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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南有太山（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山（泰山）、绝清河、涉渤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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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鲍彪和元人吴师道以为苏秦所说琅邪、清河、渤海都是郡邑的名称，但《战国策》下文总括太山（泰山）、琅邪、清河、渤海四地，云“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鲍彪释此“四塞之国”乃“四方皆有险固”之义〔38〕，清人张琦即从鲍氏这一看法入手，另行做出阐释说：“下文云四塞之国，则泰山、琅邪、清河、渤海，皆以山川形势言，鲍以郡邑当之，非也。琅邪山在今青州府诸城县东南百四十里，海自登、莱以西，皆谓之渤海，齐北境也。”〔39〕张琦意即苏秦所说齐国“东有琅邪”，只是表述齐国东境抵达琅邪山前，与其南境抵达泰山脚下、西境抵达黄河岸边、北境抵达渤海之滨，是一模一样的用法。案琅邪其地本以琅邪山得名〔40〕，而苏秦谓齐国“即有军役”，亦“未尝倍太山（泰山）、绝清河、涉渤海”，就是讲齐军即使作战，亦无须翻越泰山、横渡黄河（清河）以及出动舟师远航于渤海之外，这正说明泰山、清河（黄河）与渤海本来都在齐国边界线以外，故张琦所说应是〔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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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文献所记琅邪山，似乎只是密迩海滨的一座峰峦〔42〕，但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和苏秦所说的情况来看，春秋战国时的琅邪山，很可能有广、狭两重含义，狭义即如后世所说，而广义的琅邪山似乎应当是指今琅邪滨海地带西侧的五莲山。这是一条与海岸大致平行的东北—西南向山脉，其西北一侧为山东半岛中部的胶莱平原，东南一侧亦有一狭长滨海平原，这正是勾践迁都之古琅邪所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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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这一点，便很容易理解，《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述田恒（田常）的封地东至琅邪，完全有可能与苏秦所说齐国“东有琅邪”一样，只是讲田氏的封地东与琅邪山西北山麓接界而已。齐桓公时管子谓齐国之四至，系“南至于岱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海，东至于纪随”〔43〕；至鲁昭公二十年亦即齐景公二十六年，晏子举述齐国东西两侧的疆界，复有“聊、摄以东，姑、尤以西”的说法〔44〕。钱林书早已就此记载，释以今地，指出齐桓公时之齐国境界，东不过今山东半岛西部的弥河，到齐景公时，亦未越过今山东半岛中部的大沽河、小沽河一线，而齐之南疆在春秋时一直维持在泰山、穆陵关（今沂水县北）一线〔45〕，存世齐长城遗迹，与之正大致相符，而琅邪地区乃在城垣之外〔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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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自春秋以来，一直到战国中期的齐宣王时代，齐国的东南疆界，始终是在琅邪山以西、以北地区，故田恒的封地自然限止于琅邪山以西，琅邪地区在当时应该为《禹贡》青州之“莱夷”、“禺夷”一类夷人所占据，其归属问题，对越王勾践北迁都城于此地，实际上并不构成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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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二、迁都琅邪的政治地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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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国徙都琅邪，既然有多种史籍言之凿凿，不容置疑，那么，就需要对勾践放弃淮河迤北大片疆域的原因和越国迁都的路径，做出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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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问题，最简单不过的处理办法，是根本不理会《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的记载，径谓越人灭吴后随即向北大幅度拓展疆界，与新都琅邪相连属。如唐人李吉甫述及此事，即谓“句践复伐吴，灭之，并其地，遂渡淮，迁都琅邪”〔47〕，意即在陆地上途经淮北地区，渐次北迁。明万历《绍兴府志》所做记述，与李吉甫所说，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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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及后灭吴，则兼有吴地，北渡两淮，徙都琅邪，尽扬州境，跨徐逼青、兖矣。〔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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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书写，固然简捷明快，但勾践灭吴后未能控制所得吴国北方旧土，不仅《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里有清清楚楚的记载，而且在《史记·楚世家》中也可以看到与此密切相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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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惠王）十六年，越灭吴。四十二年，楚灭蔡。四十四年，楚灭杞。与秦平。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正义》：正，长也〕，楚东侵，广地至泗上。〔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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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以为《楚世家》所记此楚国“广地至泗上”的时间，远在越王勾践灭吴多年之后，与越王勾践弃守江、淮以北事“不得牵混为说”〔50〕，所说固然颇有道理，但所谓“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显然是自越人灭吴之初即已存在的情况，亦惟其如此，后来楚国才得以进一步东侵，并将其东北疆界拓展到泗水两岸〔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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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越绝书》中还有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更为相近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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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即得平吴……于是度兵徐州，致贡周室，元王以之中兴，号为州伯，以为专勾践之功，非王室之力。是时越行伯道，沛归于宋，浮陵以付楚，临沂、开阳，复之于鲁。中邦侵伐，因斯衰止。〔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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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曾解释说，浮陵殆即《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所谓淮上地〔53〕，开阳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所说清沂州府治北十五里之开阳故城，与临沂一样濒临沂水，即属所谓泗东之地，故钱氏以为上述记载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文字“大体相合”〔54〕。《楚世家》和《越绝书》的记载愈加清楚证明，勾践灭掉吴国以后随即放弃江、淮以北的土地，乃是既不能回避、更根本无法否定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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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康乾以降的学者，治学以实事求是为标的，对待古史疑案，自然不会再像唐朝人一样不假思索，也不会像明朝人一样随心所欲，信口开河，但由于这一问题的高度复杂性，往往稍一深入思考，便会陷入难以开释的困惑之中，以致无法做出合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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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提出的看法，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观点。虽然如前所述，顾栋高在此书中曾明确表示“当从《吴越春秋》、《越绝》诸书”，以“越徙琅邪为是”，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根本无法理解《史记》当中勾践灭吴后弃江、淮以北不守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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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春秋时琅邪，为今山东沂州府，其所属日照，向系海曲，为沿海要地，疑所谓观台望东海，即于此。……余考越徙都琅邪事，不见于《左传》，《国语》亦无之。《吴越春秋》与《越绝书》所书，皆怪诞不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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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史记》云越灭吴，弃江、淮以北，征之《左传》，他事多不合。据《传》文，哀公二十二年越灭吴，二十七年越使后庸来正邾、鲁之界，公与之盟于平阳。后哀公尝欲以越伐鲁而去季氏，公又尝如越。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见于《孟子》。武城今沂州费县西南九十里，季氏之私邑亦在费，与琅邪之说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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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越既灭吴，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徐州本薛地，今为兖州府滕县〕，天子致胙，方欲正邾、鲁山东诸侯之侵界，岂其弃江、淮不事？且既弃之以予楚矣，如后庸使命之往来、及出兵侵鲁，岂反假道于楚耶？又范蠡既雪会稽之耻，变姓名寓于陶，陶为今曹州府曹县，盖先时吴屡伐齐、鲁，沂、曹之边地，吴盖略而有之。哀八年吴尝伐鲁入武城，武城人或有田于吴竟（境），拘鄫人之沤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吴师至，拘者遂道之以伐武城。观此，则沂州之地久已为吴之错壤，越灭吴，因有其地，则其迁都琅邪，盖尽吴之境，与北方诸侯争衡，岂有反弃江、淮之地以资勍敌之楚耶？且即如《史记》所云，越自勾践以后五世至无疆（德勇案“疆”应正作“彊”），中间尝欲伐齐，齐旧与吴接境，与越之故土远隔江、淮，若勾践弃江、淮以北，则其后世必不能复拓有吴境，与齐远不相及，无缘有伐齐之事，则《史记》之自相矛盾更较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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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子由谓史迁（德勇案指司马迁）浅陋不学，疏略而轻信，而于地里尤疏舛，余既据其说作《越封疆论》，复附识他书所见于此，以俟后之博学者考焉。〔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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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顾氏略微迟晚，梁玉绳撰著《史记志疑》，对《史记》相关记载，同样感到困惑不解，于是只好姑且照抄《春秋大事表》上述内容，以存疑待考〔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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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栋高无从措手解决这一难题，只好转而怪罪司马迁记事彼此抵牾，怀疑太史公笔下留有舛误，但他也清楚知道，讲这样的话，底气实在很不充足，于是，又拉来宋朝名人苏辙（子由），为自己撑腰。苏辙虽然曾经使用十分严苛的词语，斥责司马迁“为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但他本人改弦易辙所撰《古史》，于越王勾践灭吴后之举措，却是“因迁之旧”，直接采录《史记》的记载，谓“越乃以淮北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57〕。因此，在这一具体问题上，苏子由并不能给顾氏提供实际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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