。伴随太湖水面扩展，不仅“环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常有旱灾”。[40]宋代太湖平原是国之粮仓，频繁的水患引起各方重视，宋人单锷总结前人所梳理的水患原因有三：一是“吴江筑长堤，横截江流”，吴江与太湖泄水通道吴淞江相连接，长堤所在位置正当吴江通入吴淞江咽喉之处，直接影响泄水通畅。二是“由宜兴而西溧阳县之上有伍堰”，功能在于壅水入江，以便减轻荆溪洪水期的压力；后伍堰废，则“上三州之水东灌苏、常、湖也”，进入太湖的洪水量大增。三是宜兴百渎本为分散由荆溪入太湖之水，后百渎塞，则水患增（图7-10）。[41]单锷认为此三条虽属实情，但归为原因均有失偏颇，即这些观点都将问题的关键指向太湖西部的拦蓄分流工程，而太湖水患的核心问题是“纳而不吐”，究其原因弊在东部。故单锷力主“凡欲疏导，必自下而上。先治下则上之水无不疏，若先治上则水皆趋下，漫灭下道，而不可施功力，其势然也”。实现这一主张在于拆除吴江长堤以及入海诸浦由湾变直两项工程，需首先针对吴江东岸沙泥涨塞之地，迁其民户，撤拆长堤，且疏导常州一带入江水道，然后修复百渎等拦蓄分水工程，依循先下后上、先东后西的治理次序。[42]无疑，单锷提出的治理方案不仅具有全局性，而且科学，应是整治太湖水患的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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