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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当时的形势，所谓尉屠睢征越，应当就是王翦南征之役，而这次行动的主帅，当然只能是名将王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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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王翦率六十万军队，出征荆楚，《淮南子》此云五十万，或是在平楚过程中有所减损所致。虽说是南征，可五十万军队，分成五路，实际上是分别驻守在与越人相接触的边界地带上。《淮南子》所用“塞”、“守”、“处”、“结”诸动词，本是交互为文，同样都是驻守的意思〔15〕。蒙文通以为“塞”、“守”等诸字各俱特别涵义，并即此做有解释云：“既以‘处’言之，则番禺已为秦军所取，当已无甚战事。‘塞镡城之岭’、‘守九疑之塞’者，则所向为西瓯。西瓯君死于此役，是当为战争激烈之地。”〔16〕所说似因未能留意于古书通例以及秦取岭南之整体过程而求之过深。后人阐释《淮南子》上述记载，则类多沿承蒙氏此说复进一步加以发挥，去其真相，似愈加辽远〔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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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淮南子》文中之“镡城”，应即《汉书·地理志》武陵郡属下的镡成县〔18〕，位于汉武陵郡亦即当时秦黔中郡的南界〔19〕。“镡城之领”，应当是指镡城南侧所临南岭。“九疑”即九疑山，位于西汉零陵郡营道县南〔20〕，即当时秦黔中郡（含后来的长沙郡）南界之南岭山地的一部分。“南野”则为《汉书·地理志》豫章郡南壄县〔21〕，位于秦九江郡南界，其南面亦侧临南岭。“馀干”乃是《汉书·地理志》之馀汗县，辖界内有馀水，应当就是所谓“馀干之水”〔22〕。这一带东隔今武夷山地，与闽越接界。所谓“番禺之都”，此“都”字应为城邑边鄙之义〔23〕，具体应指番禺北面稍偏西方向的越人北界〔24〕，而宽泛地讲，越人北界，也可以认为即是秦朝南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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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岭与武夷山山地，正是当时秦朝与南越、东越等越人的地理分界线。五路大军，由西向东一字排开，驻守于界上，与其说是突入越地的征伐，毋宁说是试图以强大武力来清除或剿服边鄙地区的越人，明确划定双方的界限。唐人杜佑在《通典》中曾有记述说，在秦军彻底征服岭南并设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之前，已先有“秦始皇略定杨越，谪戍五方，南守五岭”〔25〕；较此更早，在唐初纂修的《晋书》当中，也同样记述说，在秦廷据有岭南之前，即“以谪戍卒五十万人守五岭”，并谓当时“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时有五处，故曰五岭”〔26〕。所谓“谪戍五方”，当即因承《淮南子》所记五处驻军要地，而“南守五岭”云云，则是进一步突出强调在南岭一线的防卫。迄至汉初，庐江郡界内尚有“南海”越人起事反叛〔27〕；甚至在汉武帝时期，东面的闽越，每欲袭扰汉地，还会西出武夷山地，“必先田馀干界中”〔28〕，说明在秦朝这次用兵之前，越人集中居住的地域，决不会是完全以南岭和武夷山地为限。《史记》记载吴起在楚悼王时，尝为楚国“南平百越”〔29〕，清人胡渭释之云吴起此举意味着“楚地始逾岭而濒南海”〔30〕，这应当是按照经王翦此役之后越人的聚居区域而做出的推论。实际上，审视王翦此番率军南征之前的状况，吴起所平定的“百越”，应当是指南岭以北湘江上游地区的越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在述及此事时，乃谓之曰“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31〕，如下文所述，所谓“洞庭、苍梧”就都在湘江流域。南越王赵佗尝谓迄至汉文帝时期，长沙国尚且“其半蛮夷”〔32〕，他所说的“蛮夷”就应当包含有许多越人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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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王翦列传》系王翦“南征百越之君”一事于秦军平楚之后，而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王翦平楚，事在秦王政二十五年，说明这次军事行动，在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之前，即已展开。不过，秦朝的军事行动，并没有仅仅局限于扫荡边界。在如此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处于秦朝想要划出的边界以内的一少部分外围越人，应该很容易或被驱走，或者彻底服属，《淮南子》云秦朝出兵后“三年不解甲驰弩”，应是在边界靖定之后，仍以重兵固守，以防止越人卷土重来。正因为靖定边界，不会遇到太大阻碍，所以，约略与此同时，秦廷又选择重点地区，尝试展开进攻。这一突破口，选在了黔中郡的南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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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所说监禄为转饷而凿渠，即著名的史禄开凿灵渠一事。这条渠道，凿通湘江和漓水两支水系，连结南岭两侧的长江和珠江两大流域，而在岭北一侧，湘江正流经黔中郡界内。如果仅仅是靖定或固守南岭这道天然屏障，自然无需费力开凿跨越南岭的运渠，显而易见，秦军在这里已经突入岭南地区，不再仅仅满足于以“九疑之塞”为限。在接近灵渠南端处，建有一“秦城”。《舆地纪胜》引宋鲍同《桂林志》记云，此城乃“秦始皇二十三年筑以限越”〔33〕。谭其骧以为文中“二十三年”应为“二十五年”之讹〔34〕，当是。这可以进一步证实，在秦始皇二十五年的时候，王翦所率秦军确实已经跨越湘、漓分水岭，进入岭南地区。《淮南子》记述说这次南征，“与越人战”的主要作战对象，是“杀西呕君译吁宋”，此“西呕”又作“西瓯”〔35〕，是古越人在今广西境内的一个分支，其属地正北接秦黔中界域〔36〕，可见黔中郡正是这次秦军南下岭南的通道和前沿基地〔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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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的黔中郡，本来包含今湖南省大部分地区，但就在王翦率军南征百越的秦始皇二十五年这一年里，秦廷将黔中郡一分为二，《太平寰宇记》引甄烈《湘州记》记述说，当时是“分黔中以南之沙乡为长沙郡，以统湘川”〔38〕。从黔中郡中分设长沙郡，正是基于当时的政治和军事背景，用以强化原黔中郡南部毗邻岭南区域的管理，保障其更好地发挥对岭南百越作战的桥头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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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分置之后的黔中、长沙两郡，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近年发现的里耶秦牍中提到有洞庭郡〔39〕，张家山汉墓竹简的秦朝文书中记有苍梧郡〔40〕。据目前已经公布的里耶秦牍，前者见于记录的最早时间，为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后者也是发生在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至二十八年两年期间的事情。洞庭和苍梧这两个郡，大致应当是在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以前，分别由黔中和长沙两郡更名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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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二十七年更改黔中、长沙两郡郡名，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同样与对岭南的战事具有直接关连。周振鹤研究西汉政区地理，于历史地理现象的普遍规律，揭示殊多，对解决相关问题，颇有助益。譬如周氏指出，汉高祖时“凡更名之郡皆因郡境有所变化”〔41〕，这就是一条重要的通则，而汉对秦制，多相因承，这一惯行做法，很可能也是由秦朝沿袭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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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黔中郡的辖境，恰恰发生过很大变化。谭其骧很早即做有考述说，黔中郡在设置之后，曾割除其北部之原楚巫郡地，划给南郡，此为“峡江两岸及清江流域地”。除此之外，谭氏复有考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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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中）西北今四川东南隅黔江流域之地，郦元《江水注》以为乃昭襄王时司马错取楚黔中地所经由，疑亦当在界内，汉初始割属巴郡。〔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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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故巫郡与黔江流域两地的割除时间，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对于巫郡，谭其骧没有具体叙述；而上面引文对黔江流域归属变易时间的判断，也没有做出说明。从秦郡的总体变化状况来看，黔中郡北部和西北部这两个区域归属的变化，最有可能发生在两个时期：一个是始皇二十六年初定三十六郡之时，另一个便是这次改黔中郡为洞庭郡的时候，但初定三十六郡时一般只是整体调整郡的分合裁设，没有另外小幅度调换辖界的记载，所以，还是在始皇二十七年时重做调整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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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处郡界调整的原因，可以根据自然地理条件和当时的政治需求，进行推测。谭氏所说黔江，今通称乌江。调整前黔中郡境内共有四条大的水系，西面为乌江，北面为清江，东面为澧水和沅江。四条大河，流向三个方向，黔中郡的几何中心，差不多处于其分水岭地带，而这里山高谷深，相互间联系，极为困难。所以，根本不可能长期维持这种局面。将乌江流域划归巴郡，清江流域划归南郡，是顺应地理条件所必然要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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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另一方面，这样做也正符合秦朝政治统治的需要。秦、汉两朝，立国关中，在地缘政治上，都奉行强烈的“关中本位”政策，即以都城所在的关中地区为凭依，来控御国家重心所寄的中原地区〔43〕，而所谓“关中”地区的外延，在秦代则南有大巴山、三峡地带以西的巴、蜀、汉中地区〔44〕，长江三峡两岸的连绵山地，似乎成为此“大关中”区域东侧的自然界限。将乌江流域划归巴郡以后，巴郡与黔中之间，便能够以乌江同澧水、沅江之间的分水岭作为天然的界限和屏障，从而将“关中”区域与东部其他地区隔绝开来，在地理空间上形成完整的封闭体系。至于楚故巫郡，则地跨三峡两岸，界内有扜关，是控制巴蜀东出的重要门户，在这一门户的东面即为南郡。这一区域假若隶属于黔中，郡内联系很不方便，而要是将其归入南郡，则有长江一水相连，极其便利，有利于加强对这一要道的统一控制〔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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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廷这次对黔中郡辖界所做的调整，并非只损不益，其郡名改称洞庭，就与新增益的辖界有关。如前面注文所提及，按照《水经·沅水注》的记载，西汉武陵郡的设立，乃是“割黔中故治”，也就是由长沙郡中割取原来与其并立之黔中郡所辖地域而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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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洞庭湖附近的益阳、罗县和湘山等，都不在武陵郡界内，而是隶属于长沙国〔46〕。前文引甄烈《湘州记》记云秦设置长沙郡，乃是用它来统管“湘川”沿岸地区〔47〕，亦即湘水流域，自然也要包括洞庭湖区的湘水下游。这也就意味着分置为长沙、黔中两郡以后的秦黔中郡辖界，并不包括洞庭湖周边区域在内。可是，在秦始皇二十七年的时候，黔中郡的郡名，却改成了洞庭。按照常理，此时一定是将洞庭湖附近区域，由长沙郡划归黔中管辖。不然，不会取用这样的郡名。做出这一调整的原因，应是在割除巫郡与黔江（乌江）流域这两大区域之后，黔中与长沙相比，土地荒凉且面积又颇显狭小，故稍损长沙比较肥沃的洞庭湖区以事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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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洞庭郡得名的缘由，需要辨析有些相关的看法。《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说楚威王，云楚“南有洞庭、苍梧”〔48〕；又《战国策·秦策》复有云：“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都、江南。”〔49〕周宏伟以为此所云洞庭俱应为楚国郡名，而当时“烟波浩淼的洞庭湖并不存在”〔50〕。今案若谓这两个例证中的洞庭为一区域名称，自然无误，唯洞庭在当时是否置郡，仅仅依据上述记载，目前恐怕还无法论定，而洞庭作为一个区域名称，还是应当源自于其位于洞庭湖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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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的水域，当时虽远不及后世辽阔，但这并不等于湖面尚未存在。屈原《离骚》有句云：“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这自然是在洞庭湖上行舟；又云：“洞庭波兮木叶下。”此亦明言洞庭为水波荡漾之湖面〔51〕。此外，《山海经》还记载沅水“合洞庭中”〔52〕，这也只能是指水流汇聚于湖泊之中。这些记载，都可以明确无误地证实洞庭湖的存在〔53〕。因此，所谓洞庭郡，一定要包括洞庭湖区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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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郡名的更改，除了北部洞庭湖区被割取出去这一原因之外，还应当与其南方增加了一部分新拓展的疆域有关。谭其骧依据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地图，复原秦至汉初长沙郡国南界，发现长沙有一部分疆土伸展到南岭以南的连江上游地区。谭氏以为，这是平定南越以后，秦始皇有意设置的“犬牙互入”措施，用以防止岭南割据〔54〕。案谭其骧对于长沙南界的复原，似乎还可以略加补充。这就是马王堆出土《地形图》上，在岭南连江与绥江两江的上游河道之间，标有“封中”二字，应是表示当地居于长沙国封界之内〔55〕。这一带原来都应该是西瓯的属地，秦军这次南征，最终虽告败退，但在岭南应当还是控制了一部分领土，这就是长沙国南部这一部分辖界伸入五岭以南的历史原因，而不一定如谭氏所云，完全都是出自秦始皇刻意规划的“犬牙互入”措施。不然，灵渠是去往岭南的第一重要通道，而按照谭氏的复原，其南端乃是悬置于长沙国封域之外，这就难以符合所谓“犬牙互入”的安排了。南征秦军势头最盛的时候，应当在岭南拓展有更大范围的疆域，迨至尉屠睢被杀，复又被迫放弃，这些只是秦军撤退后仍然剩存的新开疆土。后来西汉在岭南设置苍梧郡，辖境就在岭南西瓯故地，其郡名的选取，恐怕即与此地在秦时曾一度隶属于苍梧郡管辖具有直接关系〔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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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楚国是否曾设有洞庭郡，虽然目前还无法判定，但是，如同前引《史记·苏秦列传》所示，洞庭和苍梧分别是楚国境内的两个大区域名称，这一点应当可以得到确认。《史记·苏秦列传》楚“南有洞庭、苍梧”的记载，乃是本自《战国策》〔57〕；而如上文所引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即有记载云：“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这一史事，愈加可以证实上述两大区域的存在。《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58〕，如周振鹤所指出的那样，当时所谓“江南”，是指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区域〔59〕，故秦人所置黔中郡，最初应包括洞庭和苍梧这两大区域在内，长沙郡也应当是分割黔中郡所置。所以，黔中、长沙两郡后来分别更名为洞庭和苍梧，所取用的郡名，本有历史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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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及其所更名之苍梧郡，是这次进攻岭南的前沿基地。所以，当地的军事首领，有资格担当指挥主攻部队的职责。张家山出土秦《奏谳书》记始皇二十七八年时，苍梧郡尉名徒唯，且涉及大量征发“新黔首”以击“反盗”之事〔60〕。所谓“反盗”，与《淮南子》所记越人散处山林以反击秦军事相合，故颇疑此“徒唯”即《淮南子》所记“屠睢”。盖“徒”、“屠”同音，古时常常相互通假。如古有申徒氏，西汉文、景间其族裔名“嘉”者尝位至丞相，《史记》同一书中即或记作“申徒嘉”，或记作“申屠嘉”〔61〕。若“唯”、“睢”二字，则形似音近，也很容易混淆致讹。如清人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即专门论述过“唯”与“雖”古时经常假借通用的情况〔62〕，而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篇末有句云“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记述此“雖”字有别本系书作“睢”〔63〕，可见“唯”、“睢”二字音义俱通，明显存在着混用的可能。此外，《史记》还另有记载提到，汉武帝时主父偃云屠睢将兵攻越，“旷日持久，粮食乏绝”之后，遭越人击之，方始大败〔64〕。依此，尉屠睢被杀，应在攻越很久以后，从时间上来看，他也有可能就是秦《奏谳书》中的徒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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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一推测能够成立，那么屠睢被杀，也就标注着这次征伐的正式结束，其具体时间应当是在秦始皇二十八年以后。《淮南子》说驻扎在南岭与武夷山地上的秦南征军，持续“三年不解甲驰弩”，直至越人“杀尉屠睢”之后，始“发谪戍以备之”，即用在全国各地因罪谪发的边卒，来取代这些自始皇二十五年征楚以来所征发的普通秦民，戍守防范越人的边防线。《史记·张耳陈馀列传》载秦末时武臣谓“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65〕，所谓“五岭之戍”，就是指这些驻防南岭等越地的戍卒。从始皇二十五年兴师南征时起，到始皇二十八年，刚好满三年，徒唯任职苍梧郡尉的时间，也正与此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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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越岭作战，虽然是以失败告终，但考虑到秦五十万大军分为五路驻守南岭和武夷山地防线的情况，即可知当时在总体攻防形势上，秦人尚处于划疆自守的状态，并没有馀力展开全面进攻，尉屠睢进击西瓯，只是一次试探。这是因为综观所谓“百越”的历史可知，西瓯远不及东越（包括东瓯和闽越）、南越强盛，所以，当时秦廷才选择这一软腹部作为其征伐百越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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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学者鄂卢梭（L.Aurouseau）在分析《淮南子》所记尉屠睢率军征越并分为五路戍守南岭及武夷山一事时，由于未能看出此番战事实即王翦南征百越之役，从而将其出兵时间推定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并谓进击武夷山东“东越”一支秦朝军队，所用“时间极短”，“同年就告成功”，秦廷随之在这一年里“便将征服的地方设了一个闽中郡”〔66〕。今案《史记·东越列传》记载闽中郡设置缘起云：“秦已并天下，（闽越王与东海王等）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67〕但依据这一记载，只能知晓闽中郡是设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天下之后，具体何时置郡，在秦汉史籍中却并没有直接线索。结合前述《淮南子》等书所记相关史实，可以推断，它应当是与岭南三郡同时新开拓的边郡。《晋书·地理志》记云秦始皇在划定三十六郡之后，“于是兴师，逾江，平取百越，又置闽中、南海、桂林、象郡”〔68〕，乃谓闽中与岭南三郡，系平定百越后同时设置，所说符合当时形势，或应有所依据〔69〕。目前只能根据岭南的平定时间，推测居处于闽中的东越，在失去与其互为犄角的岭南南越的援依之后，随即便为秦朝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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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论及这一问题的现代学者当中，另有吕思勉干脆否认《淮南子》所记秦人南征百越一事的真实性，对此提出质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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