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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二十八年南登琅邪时的石刻颂词，《史记·秦始皇本纪》录有全文，盖每句四字，以两句为韵，正文凡三十六韵七十二句二百八十八字，文末尚附有叙事性题记一段，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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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从，与议于海上〔《正义》：言王离以下十人从始皇（德勇案连同王离在内为十一人，此云“十人”疑误），咸与始皇议功德于海上，立石于琅邪台下，十人名字并刻颂〕。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眀，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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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计二百零八字，合之共有四百九十六字〔148〕，而此“秦始皇碑”则仅“一行十二字”，字数相差，不啻天渊。仅仅根据这一点，二者之迥非一事，自可立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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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学识渊博如陈寿祺、钱穆者，当然不会察觉不到这样明显的差别，特别是前引钱穆文明确讲到《史记》所载琅邪台刻石“凡九百九十七字”，虽然字数统计有明显疏误，大大多于实际数目（疑有手民之误），但他显然不会误认为琅邪刻石仅有十二字而已。那么，陈、钱二人就只能是由于疏忽而没有注意到这一字数的出入，不然的话，就是把“一行十二字”理解成了“每行十二字”。假如属于后面一种情况，那么，按照常理，一般是要首先写明有字若干行，在这一前提下，再记述“行十二字”，或“每行十二字”。《晋书·地道记》特地写明“一行”，只能是用以表明碑上文字仅有此一行一十二字，对此本不宜做出其他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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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祺和钱穆把秦始皇琅邪台刻石南移到赣榆，还遇到另一重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就是始皇琅邪刻石，竖立在山东诸城海边的琅邪台上，历代史籍都有非常明确的记载。即以金石学家而论，宋人赵明诚谓“秦琅邪台刻石，在今密州”〔149〕，就应当是指密州属下诸城县境内的琅邪台故址，这在《太平寰宇记》中另有清楚的记载〔150〕。至清乾隆年间，阮元因知“琅邪台秦二世石刻岿然独存”，乃于乾隆五十九年春倩诸城学官椎拓此碑，并询知原石状况，记述说诸城县琅邪台上旧有海神祠，“祠垣内西南隅，秦碑在焉”。阮氏尚详细记述其具体形态云：“色沉黝，质甚粗，而坚若铁。以工部营造尺计之，石高丈五尺，下宽六尺，中宽五尺；上半宽三尺，顶宽二尺三寸，南北厚二尺五寸。今字在西面。”〔151〕直至光绪二十六年，此碑才因遭遇大雷雨而破碎坠毁，民国十五年县人王景祥重新捃拾缀合，庶几复还旧观〔152〕。今尚存数块残石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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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没有明确讲述究竟如何来处置琅邪的秦始皇刻石，只是在引述琅邪刻石中“乃抚东土，至于琅邪”云云这句话后，陡然论之曰：“是始皇登琅邪，乃今东海之赣榆。”今案赣榆固然可名之曰“东土”，但琅邪又何尝不能以“东土”称之？譬如汉武帝元狩六年册封刘闳为齐王时，即谓之曰“封于东土”〔153〕，琅邪毗邻齐地而更居于其极东之海隅，当然足以称作“东土”。故钱氏所说理由，显然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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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祺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是说琅邪台这一石碑，其“高广尺寸与《地道记》所言略同，而行款大异”，从而判下断语云：“是二世所刻，非始皇元（原）碑矣。”〔154〕今案谓《地道记》所记“秦始皇碑”为始皇南登琅邪时所刻，并谓传统所说琅邪台刻石与秦始皇此行毫无关系，这本来是陈寿祺本人提出并有待他提出论据加以证实的说法，所以，根本不能反过来把这一有待证实的结论作为依据，来判断传统所说琅邪台石刻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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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讲，姑且按照这迹近循环论证的方式，来看一看陈寿祺所说，是否有理由成立。如宋代金石学家赵明诚所云，按照传统的说法，琅邪石刻，至两宋之际便是“颂诗亡矣，独从臣姓名及二世诏书尚存，然亦残缺”〔155〕，即已经缺佚秦始皇所刻颂词原文。陈寿祺本人并且论证说，即使是那些剩存的“从臣姓名”，也是秦二世时重刻，与始皇当年上石的文字略无关涉〔156〕。《金石萃编》著录“琅邪台刻石”残片为“十三行，行八字”，这也只是秦始皇“石刻颂词全蚀”之后所剩存秦二世刻石的行款〔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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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一情况，后人实际上已经无从确切知晓秦始皇琅邪刻石的行数和字数这些“行款”形式。可是，若是站在陈寿祺的立场上来看，这种情形，或许正好说明秦始皇琅邪刻石，本来就不在这里，而是竖立在赣榆海中，即传统所说琅邪台上原本即只有秦二世刻石，而根本没有秦始皇刻石，从而也就不存在所谓秦始皇颂诗亡佚的问题。可以推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将秦二世刻石每行八字的行款与赣榆嬴政碑石之“一行十二字”对比，陈寿祺才会如此确信赣榆之“秦始皇碑”应属《史记》所说琅邪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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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将诸城琅邪台秦二世刻石与秦始皇在琅邪台立石刊刻的铭文拆分开来的做法，看起来好像也有一定道理，实际上却完全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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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诚和陈寿祺所说秦二世诏书或二世刻石，系秦二世元年巡行郡县时所为，铭文内容与事件经过，并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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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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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皇帝曰”以下即后世通称作“二世诏书”的内容，而所谓“大臣从者名”，清人阮元和王昶都认为是指随从秦二世东巡的大臣〔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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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所存琅邪台秦人铭刻残石，即上文“皇帝曰”以下二世诏书的内容，而在这份诏书的前面，尚残存有两行文字，一作“五大夫（下阙泐）”，一作“五大夫杨樛”，阮元以为此即“二世所刻从官名”，王昶却不同意这种说法，另行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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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诏书之前，惟存二行，一云五大夫（阙），一云五大夫杨樛。据本纪，则首行阙处是赵婴名也。盖十人之名（德勇案指始皇二十八年琅邪刻石时随从嬴政并“议于海上”的王离等十一人，此云“十人”，疑受张守节《史记正义》误导所致疏失〔160〕），每行一人，赵婴以前，尚有八行，皆始皇立石时与议之人，非二世从官。所谓“石旁著大臣从者名”者，即李斯、冯去疾、臣德之名，与此无涉，且以后十一行字迹亦颇不类，证之《史记正义》，其与颂词同刻显然。〔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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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琅邪台残石所存两五大夫名系秦始皇二十八年南登琅邪台时与颂词一同上石，与二世皇帝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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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阮元和王昶的看法，陈寿祺以为秦二世本来就没有镌刻其身边随行臣僚姓名的意思，所谓“大臣从者名”，原本是指当年随从秦始皇东巡之王离以下十一位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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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言“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则是石旁所刻，即始皇之大臣从者，与二世无涉也。自始皇二十八年刻石琅邪，至二世东行，相距十载，岂必从官五大夫杨樛等悉无改异？如二世诏书后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与始皇时大臣丞相隗林、王绾，卿李斯、王戊，前后各殊，可证也。且使其果为二世从臣，不宜列皇帝诏书之前，此则察察足以明之矣。〔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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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陈氏所说，应属最为合理。北宋人欧阳修在《金石录》中记述他所看到的秦始皇峄山刻石模本时曾经谈到：“以泰山所刻较之，字之存者颇多，而磨灭尤甚。其赵婴、杨樛姓名，以《史记》考之，乃微可辨。其文曰：‘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皇帝曰……。’”〔163〕所说情况，正与琅邪刻石相同，适可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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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结论，并参照王昶所说琅邪台残石二世诏书以及杨樛和另一“五大夫”名字前阙泐的行数（王昶云八行，似应为九行，或石碑此面确为八行，而另有首行题名应转溯至碑石另一侧），似可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补书秦二世元年“尽刻始皇所立刻石”时在二世诏书前镌刻的秦始皇“大臣从者”姓名，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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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侯武城侯王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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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侯通武侯王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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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侯建成侯赵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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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侯昌武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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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侯武信侯冯毋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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