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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山，在赣榆县东四十里海中。相传秦始皇尝登此勒石，今存。山前名棋子湾，西南水底有神路三十里，阔数尺，由岸直抵山麓，亦传为始皇所筑。洪涛浸激，至今不圮。〔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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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有很多人赋诗吟咏这一古迹，如乾隆年间人谢元淮之《游秦山》诗中即有句云：“异哉秦皇帝，刻石扶桑边。”作者自注：“山东二石如人，下有秦始皇石刻。”谢氏且亦同时引述王隐和郦道元的记述，作为说明〔176〕。这种说法，向前追溯，可以在康熙年间纂集的《古今图书集成》中找到相同的记载，其记述此碑使用的词句是：“旧传秦始皇登此求神仙，勒石而去，石至今存。”〔177〕若再向前追溯，在万历初年修成的《淮安府志》当中，便未能找到丝毫踪影，书中述及“秦始皇碑”，只是照样转录王隐《地道记》的记载，而没有附加任何说明文字〔178〕。这种情况，说明秦山岛上所谓“秦始皇碑”，缺乏比较可信的早期文献记载，很可能是出于明末以来好事者附会，清人谓其出自“相传”、“旧传”，固已知悉此等传说本不足以云信史〔179〕。退一步讲，即使此碑确属秦始皇遗物，也是与《晋书·地道记》所记完全不同的另一石刻，当然也与秦始皇琅邪刻石无关（秦始皇痴迷于寻求海外神山，该碑若确属嬴秦故物，或者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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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东巡郡县，前后凡刻石六所，皆用以颂秦功德，所刻铭文，则无不语辞繁复，累累数百言，而赣榆海边这座“秦始皇碑”，却只有寥寥一十二字，它究竟用于什么目的，又何以竖立在这样的地方，都颇为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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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绎其间缘由，需要先来看一看秦始皇时期另一处类似的石刻碑铭。《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记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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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湮谷，直通之。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于是立石东海上胊界中，以为秦东门。〔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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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胊”是秦东海郡的属县，《汉书·地理志》于东海郡胊县下所附班固自注，亦述及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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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立石海上，以为东门阙。〔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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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是指海边（关于这一点，下面第七节还要具体论述），《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博物记》即记作“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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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胊）县东北海边植石，秦所立之东门。〔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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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记载表明，当时是在胊县东侧的东海岸上竖立了一块石碑，用以标志秦王朝的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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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淮水北岸叉流游水北向流淌所经行地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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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朐山西。始皇三十五年，于胊县立石海上，以为秦之东门。东北海中有大洲，谓之郁洲，《山海经》所谓“郁山在海中”者也。〔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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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朐山和郁洲都在今江苏连云港市区，朐山今名锦屏山，郁洲后称云台山，当时还没有成陆，与朐山隔海相望。另外，考古学者已经判明，秦汉朐县故址在今连云港市海州街道，位于朐山北侧〔184〕。由此可以推断，秦始皇植立石碑的地方，大致应当在朐山东麓的海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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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朐山和朐县城东面六七里以外的孔望山南侧，有汉东海庙遗址〔185〕。东汉灵帝熹平元年，立有《东海庙碑》，记东海相南阳桓君与山阳满君在永寿元年和熹平元年相继修建祠庙事。碑文在宋代即多有阙泐，其篇末颂词中有残句云“□（原文此处为框，下同）阙倚倾，於铄桓君，是缮是修”，碑阴复另有残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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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门阙，事在《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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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撰人不详之《天下碑录》，著录有“汉秦始皇碑”，乃“东海相任恭修理祠，于碑背刻，在朐山”。宋人洪适以为满君《东海庙碑》碑阴残字，似即任恭《秦始皇碑》，其刊刻时间当“又在满君之后”，所说应是；洪氏且谓此《秦始皇碑》所载“秦东门事”，乃“（《东海庙碑》）颂所谓倚倾之阙者”〔186〕。所谓“倚倾之阙”应当是指秦始皇植立的碑石，已经有所倾斜。据此，始皇所立秦东门阙碑石，应当在汉东海庙附近，结合《博物记》石在“县东北海边”的记载，或许要再稍偏北一些〔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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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和《汉书》有关此事的记载，有一处细微的差别，这就是《史记》记为“秦东门”，而《汉书》则记作“东门阙”，看似无关紧要，其实很值得探究。清人赵一清认为应当以《史记·秦始皇本纪》为准，《汉书·地理志》缀加“阙”字，不足采信〔188〕，而杨守敬对此却另有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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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释》二汉《东海庙碑》阴云：“阙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门阙，事在《史记》。”则《史记》本有“阙”字，故《汉志》因之，亦作“东门阙”〔《寰宇记》同〕。今本《史记》但作东门，乃传抄脱“阙”字。……又《后汉书·刘永传》注、《通典》作“东阙门”，虽误倒，然亦本有“阙”字之证，赵氏失考。〔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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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信而有据，足以订补今本《史记》脱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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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是设在大门前面起标志或导引作用的一种建筑，秦汉时期已经普遍用于宫殿、衙署、祠庙、宅邸、关隘、陵墓等建筑物门前；特别是宫室建筑，《史记》记述秦孝公兴建咸阳城事云：“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190〕若此寥寥数语，还特别提到“冀阙”，其重要性可见一斑。赵一清虽然认为《汉书·地理志》“东门阙”的记载不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之“东门”正确，同时却又说道：“秦始皇立石海上，状如宫门之阙也。”〔191〕尽管其自相矛盾，令人困惑，而且这种说法也并不准确，但我们却可以循此思路，去揭示所谓秦“东门阙”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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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设在大门前面左右两侧的建筑物，阙一定要成双配对，而不会单独建造（后世有僭越礼制，在民家宅院里面仿造单只阙型建筑者，这已不是正常的做法），即如东汉时人刘熙所云：“阙，阙也，在门两旁，中央阙然为道也。”〔192〕崔豹《古今注》亦释之曰：“阙，观也，古每门树两观于其前，所以标表宫门也。”〔193〕从这一角度考虑，一定还会另有一座石碑与朐县海边这块碑石相匹配，而赣榆的“秦始皇碑”，在北面大约一百里外的海岸上，正与之处于大致同一条南北直线上，遥遥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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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秦东门阙”，也就是秦王朝东大门的阙，而两块相距百里的石碑，规模大小，与之未免太不相称。朐县一侧石碑的高度，虽然没有留下记录，赣榆的秦始皇碑“长一丈八尺”却有清楚记载，其高尚不及琅邪刻石〔194〕，不用说作为大一统秦朝国门之阙，就是与西汉未央宫北阙、东阙“三十丈”的高度以及建章宫东侧凤阙“二十馀丈”的高度相比〔195〕，也实在是微不足道〔196〕，以秦始皇之雄才大略，似乎不应如此不识高低。况且在礼仪制度上，阙本来具有重大象征作用，即班固所云“阙者所以饰门，别尊卑也”〔197〕。汉初萧何为刘邦营建未央宫，刚刚建成东阙、北阙、前殿等部分设施，高祖即因“宫阙壮甚”而震怒，萧何乃以“非壮丽无以重威”作答〔198〕，就其东阙、北阙而言，便是基于阙的这一礼制功能。明乎此，则愈可知“秦东门阙”绝不应该仅仅局促为此等丈八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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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在引述《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朐县海滨立石的记载时，特地抄录了很长一段在此之前的纪事，这些史事，是秦始皇立石东海的重要背景。同样值得注意的背景事件，还有在这之前的始皇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199〕。综合分析秦始皇以信宫作为象征天极的极庙并专门铺筑联通郦山和云阳甘泉前殿的道路、修建连结九原与云阳的直道、在渭河南岸丰镐旧京故地营建朝宫前殿（阿房宫）、朝宫前殿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以及“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等等这一连串举措，可以看出，在这些重大举止的背后，应该潜藏着秦始皇贯通天地古今的宏大宇宙观念，即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为基本出发点，将其宫室乃至整个大地上的设置与天上的星相对应起来，并设置沟通天地之间乃至阴阳两界的枢纽和途径；同时，将整个山河大地都看作是其宫室的延展，其北修直道直通九原与南建阁道直抵南山，可以看作是以都城宫室为核心做出的南北轴线性标志；而将都城中最核心的建筑朝宫前殿，选定在渭河南岸的西周丰镐故地，则正可以借助周天子“帝王之都”这一历史因缘，增重其作为天下千古一帝的神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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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这一背景，便不难发现，朐县和赣榆两石碑之间的中线，差不多东西直对咸阳，所以，秦始皇竖立这样的标志，应当与秦始皇自朝宫前殿修建阁道直抵南山并“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一样，是为秦王朝标识出一条直通朝宫的东西轴线性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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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表南山之巅以为阙”，应该是选取咸阳新修朝宫南面所面对的终南山某两个左右并峙的山峰，采用某种方式加以标识，以标明秦朝是借用这两座山峰作为朝宫之南阙〔200〕，这与夏禹当年“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的做法〔201〕，略有几分相似。秦廷当时采用的具体方式，虽然现已不得而知，但这种以山为阙并加以标识的做法，却可以启发我们，尝试从这一思路去认识秦东海双碑的具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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