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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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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王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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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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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王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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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夫赵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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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夫杨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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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套加方框者,后皆泐失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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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始皇“大臣从者”名录,计五十九字;前述“二世诏书”乃为七十八字,二者相加,知秦二世于“始皇所立刻石”外共新刻一百三十七字,这样,连同秦始皇琅邪刻石之四百九十六字,总计为六百三十三字。北宋初年人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著录诸城琅邪台上的“秦始皇碑”时,谓“碑上有六百字可识,馀多剥落”〔164〕,可知琅邪台石刻当时尚大多可以辨识,而碑上六百多字的内容,显示出秦始皇琅邪刻石与二世皇帝增刻的内容,必定同在一座石碑之上,绝不能像陈寿祺那样,将其拆分于琅邪、赣榆两地。直至清同治十二年时,陈介祺尚拓有石碑东面始皇原刻,字迹虽已无法准确辨识〔165〕,但足以证明二世所增刻铭文与乃父原刻同在一石,乃是确切无疑的事实。其实,《史记·封禅书》本有清楚记载云,所谓秦二世刻石,系“刻勒始皇所立石书旁,以章始皇之功德”〔166〕,陈寿祺与钱穆两公,若能在读太史公书时稍稍留意于此,或许根本不会萌生这种拆分嬴政、胡亥父子石刻铭文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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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秦始皇所立同类碑石,如泰山刻石,宋人赵明诚记云“碑石为四面,其三面稍磨灭,故不传”,在徽宗大观年间以前,“世所见者,特二世诏书数十字而已”;至“大观间,汶阳刘跂〔斯立〕亲至泰山绝顶,见碑四面有字,乃模以归。文虽残损,然首尾完具,不可识者无几,于是秦篆完本复传世间矣”〔167〕。可见泰山刻石也是将二世诏书附刻于秦始皇原碑篇末,这样的做法,应当是当时的定例。在此之前,唐人颜师古即谓“今此诸山皆有始皇所刻石及胡亥重刻,其文并具存焉”〔168〕,事实上也只有像这样将二者合刻于一处,才能达到秦二世以金石刻辞与始皇帝相并比的目的。明乎此,则陈寿祺和钱穆所说,便显得更加不符合常理,故东海赣榆的“秦始皇碑”,绝不可能是陈寿祺所说之“始皇琅邪石刻”,秦始皇登临之琅邪,亦与赣榆其地无涉。这样一来,便不再有理由把勾践北徙后的越都比定在赣榆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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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五、赣榆“秦始皇碑”与秦“东门阙”之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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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节所论,只是试图辨明,秦始皇登临的琅邪以及琅邪刻石应当是在传统所说诸城海畔,但要想彻底破除赣榆“秦始皇碑”属琅邪刻石的看法,还要对这一石碑的性质,做出合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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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地道记》谓赣榆之“秦始皇碑”,在距离海岸“百五十步”的海水之中,而清康熙时人王士禛也谈到过一座海中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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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城琅邪台秦碑,石壁俯临海岸,高数十丈。海中复有一碑,去岸数里,潮上则没,潮落则出。其上岁久皆蛎房所结,不可辨识。〔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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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祺云“此与《地道记》所言合,殆即始皇碑也”〔170〕,实则王士禛本明明说这一海中石碑是在诸城之琅邪台下,何以会与王隐《地道记》所言赣榆之“秦始皇碑”相合?可见,王氏谈到的这一情况,并不能用以支撑陈寿祺的观点。不仅如此,在琅邪台边的海水之中另有一座石碑,不见于其他史籍记载,王士禛上述记事,是写在《池北偶谈》一书的“谈异”部分当中,而清四库馆臣对王氏此书这一部分内容颇为不屑,以为其笔下“皆记神怪,则文人好奇之习,谓之戏录可矣”〔171〕。审王氏紧继上述引文之下,随即叙述所谓秦始皇“鞭石成桥”遗迹,可知四库馆臣所说不诬,所谓海中石碑云云,亦不妨姑且以文人戏语视之,至少它丝毫无助于证明赣榆“秦始皇碑”会与始皇帝之琅邪刻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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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论赣榆“秦始皇碑”,是以《晋书·地道记》与《水经·淮水注》的记载相互印证。从上一节订正过后的《晋书·地道记》文字来看,这两部书中的相关内容,几乎如出一辙(《水经注》之“潮水至,加其上三丈”,“三丈”也应是“三尺”的讹误),自然应同属一事,而且在二者之间一定具有因袭关系。按照其成书时间的先后顺序,则只能是《水经注》袭用《晋书·地道记》的文字〔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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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这一源流关系,非常重要。因为上述两书有关秦始皇碑的记载虽然基本雷同,但也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差别,这就是《地道记》记述此碑在“海中去岸百五十步”处,而《水经·淮水注》的记载,却是“赣榆县北,东侧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海百五十步”〔173〕,一在海岸线外一百五十步,一在海岸线内一百五十步,位置正好相反,其间必有一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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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水经注》有关“秦始皇碑”的记述,出自《晋书·地道记》,但郦道元所见王隐书文本,却也可能独具优胜之处。审度《水经注》的记述,可见其叙述“秦始皇碑”之所在,包括赣榆县城和“山”在内各项地理要素的相对位置关系,都非常明确,因此,通常不大容易存在讹误。相比之下,今所见《晋书·地道记》却只记有此碑与海岸线的距离,则比较容易产生舛误。若假设《水经注》采录的文字,更为准确、完整地保存了《地道记》原本的面貌,那么,此书在另一流传过程之中,要是有人无意之间将“去海百五十步”错写作“去岸百五十步”,后来复又有人在前面缀加“海中”二字,就会成为现在见到的样子。更为重要的是海水波涛汹涌,常年激荡不已,特地到茫茫大海上孤零零地竖立一块石碑,明显违背常理;而且这种水中石刻,世人大多也无从观摩,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因此,所谓“秦始皇碑”的位置,一定要以《水经注》的记载为是,即位于赣榆县东北面海边的山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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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赣榆“秦始皇碑”所在的位置,还有另外一种记载,需要澄清。《大清一统志》记载海州赣榆县东北有“秦碑”,其下引述《晋书·地道记》和《水经·淮水注》关于“秦始皇碑”的记载作为说明,文末记云:“旧志,在海中秦山。”〔174〕而同书复记此“秦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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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山,在赣榆县东四十里海中。相传秦始皇尝登此勒石,今存。山前名棋子湾,西南水底有神路三十里,阔数尺,由岸直抵山麓,亦传为始皇所筑。洪涛浸激,至今不圮。〔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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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有很多人赋诗吟咏这一古迹,如乾隆年间人谢元淮之《游秦山》诗中即有句云:“异哉秦皇帝,刻石扶桑边。”作者自注:“山东二石如人,下有秦始皇石刻。”谢氏且亦同时引述王隐和郦道元的记述,作为说明〔176〕。这种说法,向前追溯,可以在康熙年间纂集的《古今图书集成》中找到相同的记载,其记述此碑使用的词句是:“旧传秦始皇登此求神仙,勒石而去,石至今存。”〔177〕若再向前追溯,在万历初年修成的《淮安府志》当中,便未能找到丝毫踪影,书中述及“秦始皇碑”,只是照样转录王隐《地道记》的记载,而没有附加任何说明文字〔178〕。这种情况,说明秦山岛上所谓“秦始皇碑”,缺乏比较可信的早期文献记载,很可能是出于明末以来好事者附会,清人谓其出自“相传”、“旧传”,固已知悉此等传说本不足以云信史〔179〕。退一步讲,即使此碑确属秦始皇遗物,也是与《晋书·地道记》所记完全不同的另一石刻,当然也与秦始皇琅邪刻石无关(秦始皇痴迷于寻求海外神山,该碑若确属嬴秦故物,或者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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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东巡郡县,前后凡刻石六所,皆用以颂秦功德,所刻铭文,则无不语辞繁复,累累数百言,而赣榆海边这座“秦始皇碑”,却只有寥寥一十二字,它究竟用于什么目的,又何以竖立在这样的地方,都颇为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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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绎其间缘由,需要先来看一看秦始皇时期另一处类似的石刻碑铭。《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记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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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湮谷,直通之。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于是立石东海上胊界中,以为秦东门。〔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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