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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地区同时拥有“天府之国”“形胜之区，四塞之国”之称，独占冷兵器时代少有的地理优势。正因此，战国时期纵横家游说列国，苏秦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东有崤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8]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说楚王曰：“秦地半天下……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9]正是这样的地理形势，成为秦统一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秦亡，项羽进入关中之后，“韩生说羽曰：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肥饶，可都以伯”。而项羽因“秦宫室皆已烧残，又怀思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舍弃立本之地而东去。故韩生留下这样的话：“人谓楚人沐猴而冠，果然。”[10]刘邦也是楚人，北定三秦后，选择何处为立本之地？谋士给予刘邦的建议几乎与韩生所言相同。刘邦赢得楚汉之争，对西汉王朝的国都究竟放在洛阳还是关中举棋不定之时，娄敬对他说：“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11]张良也有类似的话：“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12]两千多年以来，不知多少人讨论过汉胜楚败之因，关中独占的地理优势几乎是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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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因地理优势而成为中国历史早期成就天下霸业的起步之地，西汉文帝时期儒生贾谊名作《过秦论》开篇即点明“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凭借这样的地理基础，当面临山东诸国“以十倍之地，百万之师，叩关而攻秦”的危险局面时，尽管“秦人开关延敌”，但“九国之师”却“逡巡而不敢进”。于是“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只弄了个“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的结果。随后“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最后完成了统一天下的伟业。继秦之后，刘邦同样凭借关中的地理基础赢得了汉家天下。楚汉之争的作战之地不在关中，根据地却是关中。西汉开国后，论及各路功臣，刘邦认为萧何功居首位。与那些浴血奋战、攻城略地的将军相比，萧何虽然无一城一地之功，但在兵源粮饷供给方面却做出重大贡献。“汉王与诸侯击楚”，相持五年，损兵折将，多次轻身逃跑，萧何驻守关中，不等刘邦诏令，即从关中派军队补充兵源，济汉军于困境之中；汉与楚在荥阳相守多年，军中存粮不足，萧何屡屡从关中转运粮饷，救汉军于乏绝之时。固然刘邦多次丢失山东，但萧何却常保全关中，以待刘邦回归。[13]萧何在楚汉之争中济困救乏之功成功地表现了治国才能，但关中之地“四塞之国”易守难攻与“天府之国”物产富足的优势，才是萧何施展才能的地理基础。无论秦、汉还是起步于关中的其他重大历史事件，均没有脱离这里作为“根本之地”的地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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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关中地区具有“根本之地”应有的地理优势，但是，要成为根本之地，在自身拥有优势的同时，“立本者必审天下之势”，这就意味着还需要具备相对于其他地方的比较优势。因此，讨论中国历史自西向东的空间进程，必须考虑“天下”的地理。且以战国时期为例，农业是传统社会的立国基础，商鞅以“武爵武任”“粟爵粟任”为核心的变法，使不为山东列国看重的秦国一跃成为强国。这时的秦国要完成统一天下之举，若仅靠自身的地理优势，仅能做到守本，而起事则需要运用天下之势。运用天下之势，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军事谋略就成为关键性的因素。战国时期伴随秦人的崛起，两个立场不同的政治联盟相继出现，以苏秦为代表首倡合纵，继此之后，张仪再倡连横，所谓合纵即为合众弱以攻一强，而连横则为事一强以攻众弱。结盟的对象与目的不同，结果也大有区别。加入合纵之中的盟国，抗秦只是目的之一，更大的目标在于通过联盟获取自己希望的利益，一致抗秦仅是暂时之举，内部争斗则处于主流。故那时的谋士曾对山东国君说过这样的话：若两只野兽知道老虎逼近自己，绝不会再继续厮杀了，如今山东诸国的国君却没有意识到秦国威胁到自己，仍然互相争斗不止，且两败俱伤，连野兽的智力都不如。[14]连横就不同了，联盟的利益核心是秦国，无论盟友是否更移，核心利益不会改变，因此在山东诸国“从散约败”的时候，连横却始终存在，即秦国从来没有失去过追随者，且通过破坏对手的联合，将自己追随者的土地变成对手联盟的障碍，甚至借追随者之力达到削弱对手力量的目的，其性质与当代的代理人战争十分接近[15]，《战国策》中名为《秦使赵攻魏》的篇目讲的就是这样的事情[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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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之外，面对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合纵、连横这两个联盟，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地理因素。由于利益的基点不同，合纵试图将隶属于不同政治实体的土地与资源整合为一个联盟并不成功，而连横利用秦国的追随者破坏合纵，且在远离本土的地方赢得小块插花地，无疑这一切在政治上是成功的，但军事上仅仅阻挡了合纵的实现，而没有实现对于秦国国力实质性的补助。张仪之后，又一位魏国谋士来到秦国，这就是范雎，他提出了“远交近攻”之策。无疑，正是范雎的谋略为秦人赢得了统一，赢得了从关中本土到整个山东地区土地相联、人民所属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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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雎针对秦昭王攻齐这一举措，指出“越韩、魏而攻强齐，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之则害于秦”，且远攻即使成功，土地却不能与自己本土联为一体，反而肥了别国。“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17]战争的目的在于削弱对手的有生力量并强化自身，为实现“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的目的，秦人远交齐楚，近攻三晋的同时，也将国土从关中伸向韩、魏、赵三国。以地理视角审度这一切，秦人的远交近攻不仅仅实现了国土的扩展，且将地理屏障推至太行山一线。山川是大地上的脊梁，也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屏障。立足于西部，关中作为“根本之地”，并非孤立存在即能成事于天下，其面向山东，外围就是太行山与豫西山地。太行山与豫西山地既是当代地理学家界定东西部的界线，也是古代东西抗衡的战略重地。太行山在三晋土地上，不但成为关中地区的又一道军事屏障，且通过穿行于山中的道路沟通东部平原地带，这样的地理形势成功地保证了秦人走出西部，赢得东部乃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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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拥有根据地的特征，不仅成就了秦人统一天下的大业，在东西交锋中也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前周武王灭商，此后北周灭北齐，不同历史时期的王朝政治固然有别，但关中的地理优势却是不能忽略的因素，其被山带河的地理形势不仅能够在战争中保全自身，而且具有转劣势为优势的可能。因此中国历史的早期在大地上画出自西向东的这一笔，起笔之处就在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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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之间的军事较量中，支撑西部赢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关中的地理优势，但在历史的发展中，出于国家战略需要，西部的地理核心区也在变化。战国时期山东、山西之界在崤山，《战国策》中屡屡提及的山东均位于崤山以东。汉武帝时期推行“广关”政策，将关中的传统空间向四方扩展；通过这一举措，汉武帝元鼎年间，大关中区域的东界由以临晋关为标志的黄河一线向东推进至太行山一线。[18]这次“广关”之后，太行山是否成了东西的分界？《汉书》中的一段记载对于了解这一问题十分有意义：“（汉成帝阳朔二年）秋，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19]此时的函谷关已从今河南灵宝市东迁至新安县，而天井、壶口、五阮关均位于太行山上，战国时期界分关东、关西和山东、山西依凭函谷关、崤山，汉代则移向函谷新关与太行山构成的界限。这一界分山东、山西的地理界限就此形成，并为后世所继承。宋人文谠为唐人韩愈诗句“衔命山东抚乱师”作注曰：“自太行而东皆谓之山东。”[20]即太行山为山东、山西之界。然而南宋王十朋为北宋苏轼诗句“半掩落日先黄昏，削成山东二百郡”作注时，山东、山西又有了新的理念：“古所谓山东，乃今之河北晋地是也。今所谓山东，乃古之齐地，青、齐是也。”[21]这是说唐代山东尚指太行山以东河北一带，时至南宋、金南北对峙时期则已向东推至青、齐之地，即今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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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函谷旧关（今河南灵宝市）界分关东、关西或山东、山西，是以关中为“根本之地”突出军事战略的结果，而以函谷新关（今河南新安县）与太行山划分山东、山西则更多考虑的是政治控制，至宋、金时期山东东退至青、齐之地则既失战略根本之地，又失政治控制之意，成为与“山东”地理内涵无关的行政单元，这就是从金代设立山东东路、山东西路两个以山东为名的一级行政区，至明清两代设山东布政使司以及今天山东省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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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国家战略分析，西部地区地理核心区的变化在服从立都关中王朝政治需要的同时，也随着国都在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经历着西安、洛阳、开封自西向东的变化，逐渐淡化“根本之地”的功能。随着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渐成一统，山东、山西仅以行政区名称相属，而无当年东西鼎足相峙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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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历史时期从西向东的政治空间与战略进程，经周、秦、汉、唐历代对于黄河流域的经营与战略谋划，黄河流域早已走出依托“根本之地”赢得政权的时代，不但政治中心在整个黄河中下游经历着自西向东的变化，而且这一时期伴随长江流域地位的不断提升，“十”字中由北向南的那一笔开始越来越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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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二 从北向南的人口流动与军事交锋之地：淮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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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中国历史上南北之间的军事交锋，虽然无法查找到清楚的起始时间，但分别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形成北、南两大政治地域却是在南北朝时期，基于北、南两条大河的地域空间与经济基础，在政治力量的推动下，不仅北方移民不断迁入南方，南北之间的军事交锋也频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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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推动战争从西向东与从北向南的初始动力虽然均为政治，但北方人口的向南流动也发挥了重大作用。自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晋元帝率中原衣冠士族以及百姓南渡，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北方人口的大规模南迁。继此之后，唐天宝年间“安史之乱”、北宋末年“靖康之难”，又导致北方人口第二次、第三次大规模南迁。这一系列人口南迁最直接的结果是农业土地的拓展。虽说长江流域原始农业的起步并不晚于黄河流域，但当农业生产转向传统农业阶段，由于劳动力缺乏，长江流域的落后性越来越明显。人口南迁在为南方带来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不仅促使农田面积拓展，而且不断推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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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南迁引发农业生产空间变化的同时，也导致了政治格局的改变。政治中心或政权中心依凭的不只是政治与军事力量，经济的支撑作用也许更为重要。秦汉时期中国古代经济重心位于黄河流域，政权也以此为依托将政治中心——国都设置在这里；伴随南方农田的开辟，长江流域为政权的设置提供了越来越具优势的经济基础，于是自三国时期孙吴政权之后至南北朝，也被称为六朝时期，先后有六个政权依托长江下游的经济基础将政治中心确立在这里。南北并存的政权因北方人南下迁移而形成，又在人口继续南下的推动下由对峙演变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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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双方均存在必须保全的政治中心以及远离核心区的战场。战场的位置的决定因素在于双方军事实力的较量，也与地理形势密切相关。历史上南北之间的战事主要发生在秦岭至长江一线或秦岭、淮河一线。其中从三国时期蜀汉、曹魏之间以秦岭为战场的征战，至孙吴与曹魏之间以长江为界限的交锋，南北之间的交战地点沿秦岭至长江一线展开。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政权或维持在秦岭，或一度跨越秦岭进入汉中或川西一带；东部战线则向南伸向淮河流域。自此之后，中国历史再次陷入南北分裂则是宋金时期，这时南北两个政权对峙于秦岭、淮河一线。经过这样的历史进程，不仅在中国大地上屡次描绘了“十”字中自北向南的这一笔，而且将南北征战之地清晰地刻画在秦岭乃至江淮地带。当代地理学告诉我们，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南北方的地理分界线，这里包含着年降雨量800毫米等值线、一月份0℃等温线、亚热带和暖温带分界等一系列重要地理界限，难道早在千余年前人们已经意识到这样的地理差异，并且以之来界分彼此吗？事实上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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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均是大地上的界限或障碍，南北战线西端与东段的地貌并不相同。西端为秦岭，这条山脉横贯中国中部，西起甘肃南部，经陕西南部东至湖北、河南西部，长约1500公里，海拔多在1500—2500米，主峰太白山（今陕西宝鸡太白县境内）海拔3771.2米。这样的一条山脉在古代的交通技术与作战条件下，自然成为南北之间的障碍，因此历史上但凡南北之间交战，南北方政权均难以逾越这道山脉，于是在秦岭各条山口构成的道路与关隘就成了战场。南北交战的东段则从山地进入平原，分布在东段的平原分别属于长江、淮河两条大河流域，南北之间的战事最初发生在长江沿岸，最后归结于淮河一线，即淮河最终成为政治、军事上的南北之界。探究其中的原因，决定战线推移的是能够支撑政权存在的经济基础与地理空间。探讨这一问题，着眼点不应是长江流域，而应是淮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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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出现了江、河、淮、济“四渎”的理念，这说明淮河流域获得了与江、河同等重要的地位。古人认为“渎，独也。各独出其所而入海也”[22]，所谓“四渎”即四条独流入海的江河。淮河跻身于“四渎”之中，在古人观念中有着与黄河、长江同样尊贵的地位，但从史前时期开始，无论文化序列还是经济发展进程，淮河流域均与其他江河流域不同，总的来看，这一地区经历了从文化独立性到经济边缘性的变化历程，正是这一变化历程导致南北之间的战线从长江一线转向淮河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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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时期淮河流域的重要考古文化类型为青莲岗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省中、南部和江苏省北部汶、泗、沂、沭诸水与淮河交汇地区，中心在淮河下游平原。青莲岗文化与仰韶文化基本形成各自独立的空间分布局面，前者活动在以淮河下游为中心的东部地区，后者则分布在以豫西、关中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及其毗邻地区。青莲岗文化不仅形成独立的分布空间，而且具有独立的文化特征，这说明淮河流域乃至黄河下游所在的东方有着不同于黄河中游的文明历程。龙山文化诞生于东方，经历着自东向西的空间扩展，最终龙山文化分布范围虽然取代了仰韶文化的大部分区域，但两者之间文化特色的差异性仍然十分明显。三代时期，商人出现向东扩展的趋势，西周初期通过武王分封、周公分封两次大规模分封诸侯，使得分封地从晋南、豫北、豫中向东方延伸，周公辅政时期淮水上游出现诸侯国的同时，今山东境内也有了齐、鲁等国。[23]西周分封格局在展示了政治控制基本范围之外，也表明了异己势力的区域，淮河下游就属于这样的地区。分布在淮河中下游地区的土著与部分东夷结合，组成被中原称为淮夷的文化人群，淮夷是西周时期立足于淮河流域、独立于西周之外的重要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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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胡渭《禹贡锥指》中提到前人对于淮夷的各种说法，如：“淮夷是二水名，淮即四渎之淮，夷盖小水，后来竭涸不复有”；淮夷“淮水之夷民”；“淮夷，淮北之夷”。胡渭认为“淮南北近海之地，皆为淮夷”。[24]显然无论哪种说法都包含一个基本问题，即淮夷是与淮河流域相关的地理概念。明确了淮夷的地理位置，更需要关注的是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禹贡》徐州贡物中有“淮夷玭珠暨鱼”，胡渭引“正义曰：玭是蚌之别名，此玭出珠，遂以玭为珠名”。将玭珠与鱼作为贡物，说明淮夷是一处水环境十分突出的地方，《禹贡》用壤、坟、涂泥将九州土壤归为三类，属于壤的为豫州、雍州、冀州，属于坟的为兖州、青州、徐州，属于涂泥的为扬州、荆州，另有梁州为青黎，三类土壤代表的环境完全不同：壤所在的三州均为农业生产比较容易利用的区域；涂泥所在扬、荆二州具备典型的水乡环境；坟则为下湿之地。豫州固然“厥土惟壤”，但也存在“下土坟垆”的地方。坟土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兖、青、徐三州，土壤条件虽然并不理想，但水退之后仍然可以选择性地发展农业。淮夷所在淮河流域的地理环境不仅与黄河中游的豫州、雍州“厥土惟壤”“厥土惟黄壤”不同，与黄河下游的兖州“桑土既蚕。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也不同，从土壤条件以涂泥为主分析，淮夷所在淮河流域能够发展农业生产的地方有限，应属于渔猎占主导地位的区域。地理环境的差异性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人群立足的基础，以黄河中游为核心的中原王朝对于淮河流域的控制，在政治、军事上征服的同时，还存在环境上的适应。也许正因此，淮河流域得以在相当长时段保持文化的独立性与空间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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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流域失去文化独立性走向经济边缘性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发展相关。伴随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强大，中原政权在南向发展中逐渐将控制范围从黄河流域延伸至淮河流域。淮河流域纳入中原势力范围的初期，在空间上处于中原政权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区，之后若中原政权继续沿淮河流域、长江流域自北向南完成政治扩展历程，那么淮河流域将逐渐从边缘变为腹心，但这样的空间发展至春秋时期中断了，崛起于长江流域的楚国、吴国挡住了中原政权南下的步伐。楚国核心在长江中游，吴国核心在长江下游，春秋战国时期两国先后向北发展，而楚国势力北向发展中一度将政治、经济核心转向淮河流域，尤其战国后期楚都迁陈、迁寿春对于沿淮地带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这样的时段并不占主流，多数时期淮河流域同样成为长江流域政权的边缘。秦汉两朝在统一帝国之下，淮河流域边缘化的特点有所消弭，但汉武帝元光年间“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25]，此次黄河决口泛滥20余年；新莽时期“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26]，这就是为后人所认定的黄河第二次重大改道，此次河水夺淮泛滥达60年。黄河数次决口，长期泛滥于淮河流域，不仅中断了这一地区的农业发展进程，而且再次强化了其边缘区特征；黄泛区的存在虽然不能改变淮河流域介于江、河之间的地理位置，但自然灾害却导致这里成为农业生产不连续分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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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中国古代经济重心仍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黄河、长江流域政治上的对立，不仅为长江下游经济崛起创造了机会，而且使长江流域经济区的开发越过淮河流域，直接立足于南方亚热带的地理环境中。随着唐宋时期中国古代经济重心转向长江下游地区，淮河流域边缘性的地位基本成型。北方黄河流域历代都是整个国家的政治重心，长江下游平原地带则具有经济重心的地位，淮河流域处于南北地区之交，介于政治与经济重心之间，不仅边缘性越来越突出，而且对于江、河两大区域的依赖性也越来越明显，正因此，不仅秦汉以后淮河流域没有成为任何一类政权的都城所在，而且至清代行政区划也不再保持流域的完整，流域分属于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四省，这样的情况对于中国大河流域而言十分罕见。流域范围不能支撑一个地方政权，不能基本保持自身行政单元的完整，除地理边界条件之外，重要的在于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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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流域的南北两侧与长江、黄河都没有完整的分水岭，流域整体呈自西北向东南倾斜的地势，上游有桐柏山脉、大别山脉以及伏牛山脉构成江淮、河淮的分水岭；中下游地区处于平原，没有自然地物界分江淮、河淮，平原上较高的地物为河流两岸的人工堤，如黄河南岸大堤为河淮之间的分水岭；大别山以东岗丘连绵，向东北延伸至洪泽湖以南，高程一般在50—100米，洪泽湖以南人工堤再次发挥江淮分水岭的作用。淮河流域不明显的地理边界条件，使其若作为政治空间几乎没有可以依凭的天然屏障，这样的地理形式不仅不具备古代中国人所强调的形胜理念，而且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淮河流域北部与黄河连为一体，南部则与长江连为一体，因此无论黄河还是长江都可将其看作本流域的自然延伸部分，后代地理学家用淮河界分南北，事实上淮河流域属于真正的不南不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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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南不北的地域特征，南北交战时期淮河流域是双方的战场。以黄河、长江流域各自为中心的地区，不仅在地理上构成两大区域，政治上也往往成为两大集团，每当南北政治集团分裂时，交战地自然在淮河流域这一不南不北的区域。淮河流域并非独立地理区域的特点，在政治与军事上自然造成“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即长江、黄河流域互相以淮为屏障的结果。明末清初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历数江淮地理与战守关系，其所引述各个事例，大体可归为两类：三国时期孙吴与曹魏以江为界，孙吴未经营淮河流域，曹魏邓艾却在此屯田驻守，最终魏胜而吴亡。东晋南朝乃至五代十国时期南吴均拥有淮地，因此得以长久与北方政权抗衡；而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五代十国时期杨行密与朱全忠清口之役，这些以少胜多的战例，获胜关键也在于控制了淮河的关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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