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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两套城市体系的产生与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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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德国学者提出中心地理论之后，以此为理论基础，地理学界提出的城市体系主要偏重于经济层级，且具有这样的基本特征：（1）城市群内，各城市间具有相对稳定的分工、联系，包括物资、人员、资金以及信息往来，并通过经济与行政的纵向、横向关系，形成社会经济、政治实体。（2）城市群内，各城市从大到小、从主到次、从中心城市到一般集镇，共同构成等级序列，一般上级城市支配下级城镇。（3）城市群内，各城市地域上是邻近的，一些城市位于另一城市的郊区，或互为郊区。若缺乏其中任何一点，则城市群体只是一种地域、功能或规模的排列组合，而不是体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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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这一标准，中国古代城市乃至某一地域的城市群，几乎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尤其“各城市间具有相对稳定的分工、联系，包括物资、人员、资金以及信息往来”，这一基于经济要素而界定城市体系的标识，不是中国古代城市群具有的关系。这一认识来自于历史常识：城市肇始时期正处于夏、商、周三代，而这一时期均实行分封制，分封制之下无论邦国还是封侯均是独立的“有土之君”，领地的独立性导致城市的独立性，尽管国都与邦国、封侯的都邑存在人口、占地以及工商业规模的大小之别、强弱之分，但国都不具备统辖邦国、封侯都邑的权力，也不属于都邑的上一级城市。在分封制这一政治制度的制约之下，城市之间不仅不具备自上而下的纵向关系，而且同样不具备由此及彼的横向关联性，它们各自从属于自己的土地之主，政治从属与经济供养均是如此。城市是在王畿或邦国、封侯土地上形成的独立的、以非农产业与非农人口集聚为特征的较大居民点，也是分封制政治背景下不同层级的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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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从分封制进入郡县制，城市仍然是政治中心，但不再是封建领主的统治中心，而是各级官员的施政中心。无论秦汉时期的郡县之制，隋唐时期的州县之制，还是明清时期的省、府、州、县，无论哪一级行政区，官员的施政中心均位于城市，官员依托官衙所在城市管理四方，城市表现出鲜明的政治中心特点。郡县制政治中，城市处于各级行政区中心，在国家政治力量的推动下，行政区上下相属，层层相叠，高级行政区拥有对低级行政区的统辖权，高级行政区的官员也有权支配、统领、过问下一级别官员的政务，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城市间也具有这种关系？就实质而言，作为政治中心，城市层级之间的统属相辖关系，仅作用于政权与官员，并不涉及整座城市。将整座城市无论官员还是百姓都纳入一个体系之中，只有经济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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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城市体系存在的重要因素是经济，即经济之间的供需关系将城市群纳入共同体系中。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小农经济长期在经济构成中占主导地位。在自给自足经济背景下，农户与市场的关系被压缩到最低，大多数农户完全固守于农田。虽然郡县制下不存在分封制的领地限制，但小农经济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传统农业的产业特点决定了城市与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几乎不存在物资、人员、资金往来，因此也无从建立城际间的经济关联，至少明朝之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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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小农经济而言，自给自足的经济使得城市之间的经济关联几乎不存在，但置身于小农经济之上的官府却通过赋税，将隶属于不同行政层级的城市串联起来。中国古代的赋税缴纳制度从来都是自下而上，县级行政建置是最基层的衙门，来自于民间的粮食汇集于县城，并由县及郡或由县及州府，最后送至京师。关于赋税缴纳程序，且以唐代为例。唐前期，国家税收由国家统收统支，地方政府依法征税、纳税、输税，没有制税与擅自支用国家税收的权力。“安史之乱”后，唐中央将部分税收、部分财权划归地方，税收形成两大类目，一类为中央直接收益税，另一类属于中央与地方分享税。780年唐王朝实行两税法，两税收入以州为单位划分为留州、送使、上供三部分。唐代前后两个时期地方获得税收的方式并不相同，税收固然经由县城向上逐层交纳，但前期县、州两级官衙需要的钱粮在地方制定计划后由朝廷拨放，这一过程中县、州两级官衙并没有建立直接的经济关联，收到它们手中的均是中央下拨的钱粮。唐后期地方获得钱粮的途径就不同了，留州这一部分直接由州属各县赋税汇集而得。各州按照朝廷规定的比例留在州衙的钱粮来自于各县，州属各县构成支撑州衙的经济腹地，县、州两级官衙依托钱粮建立了关联。但这样的关联就城市而言，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即每个官衙固然立足于一座城市，但服务于官衙的赋税并不能延伸至整座城市，因此凭借赋税而认定隶属于各个行政层级的城市已经纳入城市体系之中，并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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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以前，中国几乎不存在因经济而关联的城市体系，仅存在由于政治统辖而建立的城市间上下相属关系。中国历史进入明代，社会经济发生重要变化，商业经济地位不断提升，工商业城镇大量涌现。沿江、沿海地区响应这一变化，成为新兴工商业城市最集中的地域。那么这些城市及城市间的关联性又如何呢？且以上海、天津以及台南市为例。上海市全部成陆大约在唐、宋时期，伴随成陆过程，人口向这一地区迁移，渐成聚落。唐天宝年间设立华亭县，北宋时期上海地区分属华亭县、昆山县，元至元年间华亭县升府，次年改称松江府，进入明代府、州、县几个行政层级皆备。天津市起步于明初设置于小直沽的天津卫，清代天津从县治、州治升为府。上海、天津均处于沿海或沿江地带，工商业加港口的区位优势均为两座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使两座城市表现出明显的工商业城市特征。伴随两座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不仅与农村腹地建立了经济关联，同时也与周邻城市形成密切的经济往来。这时两座城市兼具地区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功能，并就此融两套空间体系于一体，即如施坚雅所言，其一是产生于中国“法定的”官僚政治结构，由大小官吏与各级衙门组成，上下有序，等级森严；其二源于中国社会“自然的”结构，在经济贸易中形成，包括市场、贸易体系、民间政治活动及乡绅、豪商操纵的特殊社会群体。[14]大陆城市如此，台湾城市也有着相同的历程。明代天启年间荷兰人在台南兴修“红毛城”（今安平古堡）、“红毛楼”（今赤崁楼）作为与大陆通商的基地，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建承天府，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改为台湾府。台南最初作为商港，后升置为府，同样经历着由商港转为政治中心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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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历程中，受政治、经济两种力量作用，有两套空间体系，由于两种力量的作用方式不同，导致城市空间体系复杂化。近200年以来经济力量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源于经济因素建立的空间体系也越来越清晰。由于两套体系的存在，处于地区核心的官衙所在城市以及由此统辖的区域，既是经济体，又是行政管理体，官衙所在城市兼具两套体系的中心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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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性的地理环境与城市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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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环境复杂多样，那些为山地、河流所包围的地域，有着近似封闭的地理环境，并构成独立的地理单元。依凭这些山地、河流，区内农业生产自成一统，区域间则各具特色。一个区域内作为边界的山地与中部平原，自然环境完全不同，农业开发进程也大不一样。平原既是率先从事农业开发的地带，也是人口与技术的扩散中心。平原与山区不仅存在开发进程的时间差，而且处于完全不同的技术层级，因此在区域开发进程中，平原始终具有核心地位，无论人口流动还是技术传播有自平原到山区的特点。南方闽、浙、赣、湘、鄂、川等地这一特点尤其突出。城市是农业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自然环境营造的独立地理单元之内，城市的空间发展进程几乎经历了与农业生产近似的轨迹，即从平原的核心地带向边缘扩展，从河流的下游向上游推移，并在空间扩展中形成级别不同的城市群。讨论这一问题，可以江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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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以鄱阳湖平原为中心，具有三面环山一面临江的地理形势，山地与平原的环境反差使平原为农业开发提供了条件，鄱阳湖平原既是当代江西的经济中心，也是历史时期的经济中心。《汉书·地理志》载豫章郡下辖18县，即南昌、庐陵、彭泽、鄱阳、历陵、余汗、柴桑、艾、赣、新淦、南城、建成、宜春、海昏、雩都、鄡阳、南壄、安平。西汉豫章郡辖境与今日江西省基本相同，18县中豫章郡治设在南昌，南昌、彭泽、鄱阳、历陵、余汗、柴桑、新淦、建成、海昏、鄡阳位于鄱阳湖平原，其中南昌、鄱阳、历陵、余汗、海昏、鄡阳6县紧邻湖区，这一时期无论县治还是郡治所在城市均以鄱阳湖平原以及赣、信、抚、修几条大河干流、支流沿岸地带为主，城市设置在周围丘陵山区的还很少。以后的历史中，伴随农业开发与人口迁移的步伐，以鄱阳湖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群不断向周边丘陵山区扩展，《旧唐书·地理志》载唐中期今江西辖区内共设8州32县，位于赣南山区的虔州所辖区域多属汉代尚未开发的地带，唐代新增14县中，7县属于虔州。另外7县或因鄱阳湖平原地区人口增加而析置为县，或增置于汉代尚未开发的丘陵山区。《明史·地理志》载明代今江西境内设13府1州77县，比唐代新增45县，很明显新增各县仍然分别出现在两类地理环境之中，一类属于平原地区析置，另一类新置于丘陵山区。由平原向山区，从河流下游向上游，江西城市依循农业开发的步伐，逐步扩展分布范围，尤其赣东北、赣东南山区新增建制县几乎都出现在明代。伴随县级行政建制不断增加，汉代为郡、县两个层级，唐代州、县两级，明代省、府州、县三级，各个级别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不同层级的城市。汉代豫章郡治设在今南昌，下辖18县；唐代8州并列，江西道采访使治洪州，即今南昌；明代江西省治也设在今南昌，在各级行政治所中，南昌的地位高于其他城市。宋人曾巩称洪州“其田宜秔稌，其赋粟输于京师为天下最，在江湖之间，东南一都会也”[15]。江西半封闭的地理环境使鄱阳湖平原在整个地区居于中心的地位更加突出，基于这样的原因南昌成为古今共享的地区中心。无疑，以南昌为中心，其他城市均处于较低的行政层级，行政隶属关系将这些城市政务纳入共同的政治体系之中，但在小农经济的制约下，以经济为前提建构城市体系仍然不是城际关系的主流。历史时期江西的城市发展虽然没有摆脱小农经济的制约，但地理环境却为地区乃至城市文化留下更多的共同性，最终促使赣文化区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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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城市群仅是发展于独立地理单元之内的一例，事实上中国每一地理单元内的主要城市都兴起于核心区或通向核心区的主要交通线上。同一自然地理单元中的城市构成层次不同的交往关系，并以一个或几个地处核心区的城市为层次的顶点。中国历史则由发生在各个地理单元之内的地方史、区域史所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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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将施坚雅的研究作为这一问题的总结：中国历史时期每一个大区经济均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区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自然地理大区依流域、盆地而划分；每个区域都以各种资源在一个中心地集中为特征，在农业社会中资源主要是耕地、人口、资本，越靠近区域的边缘，资源越贫乏；与边缘区比较，核心区具有明显的交通优势。一个或几个地处核心区的城市居于地区城市层次的顶点。不同区域居于中心位置的城市之间的交往则因距离遥远和交通费用而受到限制。因此，每一个主要自然地理区域都形成独立的城市体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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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晚期尚未形成全国一体化的城市体系，而是分别出现了几个区域性体系，每个体系与毗邻体系之间的联系十分松散，且每个体系内城市所影响的腹地往往是部分交错的。至19世纪90年代，中国的城市体系尚处于胚胎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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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百年来商品经济促动下城市地域空间体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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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随着商品经济逐渐渗入到农业社会之中，乡村与城市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经济关联性越来越多，这样的现象首先引起美国学者施坚雅的关注，并纳入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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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施坚雅，必须首先提到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廖什（August Losch）先后提出的中心地理论与区位论，这些理论论述的问题之一为中心地等级与空间网络关系，即以市场区的规模为基础，中心地（产业与人口的集聚地）形成不同的等级。小城镇仅提供当地所需的商品；大城市既提供当地所需的商品，也提供那些门槛值较高的商品。不同的服务职能有着不同的门槛值和门槛服务范围，门槛值高，服务范围大；门槛值低，服务范围小；门槛值低的服务区包含在门槛值高的服务区之内，并就此在高低之间形成相互关联的商业网络。较高级别中心地不仅服务于普通交易者，兼为较低级中心地商家提供批发业务，因此凌驾在较低级中心地之上，并将低级中心地服务区纳入自己的服务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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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德国学者的理论，施坚雅将19世纪的中国分为不同级别的经济中心，它们分别是：标准市镇（27000—28000个）、中间市镇（8000个）、中心市镇（2300个）、地方城市（669个）、较大城市（200个）、地区城市（63个）、地区都会（20个）、中心都会（6个）。表15-1为1893年中国内地18省经济中心地的分布，施坚雅认为这一时代中国各地在商品经济的促动下已经拥有完整的上下相叠的经济中心地体系。这些经济中心地与行政中心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在经济层级中，被施坚雅列为地方城市或更高级城市的多数中心地同时也是行政官署治所，如1893年的长江上游，全部8个地区城市和地区都会都是行政治所、21个较大城市当中的20个、87个地方城市中的68个、292个中心市镇中的43个也是行政治所。表15-2列出中心地经济层级与行政层级的关系，与最高级中心地——中心都会相对应的是国家级，以下渐次为省级、道级、府州级等，随着经济层级逐层降低，对应的行政层级也在降低。表中被称作低级行政层级的，主要是县级以及与县同级的散厅，而非行政则属于与乡村密切相关的定期市所在地。[17]从施坚雅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即使各级中心地未必与行政层级完全吻合，行政中心对于经济中心地仍然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这在中高级经济中心地尤其明显。县是历史时期最低级别的行政层级，出现在县以下乡村之中的定期市所在地不属于城市。定期市所在地与古代“日中为市”的交易形式十分接近，集市周围十里八村的村民因需求而聚拢至此，完成交易即返回乡里，这是与行政体系无关的最低级经济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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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1 1893年内地18省中心地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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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2 1893年中心地经济层级与行政层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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