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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四条翻越秦岭道路，祁山道也应算入其中。祁山道道路所经之处为秦岭西端余脉，今甘肃礼县附近有山被古人称为祁山，祁山道就从礼县起步，沿嘉陵江西源西汉水，经西和、徽（甘肃徽县）成（甘肃成县）盆地与故道相汇进入汉中。祁山道虽然路途很长且与关中相隔于陇山，但沿途平坦路程较长，有其便利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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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山脉不仅在自然地理上构成亚热带与暖温带的分界，而且凭借地形影响山脉两侧的政治、经济、军事。仅从历史军事地理着眼，秦岭以及秦岭通道发生过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秦汉之际与三国时期的历史尤其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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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秦末农民起义之机，刘邦“斩白蛇，入武关”，进入关中驻军霸上；项羽却在河北面对秦军主力，凭借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勇气，九战九捷，大败秦军。齐、燕、魏等各路救赵军队在楚军神勇之下毫无参战勇气，皆作壁上观。[9]项羽赢得巨鹿之战，在通向关中途中坑杀二十万秦军降卒于新安，留下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位秦军将领，并带入关中。鸿门宴后“立沛公为汉王，而三分关中地，王秦降将以距汉王”[10]。其中“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邱。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徳于项梁。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故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11]。三位秦军降将受封地点均与关中相关，故后人也将关中称为“三秦”。对于被封为汉王这一结果，刘邦虽然并不情愿，但为了避祸，就近从子午道奔赴汉中，并听从谋士张良的劝告一路烧毁沿途栈道。刘邦进入汉中后，无论他本人还是部下没有一天不盼望打回家乡，就在这时原本为项羽属下的下级军官韩信一路追随刘邦从故道进入汉中，几经周折终于被刘邦拜为大将军，并率兵杀出汉中。韩信出汉中选择的就是他来时所经之故道，亦称陈仓道，后来这段历史经民间演绎留下“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这一传说；但这个传说至元代才在艺人说唱中出现，此前任何历史文献均不见记载，因此“明修栈道”并不可信。[12]韩信率部从陈仓道突然出现在关中，给驻守在关中的章邯一个措手不及，于是韩信迅速击败章邯，司马欣、董翳相继投降，进而赢得关中，历史上将这一事件称为“北定三秦”。刘邦落脚关中之后，凭借“形胜之区，四塞之国”的关中地理形势，拉开了与项羽争天下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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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魏、蜀、吴三个政权中蜀汉最弱，但诸葛亮以攻为守的战略却使这一弱国能够长期与曹魏、孙吴政权比肩而立，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蜀中用兵令人分外关注。后人称颂诸葛亮一生的业绩，常用未出茅庐三分天下、六出祁山、七擒孟获来概括，其中有民间演绎的成分，也有事实，其中“三分天下”来自《隆中对》[13]。依《隆中对》，诸葛亮为刘备计划获取益州、荆州的目标均已实现，但后来关羽“大意失荆州”，荆州得而复失；而诸葛亮预测曹魏政权内部可能因争权而出现内讧的“天下有变”也始终没有出现。在这样的局面下，以攻为守是诸葛亮保全蜀汉政权的最佳选择。但诸葛亮率领蜀军北伐，并非民间所传“六出祁山”，而是五次，且五次北伐也不都是兵出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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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主持的五次北伐，三出祁山，一出故道，一出褒斜道。诸葛亮用兵一向谨慎，非“十全必克而无虞”不出兵，故选择这些道路一则求稳，更重要在于坡坂较少，利于粮草辎重通行，此外祁山附近还可以就地屯田种植小麦，解决粮食需求。但是这些道路的北出口分别在陇右、陈仓，不仅距离曹魏国都洛阳很远，且与关中政治中心长安也有相当的距离，尤其祁山道北出口位于陇右，受陇山阻隔不仅难以对曹魏政权造成威胁，就是关中曹军也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打击。其中在后世戏文中屡有表现的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一幕，就发生在建兴六年（228）出祁山道北伐之后。[14]戏文突出的是诸葛亮顾全大局、不徇私情的圣贤之风，而地理学关注的则是街亭的军事地理价值。街亭亦称街泉亭，故址在今甘肃庄浪东南，陇山山口之处。陇山即六盘山，南北走向的山体将关中平原与天水盆地各分东西，街亭是从陇右进入关中要害之处，失去街亭就意味着阻断了通向关中之路，故诸葛亮斩马谡绝不是因为一战得失，而是因为马谡断送了此次北伐。纵览诸葛亮北伐，尽管没有对曹魏政权构成真正的军事威胁，但却对曹魏进攻蜀汉起到牵制作用，进而达到了以攻为守的效果。蜀汉将军魏延曾针对诸葛亮以攻为守的策略，提出自率精兵五千，出子午道攻打长安之策。[15]所谓精兵指不携辎重，只带数日干粮，身骑快马的部队；而子午道从秦岭北坡下来，快马只需半个时辰，若出其不意偷袭，应对曹军造成实质性的打击。但诸葛亮一生谨慎，没有应允这一提议。诸葛亮晚年试图给关中曹军以真正的军事打击，从建兴九年（231）开始一面练兵备战，一面修整褒斜道上的栈道，并制作木牛流马运送物资，三年后即建兴十二年统领十万大军循褒斜道北上，魏廷大震。魏将司马懿为避其锋芒，采取坚守不战之策，双方在渭河之滨相持一百多天，诸葛亮病死距山口50里地的五丈原军中，此次出兵无功而返。后人评价这次军事行动无限感慨，叹其“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图1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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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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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翻越巴山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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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呈西北——东南向延伸，不仅南北界分四川盆地与汉中盆地，也是川陕交通的一段险途。翻越巴山道路从汉中出发进入巴蜀之地，主要道路自西向东分为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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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道路中金牛道最为重要，无论军队还是民间翻越巴山主要选择金牛道。金牛道得名于传说，《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县北五十里南中山。昔秦欲伐蜀，路无由入，乃刻石为牛五头，置金于后，伪言此牛能屎金，以遗蜀。蜀侯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堑山堙谷，致之成都。秦遂寻道伐之，因号曰石牛道。”当地人依据这一传说，也将这条道路称为金牛道。战国时期秦人征服巴、蜀发生在秦惠文王时期，载入《括地志》的这一传说与秦人这段历史相关。剑门关是金牛道上险要的关隘，穿过剑门关道路分为两支，一支进入成都平原直指成都，另一支沿嘉陵江经阆中、南充至重庆。越巴山道路中米仓道与洋巴道沿途均以山谷为主，行走困难，鲜有人经行这里；尽管如此，也并非完全绝迹，唐代诗人杜牧诗中“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描写的是唐玄宗时期杨贵妃喜食荔枝，快马急送的情景，杨贵妃盘中的荔枝并非来自岭南、福建，而是出自重庆一带。四川原本十分炎热，重庆一带小地貌的作用更提升了这里的气温，时至今日仍然属于长江沿岸“三大火炉”之一。在这样的小气候条件下，唐宋时期重庆至三峡一带均种有荔枝，传送荔枝的士兵从这里拿到荔枝，为了保鲜，选择路途较短的洋巴道翻越巴山，然后再经行子午道直下长安，正因此，洋巴道也被称为“荔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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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条越巴山道路外，金牛道以西还存在一条阴平道，这条道路连接甘肃东部与四川，山高谷深，林森草茂，人烟稀少，为蜀道中至为艰险的一条。阴平道起步于今甘肃文县（西汉为阴平道，东汉为阴平郡），道路沿线主要山脉有今甘、川两省界山摩天岭，摩天岭山脉南为龙门山脉，两条山脉间有一条东西向的丘陵谷地，为阴平道必经之处，今四川青川县白水街即位于这里，由此沿白龙江至昭化与金牛道相汇。此是正道，另有一分支，即三国时期魏将邓艾所经行道路，这条道路自白水街翻越摩天岭至乔庄、青溪一线，沿涪江而下至江油。[17]当时，钟会率领曹魏大军已破汉中要塞，并攻破通向金牛道的关口阳平关，但蜀将姜维固守剑门关，魏军无法从正面入蜀，被困于关城之下。邓艾乃率一部魏军由阴平险道摩天岭迂回江油，至剑门关后直指成都，迫使蜀汉后主刘禅降魏。[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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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上的往事早已过去，脚下成行的道路也已被铁路、公路取代，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却穿越时空，毫无阻碍地留在后人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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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170537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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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三 西南地区交通道路与民族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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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包括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与重庆市全部，自然地理上分别属于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川东平行岭谷三大地理单元。西南地区地形复杂，山地、河谷平原交错分布，不仅贵州素有“地无三尺平”的说法，而且区内整体以山地为主，交通道路是将西南地区不同地理单元连为一体的纽带。自秦汉以来，从成都南下主要有两条大道：一条经邛崃，过大渡河南下，即牦牛道，唐代称清溪关道；另一条偱岷江而下，至僰道、键为西南行，即唐代石门关道。牦牛道达云南，僰道通贵州，成都平原正是北上南下的道路核心所在。历史时期以这里为核心，向北联络中原，向南统辖、羁縻诸蛮，并自北向南形成明显的圈层结构。这一圈层主要表现为以自然环境为基础、以民族分异为前提的经济文化圈，成都平原及其毗邻地区既是西南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也是华夏文化布化所及的范围，自此向南，华夏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弱，地方文化的影响力则逐渐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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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川滇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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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蜀道一路西南行，进入云贵高原，蜀道也被分为两支：一条沿青藏高原南下，指向云南；另一条东南行，也转向云南。两条道路的分离处在成都，再度相汇则在云南的曲靖、滇池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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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关道（五尺道）：成都→宜宾→昭通→威宁→宣威→曲靖→滇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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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关道（清溪道、牦牛道）：成都→邛崃→雅安→西昌→姚安→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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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滇两地间有大江峻岭相阻隔，道路开辟十分困难，历史上基本只有两条大道：一条是石门关道，自成都出宜宾，经四川高县境内石门山通往云南昭通、曲靖。这条道路的开通始于秦始皇时期的将军常，由于开路艰辛，道路险狭，也称五尺道。汉武帝时期唐蒙重开石门，“凿石开阁，以通南中”[19]，将五尺道加以整修扩建。另一条道路由成都南下，经邛崃、雅安南渡金沙江至洱海。历史文献记载这条道路的通行始于汉武帝时期司马相如通西南夷，因途经汉代所置灵关道而得名。[20]近年考古发掘证明，新石器时代晚期西北地区与云贵两地就存在文化交往，其中源于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类型的器物均在这一带发现，文化影响最远达滇东、黔西一带。无论间接传播还是人群迁徙的直接输入，文化传播证明，早在三四千年前，西北与西南即存在一条可通行之道；若将具有北方文化特点的文物出土地点联为一线，应该就是汉代开凿的灵关道的取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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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滇黔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