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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王朝的建立者为契丹人，政权境内还分布有室韦、女真、奚人、汉人等非农业民族、半农半牧民族以及农业民族，经济生活方式的差异决定了管理方式的不同，针对经济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辽王朝实行南北两面官制度。辽王朝中央设置北枢密院、南枢密院，分别是北面官、南面官系统的最高中枢部门。“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110]地方行政管理中，北面官管理非农业民族，依照这些民族的传统实行部落制；南面官管理以汉人为主的农业民族，仿效中原王朝建立州县制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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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辽代留下的历史文献很少，《辽史》又存在多处讹误，使准确地复原辽代行政区层级与管理体系颇为困难，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辽王朝实行以五京为中心的五道制，且道统辖府、州、县。那么这是否就是辽代行政区层级的真实情况？近年才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其中关树东的研究尤有见地，他在《辽朝州县制度中的“道”“路”问题探研》一文中指出，辽王朝不存在道一级行政区，实际的行政区层级为府、节镇州——防御州、刺史州——县三级行政制度，并踵唐五代惯例，以道指称节度使辖区，有时或指直隶朝廷、宫卫的防御州、刺史州。正由于道不是最高级行政区，故整部《辽史》以及各类出土文献均没有见到与道相关的官员。《辽史》记载府、节度州五十个，分别是：临潢府、祖州、怀州、庆州、泰州、长春州、仪坤州、龙化州、饶州、辽阳府、开州、保州、辰州、兴州、海州、渌州、显州、乾州、贵州、德州、沈州、辽州、通州、双州、同州、咸州、信州、滨州、懿州、苏州、复州、祥州、黄龙府、大定府、兴中府、成州、宜州、锦州、川州、建州、来州、析津府、平州、大同府、丰州、云内州、奉圣州、蔚应州、朔州、东胜州。此外辽朝效法宋朝的转运使路制，在州县管辖地区即农耕民族所在地相继建置了八个专司理财的路，即《亡辽录》所载辽建“五京五计司，如燕三司、西转运、中度支、上盐铁、东户部，三路钱帛司：长春、辽西、平州”。八路治所分别为东京、南京、上京、中京、西京、平州、长春以及辽西路治所兴中府（今辽宁省朝阳市）。显然，辽王朝针对农耕民族分布区采取的行政区设置与管理体系兼唐、宋两朝制度，这应是辽人在历史渐进中因模仿对象改变而更行地方管理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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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辽代地方不存在五京五道制行政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学术界提出了这一观点？关树东指出原因在于《辽史》的编纂者，很显然编纂《辽史》的元代官员受前代以五京为中心排列州县的编纂体例误导，认定辽王朝州县分隶京道，于是《辽史·地理志》的书写体例将府州县置于道之下，导致了后世的误读误解。[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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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代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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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王朝的建立者为女真人，1125年灭辽，1126年攻下北宋都城汴梁，以秦岭——淮河为界与南宋政权南北对峙。金王朝实行三级行政建制：路——府、州——县。路的设置沿承宋代的建置，其行政机构为总管府、转运司、提刑司三司，总管主管军事，与宋代安抚使一职相近，其他两司职能与北宋相同。金代仿效宋代，三司分路与治所并不相同，各司之中总管府最重，路的划分也以总管府路为主，《金史·地理志》载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设置十九个总管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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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路 上京路 东京路 北京路 西京路 南京路 咸平路 河北东路 河北西路 山东东路 山东西路 大名府路 河东北路 河东南路 京兆府路 凤翔路 鄜延路 庆原路 临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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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十九路总管府对应的是十三转运使路以及九个提刑司路。金王朝仿效辽、宋制度设置都转运司，并分路进行管理，十三转运司路分别是：中都路、西京路、辽东路、北京路、南京路、河北西路、河北东路、山东西路、山东东路、河东北路、河东南路、陕西东路、陕西西路。转运使路多数相当于总管府路一路，另有一些相当于总管府两路或三路。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设置提刑司，分九路，泰和年间（1201—1208）改为八路，分别是：中都西京路、上京东京路、北京临潢路、南京路、河北东北大名路、山东东西路、河东南北路、陕西东西路。[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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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位于女真人传统生活地域的上京路、东京路所领属的蒲与、曷懒、速频、胡里、曷苏馆、婆速路虽称为路，但相当于州一级政区，不领民户，只领猛安、谋克。猛安、谋克是金代女真社会的最基本组织，三百户为一谋克，相当于县；十谋克为一猛安，相当于一防御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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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差异性行政建置的出现是存在差异性管理对象的结果，两类不同性质的路属于两种不同经济生活方式的地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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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元代多级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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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王朝，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境土之广“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113]。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持不同经济生活方式的民族、部族。针对政治军事与各民族经济生活的差异，元朝的地方行政管理形式不仅具有多元性特点，且行政区具有典型的多层级、复式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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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行政区的层级达五级之多，一级行政区为行省，行省之下为路、府、州、县，有的地方在行省与路之间还设有由行省派出的宣慰司管辖的道，行政区层级之多开历史之先河。此外，元代行政区属于典型的复式结构，所谓复式结构指行政区层级的设置在地区间并不统一，且同一名目的行政单元领属关系与级别也不同。元朝行政区复式结构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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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五级行政层级的事例不多，多数地区实行三、四层级。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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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五级行政层级最典型的一例。另一极端则是岭北行省只辖和宁路一路，且路之下没有任何行政建置，只存在两个行政层级。这两类特殊层级之外，多数地区实行三、四层级，如中书省镇定路中山府下辖三县属于四个行政层级，而云南行省鹤庆府下辖剑川县则属于三个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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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路之下同一名目行政单元领属关系与级别并不一致。以府而论，既可以隶属于路，也可以直接在行省管辖之下，如中书省河中府隶属于晋宁路，绍兴府直辖于江浙行省；以州而论，既可以隶属于府，也可以隶属于路，如四川行省遂宁、绵州二州隶属于潼川府，而中书省赵州则在镇定路管辖之下；以县而论，则可以隶属于路、府、州任何一级，如江浙行省建德路直辖建德、淳安等六县，云南行省剑川县隶属于鹤庆府，罗江县隶属于绵州。元代复式结构的存在使行政层级变得十分复杂，其关系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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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多级、复式行政区的形成与蒙古军队灭金、灭宋的军事路径相关，并且在行政区的设置上分别效仿辽、宋、金各朝的制度。正是这样的政治背景使元朝多级行政区属于两套系统，一是代表朝廷监临各地的行中书省与宣慰司，二是直接牧民的路、府、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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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初为朝廷的派出机构，设置于各地，后逐渐成为中央机构的分治区。元代共“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曰：岭北，曰辽阳，曰河南，曰陕西，曰四川，曰甘肃，曰云南，曰江浙，曰江西，曰湖广，曰征东，分镇藩服”[114]。征东省不同于其他行省，属于设置在高丽国的具有羁縻特点的特殊行政区，因此具有行政区意义的是中书省与国内十个行省共十一个行政建置。尽管如此，若就行省与中书省职能而言并不完全一致，各行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115]。元代都省即中书省，“都省握天下之机，十省分天下之治”[116]。腹里以外地区中央对地方的统属由行省执行，各行省代表中央重在镇抚并监临地方机构，而不是牧民，主要着眼于政治上的统治和军事上的控制。由于元代行省范围过大，行省与路之间设有宣慰司，“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117]。宣慰司属于与行省相同的监临地方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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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行省、宣慰司之下各级别行政区官员为真正的牧民官，“司养百姓，曰：盖取牧者，能守养之义，路、府、诸州是也”[118]。元初共有“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三，州三百五十九，县一千一百二十七”[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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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赋税分配对于政权的维持至关重要，而地方行政管理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征纳赋税，元代行政区之间的属性决定了“府科于州，州科于县，县科于民”[120]，即赋税收敛通过路、府、州、县，全部财赋储存于地方仓廪，然后解运至行省或朝廷，送交朝廷与地方留存的比例大约为7∶3。[121]仿效宋代的税收留存，地方不但留存量小，而且几乎没有独立支用权，朝廷通过控制财权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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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正式将西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之内，中央设有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且统辖吐蕃地区的行政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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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元三代均为非农业民族建立的政权，针对经济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采取多元地方管理方式的同时，在农耕区建置行政区实行中央集权管理却是共同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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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明代行政区与地方行政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