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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案李长傅《禹贡释地》（河南，中州书画社，1983）第一章《九州》（页29），在释此“壶口”时，即谓壶口瀑布处“地形如漏斗，故称壶口”，惟书中对古代经学家旧有疏释所做说明，颇为含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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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清崔述《唐虞考信录》（台北，世界书局，1989，《考信录》十二种本）卷三《舜体国经野》上，页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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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清桂馥《札朴》（北京，中华书局，1992）卷九《乡里旧闻》之“鱼梁”条，页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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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庄子》外篇《秋水》，据晋郭象注《庄子》卷六，页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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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二七《庄子音义》中，页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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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案唐人成玄英谓此处所说濠梁“亦言是濠水之桥梁”，完全不足信据，说见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清光绪杨守敬刻《古逸丛书》本）卷六，页44b—4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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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明官修《寰宇通志》卷九《凤阳府·山川》之“濠水”条，页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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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庄子》外篇《达生》，据晋郭象注《庄子》卷七，页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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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二七《庄子音义》中，页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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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宋官修《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85，影印宋本）卷一八三《居处部·门》下引唐人《郡国志》所述司马彪《庄子》注语，页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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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汉许慎《说文解字》吕部，据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页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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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案《水经·泗水注》（见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二五，页385）记泗水“又东过莒县南，……县对泗水，……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吕梁也”，并指实此即孔子观水之处。这种解释，或许有可信的历史传承，但也很有可能是后人因偶然的巧合而望文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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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清杨守敬《禹贡本义》（清光绪三十二年刊本）之“治梁及岐”条，页1a—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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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乾隆《汾州府志》卷三《山川》上，页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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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秦始皇禁祠明星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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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三十三年，有所谓“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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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阴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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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年，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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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这条记载，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将其截断为前后不相联属的两句话，读作：“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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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读法，从字面上看，似乎并没有太大毛病，但不加任何限制地陡然提出“禁不得祠”，亦即普遍禁止祠祀，明显不合乎情理，而且这也根本不符合秦始皇统治时期的实际情况。因为检读《史记·封禅书》可知，在秦始皇兼并天下之后，不仅没有禁绝祠祀，而且还采取措施，统筹协调三代以来的各种祠祀典礼，“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2〕，似此标点，显然存在问题。不过，溯本求源，中华书局本的句读，也是有所因承。例如，明朝万历年间刻印的凌稚隆等纂辑《史记评林》，以及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印行《史记会注考证》，即均作如此标点〔3〕。又如清末人孙楷编著《秦会要》，于“郡县各祠”门目之下辑录这段文字，也是在“禁不得祠”处终止，弃置“明星出西方”五字不顾〔4〕。这说明该项纪事的文义，久已不易索解，人们都不过是勉强点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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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上述疑难，日本学者藤田丰八曾经提出一种非常新颖的解释，以为“禁不得祠”这句话中的“不得”二字，并非汉文固有的词汇，应属梵语“佛陀”（Buddha）的对音。盖藤田氏以为“不得”二字古音为pu-tuk，或bu-duk，与Buddha恰成对音关系。假若确实如此，则诚如藤田氏所说，这段话将成为一项不可思议的记载〔5〕。单纯从行文的逻辑性来讲，这种解释确实也算比较通畅，所以曾引起陈寅恪的注意，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批云：“藤田以不得为佛陀之古谓。”〔6〕这是因为包括佛教在内各种域外文化对华夏社会的影响，亦即所谓“胡化”，是陈氏一生倾心阐释的核心问题〔7〕。近年韩伟撰写《秦始皇时代佛教已传入中国考》一文，在没有引述藤田旧说的情况下，也写道：“‘不得’当为佛陀之音译。”〔8〕然而覈诸相关史事，可见其证据明显薄弱，向达谓此说实乃迹近“神经过敏，难以据为典要”〔9〕。杨宪益在具体对比这两个辞语的语音后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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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二字古音亦与佛陀不同，“不得”古音当为Pudck，而不能为Buddha的音译。《魏略》将佛陀译成“复豆”，“谓复豆者，其人也”，“复豆”与“不得”音亦不同，可以为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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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广铭则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这一角度出发，断然批驳说：“果如其说，则‘不得’即‘浮屠’或‘吠陀’，是则秦代不但佛教已传入中国，且必为广大人民所信奉，其香火已遍各地矣，此万万不通之论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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