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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年代》,《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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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谭其骧:《再论鄂君启节地理答黄盛璋同志》,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均见《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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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资治通鉴》卷二五○,唐懿宗咸通四年秋七月,胡三省注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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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宋]余靖:《武溪集》卷五《韶州真水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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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宋]范成大:《骖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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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宋]余靖《武溪集》卷五《韶州新修望京楼记》载:“广之旁郡一十五,韶最大,在楚为边邑,在越为交衢,治城城居武水东,真水西,境压骑田、大庾二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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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宋]余靖《武溪集》卷五《韶州真水馆记》载:“自京都沿汴绝淮由堰道入漕渠,溯大江度梅岭下真水,至南海之东、西江者,唯岭道九十里为马上之役,余皆篙工楫人之劳,全家坐而致万里。故之峤南虽三道,下真水者十七八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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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宋]陈渊:《默堂集》卷二一《陈伯瑜宣义行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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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汉书》卷六《武帝纪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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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第十四讲 地理形势与古代战略空间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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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地理是一个极具魅力的研究领域,这项研究不仅将军情战事置于大地之上,且融山川关险于谋略之中。因此天下形胜不仅被书写于兵书之中,也被兵家视作攻守备战之要旨。明末清初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就是一部综记“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的历史军事地理著作。时至今日品评军事、论略古代战事几成时尚,并由此而诞生以历史军事地理为前提的“棋盘型格局”“九边、四角、四边”说[1]。这一说法不无道理,但关键之处在于其时间节点,即站在当代的视角看历史,所有历史无论秦汉两晋隋唐两宋元明清,均处于同一空间,那么当代地理学家所论列的山川形势、关隘险阻,在历史的诠释中自然不分彼此,纳入貌似有序的格局之中;但是,真正的历史中,中国的核心政权并非一直就拥有为后人视作天下的空间,自然也并非一直就存在“棋盘型格局”乃至“四角、四边”的军事地理形势。站在今天的立场逆向看历史,“棋盘型格局”或许存在,但历史毕竟是顺向发展的,依循时间序列,中国核心政权从中原向四周的空间扩展中,应该存在一个始终如一且贯穿历史的大战略,以及制约大战略的大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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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问题的视角不同,得到的结论自然不同,就军事地理而言从战略着眼与从战事着眼所思考的内容会有差异。战略是服从国家或政治集团既定的政治目标,全面规划、部署、运用以军事为基点包括政治、经济、外交所有力量的谋略,谋略的核心是政治,军事仅是其中的主要手段。战略视角下的军事乃至军事地理具有宏观性,局部战争仅是大战略中的一个环节。具体的战事就不同了,这一概念涉及具体的行阵征战之事,关注的则是一地一战之得失。因此战略与战事从属于不同的领域,前者是政治,体现的是政治家的谋略;后者是军事,实现的是军事家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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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战略与战事有着如此大的不同,说到中国历史中的大战略、大地理,我想起很多年前看过倪健中主编的《东西论衡》,其中有一句话:“‘十’字是中国人的天下……先横后竖,先左后右,从上到下,十字的运笔方向竟然与中国历史重心(尤其经济重心)由西向东,从北向南的转移轨迹惊人地吻合。”[2]仔细品味,不错,倪健中与他的团队提到的十字运笔方向不仅与中国历史经济重心变化吻合,而且也是中国历史大战略的空间运行轨迹。那么,十字运笔方向是否能够概括中国历史中的大战略、大地理的全部特点?若从历史上的中国全部境域着眼[3],由西向东、从北向南的空间发展进程仅存在于以农业生产为支撑体的农耕区范围内,而自燕山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至青藏高原以西以北地区,持非农业经济生活方式的各个民族、部族与中原政权之间的武力争雄则表现为自东北、西北两个方向面对中原地区的军事冲击,而这一形势与地质力学提出的北北东向、北北西向两大构造体系营造的山脉走向十分相似。由西向东、从北向南的空间发展进程与东北、西北两个方向的武力争雄、文化交融相结合,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的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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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从属于政治,而战争则是政治的延续,即无论谋略还是实现谋略的举措都源于政治。那么政治依凭什么而制定目标?那就是利益,国家利益或政治集团的利益。时代不同,政治追求的利益也不一致,农业社会看重的是能够支撑农牧业存在的土地,当代社会则将利益的砝码设定在资源一侧。换句话说,古代的利益争夺仅限于陆上,而当代则从陆地到海洋,从地球表层到太空,从二维空间向三维空间延伸。诞生在西方的“陆权论”“海权论”“空权论”乃至“太空计划”正是对利益的追逐中政治目标不断升级的结果。本讲谈论的时代是传统农业社会,因此政治决策者制定利益目标与大战略自然不能脱离这一时代的基础——对土地与人口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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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一 从西向东的政治空间与战略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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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从西向东的空间发展历程,载于历史与留在世人记忆中的多为武力冲突,扩展与冲突的结果又几乎都是西胜东负,两个问题自然摆在我们面前:从西向东空间历程的推动力是什么?其结果为什么是西胜东负?地理是一个在今人知识汲取中几乎被忽略的领域,事实上正是地理在历史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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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晚期德国地理学家F.拉采尔的著作《人类地理学》《政治地理学》问世,人类生存与地理的关系以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呈现在人们面前。国家、部族均是拥有生命的政治有机体,生命体的增长必然导致生存空间的扩展。一个国家或部族跨越原有居住范围首先到达的是它的自然界限,此后如果没有强大的相邻势力给以有效的反对,它就要越过这些界限,走向更大的空间,因此推动人类追求生存空间的最早动力是人类自身的繁殖。这一阶段应属于史前时期,那时地旷人稀,凭借追寻生存空间的本能,人群迁移与部落空间扩展,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争战带有明显的动物本能性质,还提升不到政治与军事谋略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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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历史进入国家阶段,具有真正政治与军事意义的从西向东的空间发展历程开始不断进入我们的视野。周人克商、秦始皇统一天下、楚汉之争、北周灭北齐乃至于隋、唐王朝的建立,这一系列王朝的更迭,均属于来自西部的政治集团取代东部政治集团的历史大事件。王朝的更迭与政治集团的取代原本是历史进程中的常情,然而令后人关注的是,胜者均为自西向东,且几乎都是曾经的弱者。《史记》记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而“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4]周武王凭借不足五万人进击商纣王七十万人,进而建立了以周代商的伟业。秦人先祖非子本居于犬丘,因善于养马而被周孝王封为附庸,公元前770年护送周平王东迁再被封为诸侯,并率部从陇右迁居关中,但由于国弱兵衰,商鞅变法之前始终被关东诸侯视作戎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偏居于西部的国家,战胜拥有十倍之地、百万之师的关东诸侯而统一了天下。此后不久,刘邦入关中时属下不足十万,而项羽则率诸侯军四十余万入关,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楚汉相争的结果却是刘邦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固然政治律令、军事谋略、民心人望始终左右着这些历史事件的发展,但这些起步于西部的政治力量最终能够以弱胜强,地理因素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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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周人灭商、秦始皇统一天下还是刘邦赢得楚汉之争,这一切重大历史事件的起步之地都与位居古代中国西部的关中平原相关,当代地理学家定义关中平原为秦岭以北,西起宝鸡,东至潼关的渭河冲积平原,东西约360公里之地,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八百里秦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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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关中地区赢得战争的地理形势首先在于这里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将其称为作战基地,其实两者具有相同的内涵,“根据地”来自于中国本土,“作战基地”是翻译词汇。《战争论》认为“一支军队出战,不论是进攻敌人的军队或战区,还是到本国的边境设防,都必须依赖这个地方,必须同这个地方保持联系,因为它是军队存在的条件。军队人数越多,对它依赖的程度就越深,范围就越大”。这个地方就是作战基地,其价值在于为作战部队提供后勤给养与兵源。军队的人数越多,对于基地的依赖程度就越大,如同一棵树,总是从它扎根的土壤中汲取生命力,如果是棵小树或者是灌木,移植会比较容易,但树长大了,移植就很困难。[5]尽管这样,作战基地与根据地还是存在一些差异,即作战基地侧重于战役的需求,而根据地则具有战略后方的意义,不仅服务于一次或几次战役,面对的是长久的战争,且具备政治稳定立足的条件,这就是古人理念中的“根本之地”。明末清初之人魏禧《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中言“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审天下之势,而起事常不择地”。何谓“根本之地”?清人曾国藩有进一步的诠释:“自古行军之道不一,而进兵必有根本之地,筹饷必有责成之人。故言谋江南者必以上游为根本,谋西域者必以关内为根本。”[6]显然“根本之地”与筹饷相关,即具有作战部队物资补给的功能。那么除此之外,就“根本”而论是否还有更深的含义呢?“根”与“本”均指树木之根,引申出来就是政权、国家的政治立足之地。这样的地方不仅可以持续不断地为作战部队提供物资保障与兵源,还是政权的核心之地、根本所在。关中平原就是这样的地方,见于《史记·留侯世家》所载,关中可称“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何谓“天府之国”?即因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含天子府库之意。关中平原堆积着由渭河冲积而成的深厚沃土,加之渭河、泾河等河流的灌溉之源,在农业为本的古代社会中极尽地利之势。直至晚近关中一带仍然流行“姑娘不对外”的习俗,即生在这样富庶之地的姑娘绝不会外嫁到其他地方。农业支撑了立足关中地区的政权,关中地区也成为战略意义上的根据地或作战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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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还提到另一个问题,即地形与战事的关系:“地区和地貌同军队的给养是有关系的,它同军事行动本身也有十分密切而永久的关系,它对战斗过程本身,以及对战斗的准备和运用,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地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战术范围,但其结果则表现在战略范围。”[7]克劳塞维茨所在的时代已经是西洋火器盛行的时代,与此相比,冷兵器时代对于地形的依赖更强。就地形而言,中国古人将易守难攻之地称为“形胜之区,四塞之国”,而这样的地方不仅能够为战事赢得不败之结果,且拥有支撑“根本之地”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基础,关中地区就具备这样的地形条件。关中地区拥有的地形被地貌学家称为“地堑”,即这类地形属于“两侧被高角度断层围限,中间下降的槽形断块构造”。关中南部有秦岭,北部则为黄土丘陵山地,八百里秦川四周高、中间低的地形,不仅使包围在山地之中的平原形成“四塞之国”,而且平原与山地结合之处的山间谷地自然成为冷兵器时代的关隘,并凭借如此地形构成“形胜之区”。关中诸多关隘之中,需要提及的是控扼黄河与崤山之间险狭谷地的函谷关,这里是关中通向华北平原的必经之路,乃古来兵家必争之地。函谷关与崤山素来用于界分东西,函谷关以西被称为关西,以东称为关东;若以崤山为界,则有山西、山东之称,《战国策》中屡屡提及的山东均指崤山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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