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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琅邪台残石所存两五大夫名系秦始皇二十八年南登琅邪台时与颂词一同上石，与二世皇帝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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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阮元和王昶的看法，陈寿祺以为秦二世本来就没有镌刻其身边随行臣僚姓名的意思，所谓“大臣从者名”，原本是指当年随从秦始皇东巡之王离以下十一位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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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言“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则是石旁所刻，即始皇之大臣从者，与二世无涉也。自始皇二十八年刻石琅邪，至二世东行，相距十载，岂必从官五大夫杨樛等悉无改异？如二世诏书后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与始皇时大臣丞相隗林、王绾，卿李斯、王戊，前后各殊，可证也。且使其果为二世从臣，不宜列皇帝诏书之前，此则察察足以明之矣。〔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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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陈氏所说，应属最为合理。北宋人欧阳修在《金石录》中记述他所看到的秦始皇峄山刻石模本时曾经谈到：“以泰山所刻较之，字之存者颇多，而磨灭尤甚。其赵婴、杨樛姓名，以《史记》考之，乃微可辨。其文曰：‘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皇帝曰……。’”〔163〕所说情况，正与琅邪刻石相同，适可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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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结论，并参照王昶所说琅邪台残石二世诏书以及杨樛和另一“五大夫”名字前阙泐的行数（王昶云八行，似应为九行，或石碑此面确为八行，而另有首行题名应转溯至碑石另一侧），似可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补书秦二世元年“尽刻始皇所立刻石”时在二世诏书前镌刻的秦始皇“大臣从者”姓名，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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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侯武城侯王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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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侯通武侯王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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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侯建成侯赵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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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侯昌武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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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侯武信侯冯毋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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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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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王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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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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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王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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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夫赵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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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夫杨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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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套加方框者，后皆泐失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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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始皇“大臣从者”名录，计五十九字；前述“二世诏书”乃为七十八字，二者相加，知秦二世于“始皇所立刻石”外共新刻一百三十七字，这样，连同秦始皇琅邪刻石之四百九十六字，总计为六百三十三字。北宋初年人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著录诸城琅邪台上的“秦始皇碑”时，谓“碑上有六百字可识，馀多剥落”〔164〕，可知琅邪台石刻当时尚大多可以辨识，而碑上六百多字的内容，显示出秦始皇琅邪刻石与二世皇帝增刻的内容，必定同在一座石碑之上，绝不能像陈寿祺那样，将其拆分于琅邪、赣榆两地。直至清同治十二年时，陈介祺尚拓有石碑东面始皇原刻，字迹虽已无法准确辨识〔165〕，但足以证明二世所增刻铭文与乃父原刻同在一石，乃是确切无疑的事实。其实，《史记·封禅书》本有清楚记载云，所谓秦二世刻石，系“刻勒始皇所立石书旁，以章始皇之功德”〔166〕，陈寿祺与钱穆两公，若能在读太史公书时稍稍留意于此，或许根本不会萌生这种拆分嬴政、胡亥父子石刻铭文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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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秦始皇所立同类碑石，如泰山刻石，宋人赵明诚记云“碑石为四面，其三面稍磨灭，故不传”，在徽宗大观年间以前，“世所见者，特二世诏书数十字而已”；至“大观间，汶阳刘跂〔斯立〕亲至泰山绝顶，见碑四面有字，乃模以归。文虽残损，然首尾完具，不可识者无几，于是秦篆完本复传世间矣”〔167〕。可见泰山刻石也是将二世诏书附刻于秦始皇原碑篇末，这样的做法，应当是当时的定例。在此之前，唐人颜师古即谓“今此诸山皆有始皇所刻石及胡亥重刻，其文并具存焉”〔168〕，事实上也只有像这样将二者合刻于一处，才能达到秦二世以金石刻辞与始皇帝相并比的目的。明乎此，则陈寿祺和钱穆所说，便显得更加不符合常理，故东海赣榆的“秦始皇碑”，绝不可能是陈寿祺所说之“始皇琅邪石刻”，秦始皇登临之琅邪，亦与赣榆其地无涉。这样一来，便不再有理由把勾践北徙后的越都比定在赣榆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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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五、赣榆“秦始皇碑”与秦“东门阙”之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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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节所论，只是试图辨明，秦始皇登临的琅邪以及琅邪刻石应当是在传统所说诸城海畔，但要想彻底破除赣榆“秦始皇碑”属琅邪刻石的看法，还要对这一石碑的性质，做出合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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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地道记》谓赣榆之“秦始皇碑”，在距离海岸“百五十步”的海水之中，而清康熙时人王士禛也谈到过一座海中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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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城琅邪台秦碑，石壁俯临海岸，高数十丈。海中复有一碑，去岸数里，潮上则没，潮落则出。其上岁久皆蛎房所结，不可辨识。〔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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