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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商城的码头，宽2-20米不等，长有40-100级，如长码头有90级，高码头有113级。码头是商业网点集中的地方，便于同行业聚居一方，如木行均设在犁头嘴至大湾塘河边，便于接待木客、照管木排；米行、米店集中在米、糖船只停靠的宋家码头至寥家码头，称米厂街；纸行设在姜鱼街至三甲巷河街（巫水河边）；瓷铁业有十余家，设在三甲巷至一甲巷码头（旧称正街）；绸布、百货、南杂大商店，集中在犁头嘴至廖家码头。各会馆、神庙、“宫”，都有自己的专用码头，会馆、商会多依水码头而建，以方便经营和行业管理，避免恶性竞争和欺诈客户、货物流失，使行业相对集中，便于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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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商城的码头，最能佐证当年洪江古商城的繁荣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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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犁头嘴、宋家、大码头官渡渡口、万寿宫、司门甲、一甲巷、贵州馆、塘坨、长郡馆、松林、洪盛、火神巷、赵家、廖家码头等十几个码头边上，已是一派繁荣、盛况空前，作家沈从文在他的《常德的船》里描写：“在沅水流域行驶，表现得富丽堂皇，气象不凡，可称巨无霸的船只，应当数洪江油船。这种船多为方头高层，颜色鲜明，间或且有一点金漆饰，尾梢有舵楼，可以安置家眷。大船下行可载三四千桶桐油，上行可载两千件棉花，或一票食盐。用橹手二十六人到四十人，用纤手三十人到六七十人，必得春水发后方上下行驶，路线系往返常德和洪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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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的《湘水道查勘报告》记载，当年，经常停泊在洪江的这种大帆船（载10吨以上）就有511艘，还有小苗船近千艘。此外，每年还有90多万立方米的木排，在洪江码头进出。因此，洪江商帮完全垄断了沅江流域的水运业。全盛期，光水运从业者就多达一万多人。船排水运，既沟通了洪江的交通贸易，也给洪江古商城运来了繁荣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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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湘西有句谚语：“汉口千猪百羊万担米，比不上洪江犁头嘴。”洪江地处沅江与巫水交汇处，巫水入沅的地方形似犁头，故得名“犁头嘴”。犁头嘴码头，是洪江建得最早、也是最热闹的码头，是中原、关陕与西南、南方商业贸易的枢纽。在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而繁华的商业枢纽城市汉口，都不及洪江，可见当年洪江古商城是多么的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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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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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油，是洪江商帮的生命之油，可以这样说，没有洪油，就没有洪江商帮。洪江古商城的窨子屋里，住的大多是油号富商，因此，没有洪油，就没有窨子屋，就没有洪江古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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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号，是洪油的生产基地，因此，油号的兴衰，就是洪江商帮兴衰的写照。所以，油号是反映并佐证洪江商帮和洪江古商城曾经的辉煌与繁荣的标志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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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江古商城的第一家油号，是创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的张吉昌油号，直至新中国成立前，洪商先后创办了25家油号，其中76%的油号都是江西帮迁徙洪江的商人创办的，此外的16%是安徽和江苏帮以及8%的江西与贵州帮合办的油号。新中国成立时，尚有油号1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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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5家油号中，有8家最大的油号，史称“八大油号”，它们是张吉昌油号、杨恒源油号、庆元丰油号、刘洞庆油号、刘安庆油号、徐荣昌油号、徐复隆油号以及高灿顺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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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江古商城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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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号，集收购原材料、榨炼制作、包装、运销于一体，由于生产周期长，生产场地大，占有资金多，因此，晚清时，洪江油号的资本就占洪江商业总资本的1/3，所以，一般小商人是无力涉足洪油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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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油业主，大多老成笃实，信誉良好，因此，能预售远期兑付的申、汉汇票，吸放大量游资存款，并能取得钱庄的低息贷款，使有限资金能扩张数倍的营业额。油号的工资待遇，按职给薪，一般员工，每月10元银元左右，但实际可超支一倍，叫“一底一面”。民国时期，币值骤贬，改用大米计，每月3-5担。派驻镇江、汉口的负责人，还可得销售、运费的回扣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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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油生产经营，是两头在外，即原料油籽从外地收购，产成品洪油销往外地，当时，油籽收购和加工销售网点，除了洪江总号外，还分散在沅水、舞水一带，一水相连的贵州玉屏、镇远以及湖南省内的黔阳、新晃一带以及镇江、上海设分号。洪油原料散布在崇山峻岭间，因交通不便，运输困难，选择油桐较多产区，如溪口、青溪、托口和湘黔边陲的广坪、远口等地，设立长期收购加工分支机构，桐果收购季节，还派人深入墟场（集市）广设收购网点，就地榨炼，集中运输，可节省大量运费，降低成本，既方便农民，又扩大了货源，为企业创造巨额利润，毛利率一般有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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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江古商城洪油榨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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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油油榨制作，一直沿用古老木榨，用牛拉石碾和人力撞槌的方法压榨，七人一牛，一日榨640市斤桐籽，效率很低。油榨占地大，要120平方米。榨工多半是半工半农，一年一雇，由于老板为了保守技术，故不用陌生人和不知底细的工人。油榨场地条件很差，安全设施简陋，在制作过程中，榨坊里烟雾弥漫，使人透不过气来，工作非常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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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油运输，以木帆船作交通工具，自洪江起航，为防洞庭风暴，大多在常德转火轮托运至武汉，春夏水涨，较大帆船也可直驶武汉，再改江轮运至镇江、上海，镇江是洪油主销地，也是运输终点，各油号一律在此设立长期分支机构，有的油号还在上海设办事处。正常情况下，每桶洪油售价28银元上下，等于或低于桐油百斤售价，所以，洪油比桐油贵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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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洪江古商城的油号，一直兴旺发达，红火了70多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洪油成了军用物资，上海、南京、武汉沦陷后，长江实行封锁禁运，致使油号大多停产，已生产的大量洪油，也只能积压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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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徐荣昌油号驻镇江分庄管事邓子英，得知当时江浙一带缺油价高的消息，就向总号写了一封信，建议将常德等地积压的库存洪油，运往镇江销售，以求厚利。但这封信被国民党洪江邮检所特工截获，为了讨好上司，邀功请赏，该特工立即将信函交给当时驻洪江的第四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谭自侯手中，谭自侯如获至宝，认为是敲诈勒索油商、大发横财的好机会，于是经过密谋策划，精心设计，以下请帖的方式，邀请徐荣昌油号老板徐余松、杨恒源油号老板杨竹秋、庆元丰油号老板刘雪琼、刘同庆油号老板刘炳煊、肖恒庆油号老板肖明贵、恒德庆油号老板肖新斋、新昌油号老板邓益发、永兴隆油号经理王泽民8人，到司令部有要事商量。8人接到请帖后，都感到莫明其妙，不知谭司令会有何事要找他们商量。去还是不去，进退两难。不去，怕得罪了洪江的“最高长官”，去吧，又怕掉入陷阱。他们私下经商量，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开始，谭司令用酒宴麻将招待老板们，但过去几天，仍不见老板们有动静，谭自侯恼羞成怒，气势汹汹地摊牌了。他把邓子英写的信说出来，说这是运军用物资洪油去资助日军，是通敌行为。8位老板因为没有看到邓子英的信，都说没有任何运油到镇江去销售的打算，于是一致否认说绝无此事。谭自侯立即翻脸不认人，露出狰狞面目，给他们扣上“运油资敌”的帽子，并派士兵将他们武装押送到嵩云山寺庙里软禁起来，其目的是企图敲诈一笔巨款，以中饱私囊，当时开价是两万银元。但正当谭自侯与8位老板讨价还价时，不料“运油资敌”的特大新闻，在洪江报界和记者们的推波助澜下，不胫而走，满城风雨，传得沸沸扬扬。谭自侯眼看“运油资敌”公开化后，认为独吞这笔巨款的企图难以得逞，为了怕上司追查案情隐瞒不报的责任，立即以“运油资敌案”上报国民党驻芷江宪兵司令部。宪兵司令谷正伦，是个杀人不见血的贪官，看了上报材料，明知没有事实依据，却为了也想大捞一把，而把此案定为“经济汉奸罪”，并将消息严加封锁，不准外传。但还是被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刘彦晓得了，于是，他立即指示《芷江民报》记者周子厚写了一篇特大新闻报道和一篇有分量的社论，以严厉斥责这些“民族败类”。谷正伦闻讯后，立即阻止，不准刊登。刘彦按照谷正伦指示，不得不将稿件扣押，后来，谷正伦从受贿款中，奖赏了刘彦银元两千元。正当谷正伦进一步策划把此事大事化小时，香港《大公报》又披露了这一重大新闻，结果，惊动了国民党最高当局，局里立即命令重庆军事委员会，严厉查处。于是，军法处立即电令谷正伦将案犯押赴重庆国民党政府军法处严加审讯，因而，8位油老板锒铛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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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闹到这一步，八大油号主事们看到案子越闹越大，情况越来越严重，甚至有生命危险。经精心研究，只有“舍财保命”了。于是，他们一方面派出得力人员，从多方面进行说情、申诉、打点、进贡；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关系，恭请江西籍国大代表、参议员王冠英、江西省主席刘峙（因油号老板是江西籍人）等高官，出面斡旋。关系打通后，电召邓子英从上海绕道香港，飞抵重庆，把镇江庄有关账簿凭证交司法处审核。走了过场后，经司法机关最后审定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了结，到此，“运油资敌”、“经济汉奸”一案被撤销起诉，被关押的8位油老板无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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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虽了，但被关押一年的8位老板，因都年事已高，年老体衰，加上恐吓折磨，身心都受到致命的摧残，庆元丰油号老板刘雪琼，释放不久，就在重庆的旅社里病逝。不久，杨恒源老板杨竹秋，也一病不起，辞世而去。整个案子耗资约20万银元以上，八年抗战，八大油号，全部停业，坐吃山空，大伤元气，从此一蹶不振。庆元丰、徐荣昌、刘同庆、杨恒源等油号，因资金拮据，缩小业务，逐渐衰败歇业。洪江八大油号的衰落，使洪江商帮也开始走向了衰落，洪江古商城也开始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和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