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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顾栋高毕竟是一位富有学识而又治学审慎的学者，并没有率尔自信其是，他老老实实地写下对这一问题的迷茫感觉，不过是留待“后之博学者”对其做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而已。令人遗憾的是，顾氏身后的清朝学者，并没有能够更进一步，对此加以剖析，直至民国时期，钱穆在所著《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当中，因考述《孟子》所记“曾子居武城有越寇”一事之缘起，涉及越国都邑所在问题，于书中专门写有《越徙琅邪考》一节，始尝试澄清顾栋高提出的疑问。不过，由于拿不出实实在在的证据，钱穆所论，颇嫌枝蔓，且无法切中主题，其直接针对顾栋高所疑惑的问题，实际上只写有以下一段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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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不能正江淮北者，张守节《正义》谓，江淮北谓广陵县徐泗等州，此说似较谛。考春秋吴与楚争，其出兵常在今安徽境，而吴之北争中原，则或由邗沟，或遵海道，皆不经安徽。越人乃袭吴北争中原之故道，而无意于西向与楚角逐。故《楚世家》谓越灭吴而不能正江淮以北，当指吴楚角逐之旧战场言。《越世家》谓越灭吴而横行于江淮东，则指吴齐争衡之新路线言。〔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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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或“旧战场”或“新路线”的说法，乍看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实际上却是疲弱无力。勾践北上争霸，固然未必需要与楚人角逐于今安徽境域，但他要想“袭吴北争中原之故道”以北上，无论如何，总要通过淮河北岸地区，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谓勾践“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实际上是说勾践或与楚，或与宋，或与鲁，总之完全放弃了淮河北岸的所有土地而退居于江、淮以南的吴越故地，楚、宋、鲁诸国在淮河北岸的疆土，自西向东，一字排开，特别是《越绝书》所记临沂和开阳，已经东至沂水两岸，所谓“吴北争中原之故道”，哪里还剩有隙地可以通行？钱穆这段论述，依然未能破解越王勾践有意并且确已北上争雄、同时复又自我切断北进路径的怪诞举措，而后来的学者更没有人对此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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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其实并不十分复杂，只是古往今来研究勾践徙都琅邪问题的学者，似乎都没有注意到《韩非子》当中一段至关重要的记载，至少还没有能够领会它的史料价值。《韩非子》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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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已胜吴，又索卒于荆而攻晋。左史倚相谓荆王曰：“夫越破吴，豪士死，锐卒尽，大甲伤，今又索卒以攻晋，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师与分吴。”荆王曰：“善。”因起师而从越。越王怒，将击之，大夫种曰：“不可。吾豪士尽，大甲伤，我与战，必不克，不如赂之。”乃割露山之阴五百里以赂之。〔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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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此可知，勾践虽然在多年卧薪尝胆之后，如愿灭掉吴国，但正如俗语所云，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持续三年之久的灭吴战役，也使越国的国力大受耗损，这同吴国因连年北上中原争长而致使“士民疲弊，轻锐尽死于齐、晋”，并最终招致覆灭的情形〔60〕，差相仿佛，而强大的楚国正眈眈虎视其后，勾践若是应对不当，稍有差池，说不定就会重蹈夫差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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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灭吴前后，越国所面临的国际局势，可以说是前后连环相扣的两组螳螂捕蝉关系。在灭吴之前，吴国是螳螂，北方齐、晋诸国是它眼前待捕的蝉，越国乃是窥伺于其后的黄雀。其实坐观吴人加兵于齐、晋，承其疲弊以灭吴，这正是大夫逢同为勾践精心设计的灭吴方略〔61〕。当勾践发兵灭吴之际，吴国转而成为越王勾践口中的蝉，而楚国则随之变作盘旋于勾践这只螳螂头上的黄雀。辉煌的胜利之下，正潜藏着致命的危机。妥善应对这一局面，是对越王勾践政治谋略的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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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早在即位伊始被吴王夫差围困于会稽的时候，勾践尝喟然感叹曰：“吾终于此乎？”大夫种对曰：“汤系夏台，文王囚羑里，晋重耳奔翟，齐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观之，何遽不为福乎？”〔62〕待勾践脱离险境，重建都城宫阙的时候，范蠡亦有言曰：“唐虞卜地，夏殷封国，古公营城周雒，威折万里，德致八极，岂直欲破强敌、收邻国乎？”范蠡复云：“昔公刘去邰而德彰于夏，亶父让地而名发于岐。今大王欲国树都，并敌国之境，不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63〕越王君臣间这段对话，清楚透露出勾践随后卧薪尝胆二十馀年，其志向绝不仅仅在于洗雪会稽之耻，而像商汤帝、周文王诸人一样称王称霸于整个中国，才是他更为深远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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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灭吴之役使其大伤元气，自身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勾践却不愿轻易放弃刚刚取得的强盛声势，消极退缩躲避，示人以弱，而是拿出乘胜进击的架势，索求士卒于楚以攻晋，试图慑服楚、晋诸国。不幸的是，楚国臣僚左史倚相看穿了他这一虚张声势的障眼伎俩，结果楚王不仅没有派兵协助勾践伐晋，反而趁机横刀相向，强行分取一杯肉羹，逼迫勾践不得不割让出大片刚刚到手的吴国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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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韩非子》文中所说“露山之阴五百里”的地界，现在还不易确指〔64〕，不过显而易见，这应当就是《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所说勾践分给楚国的“淮上地”。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周易》传文《缪和》述及同事，云大夫重（种）劝越王勾践曰：“请与之分于吴地，遂为之封于南巢，至于北蕲，南北七百里”，张政烺释云：“巢，今安徽省巢县。蕲，今安徽省宿县。皆楚邑。”〔65〕这两个地点，都已经处在宋国正南方上，可以补充《越绝书》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记载，并进一步说明楚国夺走淮上之地，不仅大幅度削减了越国刚刚扩展出来的疆域，更为重要的是楚、宋、鲁诸国东西并列，极大遏阻了越国从江南北上争霸的通道，然而，勾践在大胜之下，却不肯断然放弃多年追求的盟主地位。春秋战国是一个纵横捭阖的年代，越王勾践又拥有范蠡、大夫种、逢同这样一批既有远大眼光、又有高超手腕的谋臣，实力有所局限，无法强行攫取，就要济以谋略，姑且施展怀柔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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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谈到，宋人苏辙所著《古史》，在记述越王勾践灭吴后的举措时，只是按照原样转录《史记·勾践世家》的内容，谓越国将淮河北岸的吴国旧壤分别给与楚、宋、鲁诸国，但这样的处理方式，并不意味着苏氏对史籍中那些看似矛盾的记载做出了合理的分析，而是他对这些互不兼容的史料，竟采取置之不理的办法，对勾践的攻守方略，做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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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既克夫差，虽号伯王，而实敛兵自守，无大征伐，分吴故土，以界楚、宋、鲁，遂以保国传世。〔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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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处理方法，从本质上来说，与前述唐朝人李吉甫以及明万历《绍兴府志》的编纂者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他们二者一个是对越王舍弃淮北土地后在北方的种种争霸行为视而不见，另一个则是对勾践灭吴后弃而不守淮河北岸夫差故土的史实置若罔闻，都没有顾及与自己看法相抵牾的基本史实，盖宋明时期大多数人的治学方式普遍粗疏如此，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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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视顾栋高举述的种种史事，尤其是国都北迁琅邪一事，可知勾践绝没有施行苏辙所云“敛兵自守”的国策，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是既征且伐。通观相关历史活动的前后演变脉络，可以看到，越王勾践在“以淮上地与楚”的同时，“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实在是一项充溢政治智慧的高明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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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齐桓公的霸业衰落之后，春秋时代历史的主轴，便是晋、楚争霸，故童书业尝谓“晋楚两国的历史是一部《春秋》的中坚”。晋、楚两国之间，此强彼弱，叠为雄长，持续多年之后，双方都被内忧外患所缠绕，逐渐显现疲态。逮至鲁襄公二十七年，宋国执政向戎伺机居间调节，促请两国召集齐、秦以下诸侯，盟会于宋，相约弥兵休战，而秦、齐两大国虽与会而不与盟，其馀列国诸侯同时尊奉晋、楚两国共为霸主〔67〕，这两个大国南北并峙，也就成为春秋后期政治地理格局最突出的轮廓特征。迄至春秋末年，晋、楚两国的势力愈显式微，齐国试图重作霸主，却没有能够得逞，一时中原无霸，从表面上看，似乎重又回归于春秋初年的形势〔68〕，实际上则正酝酿着更为波澜壮阔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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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延至春秋战国之交，仍以晋、楚两国疆域范围最为广阔，国力也最显强盛，故曾子在当时乃有句云：“晋、楚之富，不可及也。”〔69〕不过，晋、楚之间两相比较，还是要以楚国的势头更为胜出一筹。当初在宋都订立弥兵之约时，虽然看似晋、楚交互妥协，但晋国在盟会的歃血仪式上与楚国争占盟主之先位，竟以实力稍逊而未能如愿，不得不屈居于楚国之后，即已清楚体现出两国间实际地位的差距；况且这次盟会最实质性的内容，是令两国各自的附从国交相承认晋、楚的霸主地位，而在鲁、宋、卫、郑、陈、蔡、许、曹这八个附从国中，原来从属于楚国的只有陈、蔡、许三个南方小国，楚国从中得到的实惠也明显多于晋国〔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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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中原盟主暂时出现真空，在东南相继崛起的吴、越两国，才得以北上争霸〔71〕。吴、越两国本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分别依赖于晋国和楚国的扶持，方才得以异军突起，而晋国扶持吴国与楚国扶持越国的目的，则是用以牵制对方，不料吴国于鲁哀公九年，开挖沟通江、淮的邗沟〔72〕，竟兴师大举北上，谋求中原霸主的位置。鲁哀公十一年，吴人与鲁国联手，在艾陵大败齐军，打破齐国复兴霸主地位的梦想之后〔73〕，吴王夫差随之即在鲁哀公十三年率精兵与诸侯会盟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74〕。夫差为炫耀舟师，慑服诸侯，“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75〕，也就是特地开挖了一条沟通淮河北岸支流沂水和黄河叉流济水的人工运河，这样吴国的水师就可以从江南直接驶抵宋、鲁之间地域，其气势之强劲，已绝非晋国再能玩弄于股掌。果然，在这次黄池之会当中，吴国即公开挑战晋国，踏上了诸侯盟主的座席〔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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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这次会盟仅仅四年之后，勾践即大举发兵，灭掉吴国，因此，黄池之会时各国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就是越王勾践灭吴前后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当时实力较强的大国，除了北晋南楚之外，还有东方的齐国与西方的秦国，秦国远离政治舞台的中心，对于僻处于东南边地的越国来说，暂时还无足轻重，而齐国则身处中原腹心地带，不容小觑。就在越王起兵伐吴之前，楚国的申包胥出使越国，勾践向他陈述讨伐吴国的各种必要准备，其中受到申包胥认同的首要举措，是下面这样一段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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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国南则楚，西则晋，北则齐，春秋皮币、玉帛、子女以宾服焉，未尝敢绝，求以报吴，愿以此战。〔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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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般摧眉折腰屈从于人，是因为“结齐、亲楚、附晋”，乃是越大夫逢同为勾践筹划的灭吴统一战线〔78〕，而这正是与越国实力大致相当的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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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黄池会盟到底有哪些诸侯参与，史籍缺乏清楚记载，惟东汉人何休尝有形象描述云，吴王夫差此举，是令“齐、晋前驱，鲁、卫骖乘，滕、薛侠毂，而趋以诸夏之众”〔79〕，何氏在此列举大国而未言及于楚，春秋时中原诸国对楚人复以夷狄视之，可见楚国固然未尝附从其间。不仅是齐国，晋国在黄池亦屈从于夫差，然而楚国却未曾与盟，这足以清楚说明，当时楚国虽然已无力称霸中原，但是它的国力依然要超出于晋国之上。勾践起兵伐吴，本来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依仗楚国，作为奥援，并且在黄池之会以后，是由楚国率先向吴发起进攻〔80〕，所以他在临终前讲述自己灭吴功业的时候，才会有“籍楚之前锋，以摧吴王之干戈”的说法〔81〕；而他在灭掉吴国后虚张声势，公然摆出征伐晋国的架势，而却不得不隐忍楚国的要挟，同样也是基于这一实力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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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楚国攘夺淮上的土地以后，越国北进的通道，已经严重受阻，继续保留吴人侵夺于宋、鲁诸国的大片土地，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困难；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还会引起北方晋、齐等强国的严重不满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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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越王勾践身挟大胜旧日盟主夫差之雄威而主动放弃吴国过去侵占的宋、鲁两国疆土，不过是希冀以威德并施，来博取中原盟主的地位。回顾当年管子教授齐桓公霸术，其首要策略便是以“审吾疆埸，反其侵地”来收买安抚周边邻国〔82〕，可知这本是春秋时期霸主惯用的手段，故前引《越绝书》称述勾践此举乃是行以“伯（霸）道”；又当时人有所谓“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之语〔83〕，盖亦差近于是。前述《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叙述勾践灭吴后的各项举措，前后因果次序，容或未尽允洽，勾践“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其必备前提，正是“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勾践才会赢得“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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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如同没有理会夫差主盟的黄池之会一样，楚国并没有参与勾践称霸中原的徐州之会，尊奉勾践为霸主的只是齐、晋以下包括宋、郑、鲁、卫、陈、蔡在内之中原诸国〔84〕，故《史记》谓勾践系“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85〕，勾践去世前总结其巍巍霸业，与太子兴夷只是谈到“跨江涉淮，从齐、晋之地”，而绝然没有提及楚国〔86〕。显而易见，楚人同样没有承认越王勾践的霸主地位〔87〕。然而，楚国的态度，并不能左右中原其他国家尊奉勾践为共主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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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总结春秋时期列国之间争强称霸的历史时，也特别谈到越国曾攫取盟主地位，谓当时“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更为强伯”〔88〕，所说越为强伯，自然是指勾践在灭吴后陡然跃升为诸侯共主一事。然而，日本江户时期的学者中井积德，却以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所记“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一语，“恐夸张之言，非实然也”〔89〕；吕思勉也因《吴越春秋》所述勾践霸业不尽可信，从而认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谓勾践“号称霸王”云云，“不免侈大”〔90〕。今人施之勉针对中井积德的看法做有辩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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