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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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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元典章·圣政》卷二《典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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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元史》卷二二《武宗纪》载：“中书省臣言：帑藏空竭，常赋岁钞四百万锭，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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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九二，洪武七年八月甲午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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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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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陈晓珊：《明代登辽海道的兴废与辽东边疆经略》，《文史》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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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清通典》卷三三《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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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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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大清会典则例》卷三八《户部·库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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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羡余为地方官吏施加给百姓的各种附加税，明代属于地方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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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第十讲 空间的政治——行政区划界原则与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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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是地方官员权力依托的空间，行政区界限则是界定官员权力空间的标识，以地理学的视角审度此两者，前者将政治赋予地理，后者用地理影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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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定势力空间的大小，且明确界限走向，并不是人类社会从来就有的行为。界限是一个政权或部族、部落空间扩展中受阻而停顿下来的地方，而受阻的原因一方面来自山脉、河流、湖泊、森林等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另一方面则来自势均力敌且相向发展的族群。在这两种力量的影响下，界限逐渐产生，而推动人们扩展空间的动力则是对于更多资源的追求。史前时期人口稀少，人们的生产、生活均集中在以聚落为圆心的数公里范围之内，这样的活动范围相对稳定且与一定的人群具有对应性。那时有限的人口相对生存资源而言，绝对是地胜于人，而不是人胜于地，因此那个时代的人们利用资源，却没有必要占有资源。当历史进入国家阶段，夏、商、周三代，封国乃至部族固然互有界限，但由于地旷人稀，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农田围绕都邑形成岛状农业区，农田之外为原生态环境，这样的人地关系，不仅在空间上以都邑为中心形成人口密集程度与土地开垦程度不同的国、郊、野之分，且因人口稀少，境界往往被忽略。这时各个封国、采邑与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城邦国家很相似，城邑既是政治中心，也是人口与经济中心。春秋时期列国之间战争频繁，为了赢得战争，鼓励人口增殖与扩大耕地面积成为各国共同实行的策略。在这样的政策影响下，原来存在于国与国之间的荒地逐渐被开垦为农田，诸侯国的境土连成一片，从城邦国家转向领土国家。这时不仅需要分清彼此疆土，且在边界地带渐具陈兵守境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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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历史时期的划界原则，大致出于两类，即“随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境界形成之初并没有一定之规，由于山川是人类空间扩展的自然障碍，往往就成为政权、部族彼此之间的界限，后来称这一境界构成原则为“随山川形便”。“随山川形便”依托自然障碍而构成的境界是人类对于环境自然选择的结果，大约从春秋中期开始这一界限原则已经成为诸侯国间确定边界的依据；此后出现的“犬牙交错”划界原则则含有更多的人为因素，用地理控制政治、军事乃至经济是实施这一原则的主要意图。从那时起，这两条划界原则同时应用在历代行政区划中，不仅被沿承到今天，且因政治需要不断改变组合形式与地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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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一 “随山川形便”行政区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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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山川形便”是依凭山脉、河流、湖泊等自然地物作为行政区边界，使行政区与自然地理区保持一致的划界方式。自然界中的山川河湖是最明显的地标，以此作为行政区的界限既是人类扩展空间的自然选择，也具有明显且相对稳定的特点，这正是宋人郑樵“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讲述的道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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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樵肯定“随山川形便”作为境界具有“千古不易”的特点之后，随即指出：“所以《禹贡》分州必以山川定经界，使兖州可移，而济、河之兖不能移；使梁州可迁，而华阳、黑水之梁不能迁。”《尚书·禹贡》成文于战国初期[2]，文中九州不仅兖州、梁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河惟豫州”，“黑水、西河惟雍州”，但凡言及州界均属“随山川形便”。固然《禹贡》九州仅是古人划分的理想空间，并未成为现实，但这样的边界书写方式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随山川形便”必然是那个时代应用最多的划界方式。“随山川形便”的划界原则在春秋中期已经出现于历史记载中，周振鹤曾运用赵穿弑君的事件来说明这一问题。《左传》载：“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在春秋中期晋灵公时期，晋灵公无道，为晋国大夫赵穿所杀，事件发生时身为正卿的赵盾即宣子逃出。事后史官的记载中却如此书写：“赵盾弒其君。”赵盾十分不解，史官说你身为国家最高行政长官，逃亡不越境，返回又不讨贼，不是你弑君还能是谁呢？对于这段历史的书写，站在今天的立场作何评价无须赘述，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其中的地理信息：将“宣子未出山而复”与“亡不越境”合并考虑，一个结论自然形成，即山为当时晋国的国界。另一例则在战国晚期，《战国策》载：“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3]这是一个为人所熟知的故事，燕太子丹易水边送别荆轲的悲壮场面，即使两千年之后的今天仍令人心弦震动。从地理学的视角重审易水送别，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送别之地在易水边？原因十分清楚：战国晚期燕国依凭易水为南界[4]。虽然最初燕国南界在易水以南，但在战国后期列国之间的军事抗衡中，临易水为界已然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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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山川形便”的划界原则在历代行政区划中广为应用。秦统一天下，实行郡县制管理，郡作为一级行政区，其界限的确定多处体现“随山川形便”的原则。其中庐江郡东面以武夷山与闽中郡为界，西面以罗霄山与苍梧郡为邻，南面为南岭，北面为大江，呈现典型的“随山川形便”原则。此后，西汉王朝代秦而立，设置在这里的豫章郡也同样依凭“随山川形便”的原则与周邻为界。“随山川形便”的划界原则在唐代得到更大的发扬，《新唐书·地理志》载：“太宗元年，始命并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道”为监察区，唐初划天下为十道，后析分为十五道，“随山川形便”是确定“道”与“道”界限的主要原则，如淮南道以淮河、长江为界，河南道以黄河、淮河为界，均属此例。此后“宋始分为十五路，继为十八路，后又析为二十三路，皆因山川形便设为藩服以分统天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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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不仅圈定了官员的施政空间，自身所具有的地理意义也作用于其圈定空间的政治、经济、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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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中国人的一句俗话，讲的就是自然环境与人文习俗之间的关系。“随山川形便”原则之下形成的行政区保持了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行政区与自然区吻合，区域内部不仅自然环境相近，人文习俗也基本统一。与“随山川形便”不同，自然地理单元之间由于环境差异，生活于其间的人们有着各自的生产方式、物产、方言、民风民俗，这正是《汉书·地理志》中“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所揭示的道理。“随山川形便”原则下行政区内自然环境与人文习俗统一，便于管理、便于沟通，就管理而言无疑具有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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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山川形便”的划界原则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劣势，古人称完全以山川为界的区域为“形胜之区，四塞之国”，就军事地理而言具有易守而难攻的特点，冷兵器时期这一特点尤其突出，若割据者拥险而自守，极易形成与中央王朝分庭抗礼的局面，这就是《周易》中“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所包涵的道理。凭借“随山川形便”而拥有“形胜之区，四塞之国”的地理形势，四川、山西均属典型。其中四川盆地，北有秦岭、巴山，南有云贵高原，东有三峡及川东平行岭谷之地，西靠青藏高原，依凭地理之势历史上先后有蜀汉、成汉、前蜀、后蜀以及元末明玉珍、明末张献忠建立的政权，地方政权反复出现，战争动乱屡屡发生，正因此，明末清初欧阳直公《蜀警录》中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之语，一直流传至今。同样具有“随山川形便”之势的是山西，这里虽地处黄土高原，但黄河西来绕过西、南两侧，东有太行山，北有雁北山地，也具备“形胜之区，四塞之国”的地理形式，历史上在这里建立政权的有前赵、后赵、北汉等，一直到民国时期，任山西省省主席的阎锡山名为国民政府官员，实为山西土皇帝，都与这里的地理形势密切相关。如果说四川、山西的地理形势曾经成为割据政权拥险自守的屏障，那么被古人盛赞为“关中形胜之地”的今陕西省中部八百里秦川，在中国历史上更是不止一次凭借易守难攻的地理形势完成了统一大业，周、秦、汉、唐正是从这里起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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