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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钴鉧潭）潭西二十五步当湍之峻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怪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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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梁之上竟能存有石丘竹树，自然堪称“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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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变化的鱼梁，亦有省却石质梁坝而全用竹木交织编制者，如唐人陆龟蒙有《鱼梁》诗云：“能编似云薄，横绝青川口。缺处欲随波，波中先置笱。投身入笼槛，自古难飞走。尽日水滨吟，殷勤谢渔叟。”〔73〕诗中所述鱼梁的制作方式，已经与秦汉以前大不相同。事实上，古代这两种类型的鱼梁，直到今天在全国很多地方依然沿用未改，譬如东北地区所说“鱼亮子”即是承此遗制而又有所变化。只是因村俗无学，使“梁”讹变为“亮”复缀加一“子”字词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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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到春秋战国以来直至秦汉时期普遍使用石质“鱼梁”亦即所谓“泽梁”的情况，我们似乎有理由推测，秦汉时人称岭南地区为“陆梁地”，很可能是将东西横亘的南岭山脉形象地比拟为一道与“泽梁”类似的陆上鱼梁，这就像《礼记》记述尊养老者的饮食有所谓“淳熬”，即“煎醢加于陆稻，上沃之以膏”，唐孔颖达等释之曰：“陆稻者，谓陆地之稻也。”〔74〕南岭山脉中间尚分布着一些诸如湘、漓谷地这样的山间通道，犹如鱼梁上面的“关空”之地，源出于南岭的赣江、湘江等河流则犹如鱼梁“关空”之处泻下的水流，而“陆梁地”就是指南岭及其以南的岭南地区。宋代闽北建宁府浦城县界内有地名曰“鱼梁岭”〔75〕，又称“鱼梁山”，《大明一统志》谓“旧志天下十大名山，渔梁其一也”〔76〕，自然应是得名于这道山岭状若鱼梁，可证用“陆梁”来形容南岭，非常合乎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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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汉之际人崔篆在所著《易林》内书有语云：“北山有枣，使叔寿考；东岭多栗，宜行贾市；陆梁雌雉，所至利喜。”〔77〕崔篆所说“陆梁”，系与“北山”、“东岭”相并列，应属同类性质的地形地貌名称。溯其渊源，《易林》中“陆梁雌雉，所至利喜”这两句话，应是出自孔子所说“山梁雌雉，时哉时哉”〔78〕。东汉郑玄释此“山梁”之“梁”通作“粱粟”之“粱”〔79〕；南朝萧梁皇侃则释之曰：“梁者，以木架水上，可践渡水之处也。”〔80〕后人多遵从皇侃的说法，并明确叙述说：“山梁则山涧中桥以通人行也。”〔81〕这一释义实际上相当牵强，上下文义很不顺畅。南宋末年人饶鲁另有疏释云“山梁是山脊之隆起如梁之状者”，清嘉道间人梁章钜承之〔82〕；稍后戴望亦持同样看法，谓“山梁，山之穹隆似梁者”〔83〕，所说尚差相近似。参照前文举述《诗经》所说“梁”字多指鱼梁的情况，可知更准确地讲，孔子所说“山梁”应当是指山形略似鱼梁，而这正是所谓“陆梁”，故崔篆《易林》径以“陆梁”名之。更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到，《易林》将“陆梁雌雉”与“北山有枣”和“东岭多栗”并举，其字面语义，显然是将此“雌雉”视作“陆梁”上的特产，而《华阳国志》在新都县下记云“有枣、鱼梁”〔84〕，把捕鱼的鱼梁与枣并列，则应当是在讲鱼梁出产的物品，亦即利用鱼捕获的鱼类。两相对比，愈加清楚显现出“陆梁”与“鱼梁”的内在联系。《易林》的记述清楚显示出当时在中原内地亦普遍通行“陆梁”这一称谓，并不是仅仅施用于僻远的五岭以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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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秦廷攻取岭南的前一年，秦始皇“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略取河南地”〔85〕，所谓“河南地”，是指战国秦昭襄王长城以外的黄河南岸地区，对这一新开拓疆域的称谓方式，与此“陆梁地”颇为相近〔86〕。采用类似的方式来称谓某一特定区域，还有《汉书·五行志》称述燕、齐、吴、越诸负海之国为“水泽地”〔87〕，而更有类比价值的例证，应属《汉书·食货志》所记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壖地”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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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宫壖地”，唐人颜师古释之曰：“壖，馀也。宫壖地，谓外垣之内、内垣之外也。诸缘河壖地，庙垣壖地，其义皆同。”〔88〕这种解释，似乎不够十分准确，盖“壖”字在这里本来应当是指壖垣。同颜师古提到的“庙垣壖地”直接相关，《史记·五宗世家》记述临江王刘荣曾经“坐侵庙壖垣为宫”，唐人司马贞谓“壖垣，墙外之短垣也”〔89〕。这种“墙外之短垣”，应即颜师古所说“外垣”。“壖垣”的“壖”字本来应当从“耎”，而不是从“需”，后经浅人窜改，以合俚俗，始成今通行字样〔90〕，龙岗秦简记述禁苑之堧，即径行书作“耎”形〔91〕。《汉书·晁错传》记错为内史时，“内史府居太上庙堧中，门东出，不便，错乃穿门南出，凿庙堧垣”，颜师古注以为“堧者，内垣之外游地也”〔92〕，可见“壖垣”亦应正作“堧垣”。东汉人许慎释“耎”义为“稍前大也”〔93〕，“堧垣”（壖垣）系用以圈护墙外稍近之地，故字形从“耎”，颜师古训释“壖”（堧）为“馀也”，应是直接由“耎”字这一本义引申而来〔94〕。正因为“壖”字为此“壖垣”（堧垣）之义，汉人才会用“宫壖地”来表示“外垣之内、内垣之外”这一区域，而所谓“庙垣壖地”亦即《汉书·晁错传》所说“堧中”，性质与此完全相同。其他如《史记·河渠书》记载河东太守番係在武帝时开渠引河水灌溉汾阴、蒲坂下“五千顷故河壖弃地”〔95〕，这种“河壖弃地”即颜师古所说“缘河壖地”，应当是指黄河岸外大堤与河床岸线所裹夹的区域，而不是特指剩馀或多馀之地。因为相对于水面与河堤而言，陆地上的岸线亦即犹如“壖垣”。这种“宫壖地”（宫堧地）的地域面积虽然远不能与“陆梁地”并比，但二者得以命名的内在逻辑，却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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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出土“陆梁尉印”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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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载有“陆梁侯”须毋，始封于高祖九年三月，在高祖功臣侯者有次第可考之一百三十七人之中，名殿其末〔96〕。《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此须毋（案《汉书》书作“须无”）侯的爵位和国名为“陆量侯”，唐人颜师古注释《汉书》，引述曹魏时人如淳语云：“《秦始皇本纪》所谓‘陆梁地’也。”〔97〕这显然是将“陆量”视作“陆梁”的异写。不过唐人司马贞撰著《史记索隐》，在引述如淳这句话时，却谓“陆量，如淳据《秦始皇纪》所谓‘陆量地’，案今在江南也”〔98〕，此盖缘于司马贞《索隐》依据的《太史公书》，须毋之侯名即是书作“陆量”〔99〕，惟如前所述，司马贞《史记索隐》在笺释《秦始皇本纪》之“陆梁地”时，乃谓“其性陆梁，故曰陆梁”云云，说明在司马贞的眼里，他所依据的《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和《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将须毋（须无）的侯名记作“陆量”，同样也不过是“陆梁”的另一种写法而已，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异。清人梁玉绳和周寿昌，都因此而对“陆梁侯”的名称产生过疑虑〔100〕，实乃大可不必。《汉书》以及《史记》的某些传本中出现“陆量”这一异写，很可能是由于后人将表示地貌形态或者专有地名的“陆梁”与拟态语词“陆梁”相混淆所致，正如前引《后汉书·应劭传》所示，拟态的双声联绵词“陆梁”自易被替换为诸如“陆掠”之类读音近似的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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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未尝记述须毋赖以封侯的功绩，只是记云“诏以为列侯，自置吏，受令长沙王”〔101〕，显示出他的封地应当在长沙国的周边地带。前述司马贞《索隐》谓此地“今在江南也”，所说未免过于含混，对探寻陆梁侯国的位置，并没有多大帮助。清人全祖望依循如淳和颜师古的说法，以为“‘陆梁’者，南粤三郡之通称，此‘陆量’（陆梁）特其一县耳”〔102〕，将陆梁侯国与“陆梁地”岭南联系起来，最有见地。周振鹤更进一步指出，“当时长沙国与据有两广的赵佗南越国疆界犬牙交错，长沙国南缘斗入岭南之地域，当亦蒙陆梁之名”，此即陆梁侯国所在的封地〔103〕。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初年地图，对长沙国跨越南岭的属地有清楚反映〔104〕，特别是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形图》上，在岭南连江与绥江两江的上游河道之间，标有“封中”二字，便是用以表示当地居于汉长沙国封界之内〔105〕，如周振鹤所云，所谓陆梁侯国就应当分布在汉朝插入岭南的这一区域。长沙附近地区曾出土有一方西汉文景时期随葬的所谓“密印”，周世荣将印文释作“陆暴尉印”〔106〕，周晓陆则读为“陆梁尉印”〔107〕，审其字形，当以后者为是，应即仿自陆梁侯国之尉行用的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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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1705427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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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禹贡》梁州与“治梁及岐”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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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梁”名义既已推断如是，由此再稍加发挥，则《禹贡》九州之“梁州”，似乎亦可循此“鱼梁”之义解之。关于“梁州”得名的缘由，古今学者议论纷如，迄今莫衷一是。诸如顾颉刚对“梁州”名义的解读，前面第二节已经有所叙述，即谓系以梁州境内最为多山而得名，“言梁州者犹之言‘山州’耳”〔108〕。这种说法看似顺情合理，实际上窒碍难通。盖顾氏谓山巅曰梁，乃是晚出的用法，秦汉以前还没有见到这样的用例。蜀地固然有理由称为“山州”，但“言梁州者”却不符合当时的语言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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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谓“华阳、黑水惟梁州”，华山自然是梁州分界的重要标志，而华山不过是终南山脉亦即秦岭的标志性山峰，说明东西横亘的秦岭，正是先秦以前中原人士瞩望今四川盆地及其西南地区最为首要的着眼点。从中原角度观察，对比秦岭山脉之于四川盆地与南岭山脉之于珠江流域等岭南地区，可以看到明显的共同特征，即二者同样犹如一道陆梁，因此，《禹贡》梁州完全有可能也是因其北界状若陆梁而得名。正像捕鱼的“泽梁”原本仅单称为“梁”一样，徒称“梁”字，同样也可以寄寓“陆梁”的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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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此“梁”字本义更进一步推衍，则古代一些称作“梁山”或者是被错误理解为“梁山”的地名，也很有可能是取自其山体外形类似鱼梁，就像前面第三节所说福建浦城的“鱼梁岭”一样。在这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禹贡》“治梁及岐”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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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伪孔传以及唐孔颖达《正义》，以为夏禹所治之“梁”是指梁山，梁山属《禹贡》雍州，《汉书·地理志》谓其地在左冯翊夏阳县西北；“岐”则指岐山，在西汉右扶风属下美阳县的西北，同样处于《禹贡》雍州境内。这也是传统的主流看法〔109〕。然而，《禹贡》所记，本是托名于夏禹治水之事，其“既载壶口，治梁及岐”云云是大禹治理冀州水土开篇的话，甚至也可以说是《禹贡》“主文”起首第一句话，何以竟会如此不着调，陡然西向，窜走雍州，并且远届渭水上游，复又返身急转，跨越黄河，跑回冀州界内，继之“既修太原，至于岳阳”？圣门后学，虽然想出许多办法为之疏解，终究仍难以令人释然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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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案晋郭璞注《山海经》，尝引述《尸子》语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于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丘陵，高阜灭之，名曰洪水。”〔110〕这段话显然是在讲大禹治水之前洪流遍野漫无归属的情况，在秦汉时期有很大影响。虽然没有明确标示书名，但相互对比可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两书都从中采录过相应的内容，并且还清楚谈到所谓龙门开辟与夏禹治水的关系。例如在《吕氏春秋》当中，“河出于孟门之上”以下数句为：“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髙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洪）水”，文义较郭璞《山海经》注引用的佚文稍显明晰，似更近于《尸子》原貌；更为重要的是，《吕氏春秋》随之还写有“禹于是疏河决江”这句点明榜题的关键词句〔111〕，使之文义完整，按理说也应当是袭用《尸子》旧文。因而，后人也就更有理由，将此“吕梁”与《禹贡》“治梁及岐”之所谓“梁山”等同为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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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时人胡渭梳理北魏以前与此相关的一些论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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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皆言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三《子》所称吕梁山，即《禹贡》之梁山也。《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公羊》曰：“梁山，河上山。”《穀梁》曰：“壅遏河三日不流。”《水经》“河水南出龙门口”，注云：“昔大禹导河积石，疏决梁山，谓斯处也。即《经》所谓龙门矣。《魏土地》记曰：‘梁山北有龙门山，大禹所凿，通孟津、河口，广八十步，岩际镌迹，遗功尚存。’河水又南迳梁山原东。山在夏阳县西，临于河上。”渭按：梁山之崩能壅河，则俯瞰河流可知，信为禹凿之馀。三《子》所称吕梁，即此山之别名矣。郦道元以为在离石县界，其言曰：“善无水西流，历吕梁之山而为吕梁洪，巨石崇竦，壁立千寻，河流激荡，震天动地。昔吕梁未辟，河出孟门之上，盖大禹所辟以通河也。司马彪曰‘吕梁在离石县西’。今于县西历山寻河，并无遏阻，至是乃为巨险，即古吕梁矣，在离石北以东可二百馀里。”〔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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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人晁说之的《书传》以及南宋蔡沈所著《书经集传》，因之以离石西侧之吕梁当《禹贡》梁山。盖揆诸事理，“若从古注，则雍州山，距冀州甚远，壶口、太原不相涉”，故晁氏“用《水经注》，以为吕梁、狐岐”〔113〕；蔡氏乃谓“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吕梁山也，在今石州离石县东北”〔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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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说之和蔡沈这一派人的意见，本来为认识所谓“梁山”的位置找到了比较合理的方向，此乃宋学之理性思辨精神使然。南宋时人洪迈记述晁氏经学造诣，谓其“留意六经之学，各著一书，发明其旨，故有《易规》、《书传》、《诗序论》、《中庸》、《洪范传》、《三传说》，其说多与世儒异”，洪氏对此赞赏有加，云“晁公之于群经，可谓自信笃而不诡随者矣”。具体在《尚书》方面，晁说之乃抨击世儒俗学云：“《禹贡》敷土治水，而言九州者不知经水。”〔115〕可知晁氏所倡新说，系从大处着眼所致，不容忽视放过，而蔡沈执笔撰写《书经集传》，本是尊奉乃师朱熹之命，读解《尚书》尤能体现朱子所重“大本大原，大纲大目”〔116〕，书中除大量承用本师讲说之外，还斟酌采录有欧阳修以来诸如刘攽、苏轼、王安石、林之奇等人的观点，王国维云“可谓集宋人之大成者也”〔117〕，并不是偶然与晁氏暗合其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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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了清代初年，阎若璩却对此提出强烈反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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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梁及岐，孔安国传梁、岐二山在雍州，晁以道（案晁说之字“以道”）本《水经注》作吕梁、狐岐，改入冀州，今亦未论其确与否。第蔡《传》云梁在石州离石县东北，是今汾州府永宁州东北一百里之吕梁山本名骨脊山者，去黄河一百五十馀里；岐在汾州介休县，今却在孝义县西八十里盘村原山名狐岐者，去黄河二百三四十里，谓尧时洪水怀襄，大河泛滥，至此二山下，须禹治之则可，蔡氏竟认为古河迳之，险阨与龙门一般，二山河水所经，治之所以开河道也，不几眯目而道黑白者乎？虽生长东南，误不应至此。〔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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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从具体位置的准确性上来讲，阎若璩的说法，看起来确实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