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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古道的另一分支，由云南通向贵州乃至广西。《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为我们了解这条道路的走向提供了信息：唐蒙上书汉武帝：“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汉武帝采纳了这一计策，并派唐蒙为郎中将出使夜郎。唐蒙此次出使不仅成功地在夜郎之地设置了犍为郡，还“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牂牁江即红水河上源之一北盘江，江水源于贵州，流入广西，唐蒙自僰道将道路延伸至牂牁江沿线，打通了川、滇、黔、桂数省间的古代交通道路。这条道路也被后人称为夜郎道或南夷道（图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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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西南交通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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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茶马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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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是因茶、马贸易而得名的古商道。商道源于唐代，那时云南的南诏政权一度依附吐蕃，由此为滇藏之间的商贸往来奠定了基础；而商道的兴盛却在明清时期。茶马古道主要有滇藏、川藏两路道路，其中滇藏古道以今普洱为起点，北上经大理、丽江、中甸、德钦至拉萨，然后进入尼泊尔、印度境内；川藏古道以今雅安为起点，北上理塘、巴塘进入青藏高原，经芒康、左贡、邦达至昌都西行至拉萨，再南下出境。清人倪蜕《滇小记》提到的入藏路线，基本就是这两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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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上的主角是马帮，长年以来载着货物的驮队不仅穿行于滇藏、川藏两条古道，但凡自然条件允许之处，均有马帮留下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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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南地区民族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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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高山大江的阻隔，历史时期西南地区部族与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性。西南地区南部以非汉部族为主。《史记》提到夜郎、滇、邛都、嶲、昆明、徙、笮都、冉駹等部族[22]，其中夜郎活动在今贵州安顺，主要地域为北盘江流域；与夜郎相邻的有西僰，僰地在夜郎以西，今宜宾至昭通一带，古僰人原居青衣江附近，岷江至键为以南地带，后因汉民渐多，南迁至此，僰人属于古羌人的后人；滇主要活动在滇池一带；邛都位于滇以北，今西昌及凉山地区；邛都以北为笮都，即今雅安一带；嶲即嶲唐，在今保山一带；昆明在今大理一带；冉駹位于大渡河以北，蜀之西境。邛都、滇、昆明三个部族主要活动在金沙江流域，金沙江以北为邛都部，金沙江以南分为滇、昆明两个部族。这三个部族乃至于更北的笮都部都属于古羌人。考古发掘证明，滇以及昆明部所在地均发现与齐家文化接近的器物，由此推断古羌人的南迁应在齐家文化期之后，且偱青藏高原边缘，逐步迁移定居在洱海、滇池等地。上述部族中夜郎、邛都、滇是有耕地、有农田的农业部族；嶲唐、昆明属于随畜牧迁移的游牧部族；笮都为半农半牧部族。这些西南部族早在先秦时期即与秦、楚等国有文化联系，进入西汉时期，朝廷相继在这里设置郡一级的行政机构，夜郎一带为牂柯郡，僰人区域属键为郡，邛都部所在地设越嶲郡，滇、昆明两部区域设益州郡，笮都一带一度设过沈黎郡。这些行政机构的设置来自于汉王朝之令，但其内部管理则以部族为基础。此外哀牢夷也是生活在这里的重要部族，《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古哀牢国。”东汉永昌郡即今保山所在地，以此为中心，哀牢部族分布很广，包括今保山、德宏两市直抵伊洛瓦底江上游。[23]就文化属性而言，尽管西南地区部落族属不统一，但经济生活方式却都因道路与内地相通而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图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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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 秦汉时期西南部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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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历史中，汉代的西南夷经过部族之间的分合，形成被中原称为蛮、夷、瑶、僚等多种民族。至宋代，许多蛮夷民族已被同化、融合，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多数仍居住在交通不便的山区、高原。根据宋代文献记载分析，长江沿线是这些民族分布的北界。长江以南虽然设置有行政机构，但或为蛮夷民族聚居区，或为华夷混居，设置在这里的行政机构多为羁縻州。[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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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西南地区大多数部族生产方式落后，许多地区甚至一直到20世纪中期仍保持着原始农业生产方式，山区尤为突出。山区闭塞落后，平原坝子却显示出不同凡响的成就。西南地区平原坝子所占面积十分有限，仅占全区面积的4.9%[25]，多数集中在今云南境内，不仅有着悠久的农业开发史，也是整个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战国末年楚人庄蹻入滇首先到达的地方即为滇池一带，“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至滇池[26]”。滇池附近本是以农业为基本经济生活方式的滇部落活动区域，庄蹻带来的内地生产技术对于推动这里的农业生产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早在庄蹻进入之前，位于滇部落以西洱海一带的嶲部与昆明部都是保持畜牧业经济生活方式的部族，此后在滇池一带农业的推动下，云南平原坝子的农业基本遵循自东向西的空间开发进程，西汉时期主要发展于滇东北以及滇池一带，东汉开始向滇西北特别是洱海地区移动，经三国魏晋南北朝，云南与外界的来往逐渐增多，进入这里的内地人口也开始增加，至南诏时期云南的农业生产已经形成一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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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两代是云南社会经济变化最大的时期，引起变化的原因来自于元代的军屯、明代的卫所建置。这些与驻军相关的屯田主管机构驻地与主要交通道路有着明显的一致性，今昆明、大理两地既是云南连接四川、贵州的灵关道、石门关道、夜郎道的终点，又是连接印度、越南的天竺道、交趾道的起点。天竺道从今大理出发南下，经今保山至瑞丽出境；交趾道从今昆明出发经今建水沿元江南下至越南，另由今建水东行经今开远、富宁至今广西南宁，再通向越南。因此大理、昆明两地无论军事还是交通都有着重要意义，元代主要军屯地点基本以控制这两地为核心，形成东西向排列，其南向凸出的部分正是沿元江一线交趾道的走向（图12-5）。明代在云南都司之下设置的卫所走向与元代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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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5 云贵两地元明军屯、卫所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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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两代军队驻地与主要屯田区分布尽管基本一致，但农业开发力度完全不同，元代参与屯田的主要是爨人、僰人[27]，即白族。屯田参与者来自于当地，整个地区人口没有明显的增加，因此农业开发力度也没有大幅度提升。而明代就不同了，从明初即实行大规模移民，将内地农民迁入西南从事屯戍，充入卫所之中。[28]明初移民已经具有“土著者少，寄籍者多”的态势了，此后人口陆续迁入，使这一态势在云贵北部更为明显。明代卫所制度设置在增加整个云贵一带人口的同时，也在空间上改变了民族分布结构。由于卫所主要设置在北部，内地迁入的汉人也主要集中在北部。大量汉人进入北部一方面与当地生活在坝子中的白族等民族杂居，另一方面则推动着其他民族向南迁，向山区迁移。今天西南地区一些民族分布在海拔很高的山区，明朝以来内地人口的迁入是促使这些民族走向深山的重要原因。随着内地汉人的进入，取代、排挤生活在平坝中的僰人、爨人，即白族等；僰人、爨人又取代、排挤其他民族，最终迫使其他民族南迁的同时，一步步走向山区，并从山麓走向山巅。平地坝子与山地之间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居住在坝子上的民族生产方式都较先进，山上的民族则相对落后；随着居住位置增高，生活在那里的民族生产方式趋于原始，山上山下在生产方式、社会进步方面可相差几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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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贵高原的东部为贵州，地势西高东低，大部分地区为石灰岩所覆盖，地形破碎，土壤贫瘠。贵州的自然地理条件制约了这里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当地的土著主要为苗、瑶等民族。元代军屯、明代卫所同样影响到贵州的人口构成与经济进程。明代贵州都司所辖卫所也主要集中在北部，并分布在连接四川、云南、广西的道路沿线。总体来看，卫所分布界限以北是卫所的主要屯戍地，行政机构的设置也与内地一致，以府、州、县为主；这条界限以南地区以当地土著民族为主，行政管理形式采取土司制度，土官与流官不同之处在于，土官来自当地土著首领，流官则为朝廷命官，凡实行土司制度所在地，均为当地土著民族的聚居区（图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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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道路将西南地区与内地连为一体，民族融合、文化传布，同时也带来基于经济发展进程而呈现的人口地理分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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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1705376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