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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节虽然也认为将“不得”比拟为“佛陀”的对音不能成立,但他却本着与藤田丰八类似的解读方式,以为这两个字是“扑特”的同音异写,所谓“不得祠”亦即“扑特祠”,而“扑特”是一种状若“青兕”的“犁牛”,或称“犦牛”、“犎牛”,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说的“牦牛”,还另有“怒特”、“奴特”之类的写法〔12〕。岑仲勉起初完全信从藤田丰八的观点,后来又改变看法,先是考虑“不得”为婆罗门教之“吠陀”,后来又以为“考我国上古西邻所奉宗教,吠陀、浮屠之外,尚有拜火一宗,……不得祠实火教的别号”。盖火教经名Avesta,源出于安息语之apistāk或avistāk,av与u音通,又因中国上古无轻唇音,故这几个词又都可以读如puit tāk,而这与《切韵》所切“不得”之语音puet tak颇有相通之处〔13〕。其实,在初拟的《史记点校后记》文稿中,本来作为典型事例,列举有这段文字,并说明是依从岑氏此说做出的标点〔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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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氏得出上述看法,其最为关键的论据,是他宣称“不得”在这里只能读作专有名词,假若另辟蹊径,将这段话读作“禁不得祠明星”或“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那么,以这种形式出现的“禁不得”,会绝然背戾秦汉时期的通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禁不得’是否为上古成语,是本题重要关键之一”〔15〕。尽管刘节没有做具体说明,但显然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然而,在看到正式出版之前的《史记点校后记》的样稿之后,邓广铭即针对这一点指出:“‘禁不得’如何,乃汉律令中习用语。”陈槃对相关用例还做有非常细致的归纳,清楚显示出“‘禁不得’一辞,至少两汉、三国间法令诏书习用,书史亦然”〔16〕。此外,周一良也就其整体观点评判说:“岑氏解说不确。”〔17〕其实,岑仲勉本人在文中便举述有同“禁不得祠明星”或“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一模一样的用例。如《汉书·王莽传》所记“禁不得挟铜炭”,句中“挟”字本与“祠”字语法作用相当,而“铜炭”也正同“明星”或“明星出西方”的地位相对应,与岑氏所宣称“通例”直接矛盾,可见他这条关键证据不能成立,这段话也并不是非念成“禁不得祠”不可,如同汤用彤所讲的那样:“‘不得’为虚字,非实字,乌能指为佛陀?”〔18〕遗憾的是,中华书局本的点校者并没有找到更好的断句方式,虽然尊重邓广铭和周一良的意见,在正式出版的《点校后记》当中,删去了有关这段文字的论述,但在正文中还是沿承了明人凌稚隆以来的断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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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田和刘、岑两氏的释读,既然不能成立,“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这段话的句读,就还要重新斟酌。邓广铭只是提出“希望此处改用别种断句法”〔19〕,但他和周一良都没有讲,若是不以“禁不得祠”为句的话,这段话到底该怎样读?显示出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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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提出的解读方案,是把这段话读作“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他提出的理由,有如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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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所说“明星”,“当为太白星别名”。这一点,见于《史记·天官书》的记载,乃谓:“太白,大臣也,其号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营星,观星,宫星,明星,大衰,大泽,终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纬。”〔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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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书·地理志》记载右扶风陈仓县下有“上公明星祠”〔21〕。杨氏以为:“《汉书》既言陈仓有明星祠,则‘禁不得祠明星’显然当为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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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氏谓:“《甘氏星经》引证本文,亦言:《始皇本纪》三十三年禁不得祠明星,而无‘出西方’三字,可以为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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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项依据当中,第一项云明星为太白亦即金星的别称,尚别见于战国时期魏国人石申撰著的《天文》一书〔23〕,后世习称《石氏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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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者,大而能白,故曰太白,一曰殷星,一曰大正,一曰营星,一曰明星,一曰观星,一曰大衣,一曰大威,一曰太皞,一曰终星,一曰大相,一曰大嚣,一曰爽星,一曰大皓,一曰序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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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比对,可以看到,《史记·天官书》和《石氏星经》记载的太白星别称,虽然略有参差,但大体上能够相互印证,而两书都列有“明星”。由此可见,杨氏所说,信而有征,没有任何疑义。然而,其他两项证据,却都存在一定问题,需要加以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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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所说《甘氏星经》,是指战国时人甘德撰著的《天文星占》一书〔25〕,本来无由述及秦始皇三十三年史事,更不可能引证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期撰写的《史记》,岑仲勉已经谈到过这一点〔26〕。此《甘氏星经》原书久已散佚不传,仅依赖其他史籍征引而偶有部分佚文留存。东汉许慎撰著《说文解字》,曾引用其中有关太白星以及所谓“明星”的记载,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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媊。《甘氏星经》曰:“太白上公妻曰女媊,女媊居南斗,食厉,天下祭之曰明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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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氏所说,仅此而已,文中并没有涉及秦汉时期祠祀明星的事情(案《甘氏星经》谓太白之妻“女媊”为明星,与前述《石氏星经》以及《史记·天官书》所说不同,系因当时各占星之家时有异词,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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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学者钱坫在《新斠注地理志》一书中引述这条佚文时,紧接着“天下祭之曰明星”这句话之后,另行辑录《史记》相关记载曰:“《史记·始皇本纪》:三十三年禁不得祠明星。”〔28〕王先谦作《汉书补注》,在《地理志》中亦采录了钱坫这一笺释〔29〕。明此情形,足以知晓,杨宪益引述的《甘氏星经》,应当是出自钱坫此书(似乎更有可能是间接依据王氏《汉书补注》),并因一时疏忽,误将钱氏抄写的《秦始皇本纪》内容,视作《甘氏星经》的文字。不言而喻,“禁不得祠明星”这种读法,只能反映清代中期人钱坫对《史记》的理解,而不宜藉此来判断太史公书早期传本的文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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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列举的杨氏第二项依据,意谓陈仓其地既然建有明星祠堂,当时自然会有祭祀明星的行为,从而应当以“禁不得祠明星”为句,此亦大可商榷。盖《史记》记述嬴秦朝廷直接管理的各色祠祀庙宇,谓之曰:“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岩、诸逑之属,百有馀庙。……各以岁时奉祠。”又曰:“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30〕煌煌祀典,天子之祝,何以会有“禁不得祠明星”之说,岂非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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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槃论述这一问题,一方面坦承“关于‘禁不得祠’读之一解释,槃个人殊无成见”,同时却又径行揣测说,秦始皇此举,或许意在禁止民间私祠〔31〕。汤用彤亦曾援据民国时人说法,以为“始皇盖禁人民私祠出西方之明星”,这是因为“据《天官书》,太白主兵事,故秦人禁民间私祀”〔32〕。若是信从此说,固然可以解释秦王朝既设置官祠而又下诏禁止祠祀的矛盾做法,但覆案《史记》原文,秦始皇这道禁令,何尝有一丝一毫仅限于禁止民间私祠的意味?况且在湖北荆州近年出土的关沮秦墓竹简当中,我们清楚看到有民间阴阳占筮文书记云,在此之后三年,亦即秦始皇“卅六年,置金,上公、兵死、阳主岁,岁在中”,“上公”亦即太白星在这里被明确列为祭祀的对象;另外还有一支竹简也同时提到了司命、明星和北斗长史〔33〕,大致也与民间的祭祀行为有关,反映出秦廷并没有颁布过禁止私祠的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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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像这样将“明星”二字属上连读之后,下面“出西方”三字缺少主语,已经不成文句,在行文上根本说不过去。南朝刘宋徐广作《史记音义》,曾引述西晋时人皇甫谧的看法,在“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句下注云:“彗星见。”〔34〕似乎是将“明星”释为彗星,宋人吕祖谦之《大事记》与《大事记解题》,魏了翁撰著《古今考》以及元人马端临撰著《文献通考》,论述秦始皇时期彗星,便都以为皇甫谧所说彗星,是指“明星出西方”之“明星”,吕祖谦甚至径行书写是年“彗星出西方”〔35〕,藤田丰八和岑仲勉也持有同样看法〔36〕。如上文所论,并不能以“禁不得祠”和“明星出西方”各自为句,因而,这样的释读显然很不准确,只是出于皇甫谧、徐广等人的错误理解,清人牛震运已经做出批驳,指出“不必明星是彗星也”〔37〕,汤用彤对此也做过考辨〔38〕。惟清人姚范尚以为乃是由于“‘出’上脱一‘星’字,故注引皇甫谧以证星为彗星也”〔39〕,意即《史记》原本在“出”字之上本来还有一“星”字,这是姚氏将“禁不得祠明星”断作一句之后,为弥缝“出”字无所归属的罅漏而做的臆测,并没有版本依据或是其他比较切实的文献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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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同样的思路和理由,杨宪益以为“馀下的‘出西方’三字前当漏去‘彗星’二字”,杨氏且申述其内在缘由曰:“古代天文学里彗星出现主兵大起,如《史记·天官书》所言,此年斥逐匈奴,故彗星出西方。”〔40〕解读历史文献,像这样想当然的说法,类同“增字解经”(此处系增改“出西方”为“星出西方”或“彗星出西方”,前面半句话则是增改“禁不得祠明星”为“禁不得私祠明星”),只能是在万般无奈时才不得不采用的疏通手段,如陈槃所说,似此“增字以通史,实甚危险”〔41〕,首先还是要尽量尊重文本固有的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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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若是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将“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作为一个整体的句子来解读,不再拆分,是不是可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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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杨宪益以为:“太白是行星而不是彗星,行星决没有出自西方的道理,况且太白星见于西方是每天晚上必然的现象,亦无特地提出的理由。”〔42〕这是他将“出西方”三字与“禁不得祠明星”数语拆分开来最为重要的逻辑基础。可是,这种看法实际上存在很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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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天文学上将行星、地球与太阳之间的夹角,称作“距角”。当地球、太阳和内行星处于同一直线位置上,也就是距角等于0°的时候,称之为“合”。太白星亦即金星,它与辰星亦即水星同属于地球绕日轨道之内的“内行星”,而内行星会出现“上合”与“下合”两种不同状态。“上合”即行星与地球隔太阳相对,“下合”乃行星处于地、日之间,类似日蚀时地、月、日三者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在“合”的前后,不管内行星还是外行星,因为与太阳几乎同时出没,为太阳的光辉所掩,地球上无法看到。从地球上观察,当内行星处在距太阳最远的位置时,在太阳东侧,称为“东大距”,西侧称为“西大距”。金星的东、西大距只有48°,可以说紧随在太阳左右,古人将这一与水星类似的性状并称为“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43〕,或径谓之曰“金、水附日”〔44〕,《史记·天官书》云“察日行以处位太白”〔45〕,就是基于金星这一特征,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夜晚的大部分时间基本看不到金星,惟独或在清晨拂晓之时、或在傍晚初昏之际这两段短暂时间内,才有可能用肉眼清楚观测到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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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上合”点之后,金星出现在太阳的东边,在地球上观测到的星象,就表现为傍晚始见于西方的天空。这时金星在天空星座的背景上是自西向东“顺行”,速度越来越“慢”,离太阳越来越“远”,过了“东大距”以后不久,经过“留”(停止不动)的状态,转变为由东向西的“逆行”,通过“下合”点之后,金星出现在太阳的西边,表现为清晨始见于东方的天空。再“逆行”一段时间后,复又表现为“顺行”,由“慢”到“快”,过西大距以至“上合”,周而复始〔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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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上述天文知识,便会很容易理解,所谓“明星出西方”,指的就应该是这种金星夕见于西方的天象,即太白星确有出自西方的道理(陈槃似乎倾向于将“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通贯连读,可是却并不明白个中缘由)。《诗·小雅·大东》有句云“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汉毛氏传曰:“日旦出谓明星为启明,日既入谓明星为长庚。庚,续也。”清人陈奂对此做有疏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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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云“日旦出”,“旦”当作“且”。《正义》已误,当从小笺本订正。日出东方,日且出而明星见于东方,是曰启明。启,开也,开日之明也。……日入西方,日既入而明星见于西方,是曰长庚。庚,续也,犹继也,长犹常也,继日而常明也。故笺云启明、长庚,皆有助日之名而无实光也。〔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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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所说,顺情入理,信而可从。《诗·郑风》亦有句云:“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显而易见,这里同样是讲金星在天明之前升出于东方的情况〔48〕。由此可知,至迟从春秋时起,人们对明星亦即太白之或见于东方,或见于西方,就有清楚的认识,秦始皇时期提到“明星出西方”现象,是一件非常合理而且也十分自然的事情,即如汤用彤所说:“《史》言明星出西方,正指日既入之长庚言,其为太白无疑。”〔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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