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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节虽然也认为将“不得”比拟为“佛陀”的对音不能成立，但他却本着与藤田丰八类似的解读方式，以为这两个字是“扑特”的同音异写，所谓“不得祠”亦即“扑特祠”，而“扑特”是一种状若“青兕”的“犁牛”，或称“犦牛”、“犎牛”，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说的“牦牛”，还另有“怒特”、“奴特”之类的写法〔12〕。岑仲勉起初完全信从藤田丰八的观点，后来又改变看法，先是考虑“不得”为婆罗门教之“吠陀”，后来又以为“考我国上古西邻所奉宗教，吠陀、浮屠之外，尚有拜火一宗，……不得祠实火教的别号”。盖火教经名Avesta，源出于安息语之apistāk或avistāk，av与u音通，又因中国上古无轻唇音，故这几个词又都可以读如puit tāk，而这与《切韵》所切“不得”之语音puet tak颇有相通之处〔13〕。其实，在初拟的《史记点校后记》文稿中，本来作为典型事例，列举有这段文字，并说明是依从岑氏此说做出的标点〔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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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氏得出上述看法，其最为关键的论据，是他宣称“不得”在这里只能读作专有名词，假若另辟蹊径，将这段话读作“禁不得祠明星”或“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那么，以这种形式出现的“禁不得”，会绝然背戾秦汉时期的通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禁不得’是否为上古成语，是本题重要关键之一”〔15〕。尽管刘节没有做具体说明，但显然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然而，在看到正式出版之前的《史记点校后记》的样稿之后，邓广铭即针对这一点指出：“‘禁不得’如何，乃汉律令中习用语。”陈槃对相关用例还做有非常细致的归纳，清楚显示出“‘禁不得’一辞，至少两汉、三国间法令诏书习用，书史亦然”〔16〕。此外，周一良也就其整体观点评判说：“岑氏解说不确。”〔17〕其实，岑仲勉本人在文中便举述有同“禁不得祠明星”或“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一模一样的用例。如《汉书·王莽传》所记“禁不得挟铜炭”，句中“挟”字本与“祠”字语法作用相当，而“铜炭”也正同“明星”或“明星出西方”的地位相对应，与岑氏所宣称“通例”直接矛盾，可见他这条关键证据不能成立，这段话也并不是非念成“禁不得祠”不可，如同汤用彤所讲的那样：“‘不得’为虚字，非实字，乌能指为佛陀？”〔18〕遗憾的是，中华书局本的点校者并没有找到更好的断句方式，虽然尊重邓广铭和周一良的意见，在正式出版的《点校后记》当中，删去了有关这段文字的论述，但在正文中还是沿承了明人凌稚隆以来的断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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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田和刘、岑两氏的释读，既然不能成立，“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这段话的句读，就还要重新斟酌。邓广铭只是提出“希望此处改用别种断句法”〔19〕，但他和周一良都没有讲，若是不以“禁不得祠”为句的话，这段话到底该怎样读？显示出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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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提出的解读方案，是把这段话读作“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他提出的理由，有如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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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所说“明星”，“当为太白星别名”。这一点，见于《史记·天官书》的记载，乃谓：“太白，大臣也，其号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营星，观星，宫星，明星，大衰，大泽，终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纬。”〔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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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书·地理志》记载右扶风陈仓县下有“上公明星祠”〔21〕。杨氏以为：“《汉书》既言陈仓有明星祠，则‘禁不得祠明星’显然当为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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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氏谓：“《甘氏星经》引证本文，亦言：《始皇本纪》三十三年禁不得祠明星，而无‘出西方’三字，可以为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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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项依据当中，第一项云明星为太白亦即金星的别称，尚别见于战国时期魏国人石申撰著的《天文》一书〔23〕，后世习称《石氏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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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者，大而能白，故曰太白，一曰殷星，一曰大正，一曰营星，一曰明星，一曰观星，一曰大衣，一曰大威，一曰太皞，一曰终星，一曰大相，一曰大嚣，一曰爽星，一曰大皓，一曰序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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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比对，可以看到，《史记·天官书》和《石氏星经》记载的太白星别称，虽然略有参差，但大体上能够相互印证，而两书都列有“明星”。由此可见，杨氏所说，信而有征，没有任何疑义。然而，其他两项证据，却都存在一定问题，需要加以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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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所说《甘氏星经》，是指战国时人甘德撰著的《天文星占》一书〔25〕，本来无由述及秦始皇三十三年史事，更不可能引证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期撰写的《史记》，岑仲勉已经谈到过这一点〔26〕。此《甘氏星经》原书久已散佚不传，仅依赖其他史籍征引而偶有部分佚文留存。东汉许慎撰著《说文解字》，曾引用其中有关太白星以及所谓“明星”的记载，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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媊。《甘氏星经》曰：“太白上公妻曰女媊，女媊居南斗，食厉，天下祭之曰明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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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氏所说，仅此而已，文中并没有涉及秦汉时期祠祀明星的事情（案《甘氏星经》谓太白之妻“女媊”为明星，与前述《石氏星经》以及《史记·天官书》所说不同，系因当时各占星之家时有异词，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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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学者钱坫在《新斠注地理志》一书中引述这条佚文时，紧接着“天下祭之曰明星”这句话之后，另行辑录《史记》相关记载曰：“《史记·始皇本纪》：三十三年禁不得祠明星。”〔28〕王先谦作《汉书补注》，在《地理志》中亦采录了钱坫这一笺释〔29〕。明此情形，足以知晓，杨宪益引述的《甘氏星经》，应当是出自钱坫此书（似乎更有可能是间接依据王氏《汉书补注》），并因一时疏忽，误将钱氏抄写的《秦始皇本纪》内容，视作《甘氏星经》的文字。不言而喻，“禁不得祠明星”这种读法，只能反映清代中期人钱坫对《史记》的理解，而不宜藉此来判断太史公书早期传本的文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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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列举的杨氏第二项依据，意谓陈仓其地既然建有明星祠堂，当时自然会有祭祀明星的行为，从而应当以“禁不得祠明星”为句，此亦大可商榷。盖《史记》记述嬴秦朝廷直接管理的各色祠祀庙宇，谓之曰：“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岩、诸逑之属，百有馀庙。……各以岁时奉祠。”又曰：“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30〕煌煌祀典，天子之祝，何以会有“禁不得祠明星”之说，岂非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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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槃论述这一问题，一方面坦承“关于‘禁不得祠’读之一解释，槃个人殊无成见”，同时却又径行揣测说，秦始皇此举，或许意在禁止民间私祠〔31〕。汤用彤亦曾援据民国时人说法，以为“始皇盖禁人民私祠出西方之明星”，这是因为“据《天官书》，太白主兵事，故秦人禁民间私祀”〔32〕。若是信从此说，固然可以解释秦王朝既设置官祠而又下诏禁止祠祀的矛盾做法，但覆案《史记》原文，秦始皇这道禁令，何尝有一丝一毫仅限于禁止民间私祠的意味？况且在湖北荆州近年出土的关沮秦墓竹简当中，我们清楚看到有民间阴阳占筮文书记云，在此之后三年，亦即秦始皇“卅六年，置金，上公、兵死、阳主岁，岁在中”，“上公”亦即太白星在这里被明确列为祭祀的对象；另外还有一支竹简也同时提到了司命、明星和北斗长史〔33〕，大致也与民间的祭祀行为有关，反映出秦廷并没有颁布过禁止私祠的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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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像这样将“明星”二字属上连读之后，下面“出西方”三字缺少主语，已经不成文句，在行文上根本说不过去。南朝刘宋徐广作《史记音义》，曾引述西晋时人皇甫谧的看法，在“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句下注云：“彗星见。”〔34〕似乎是将“明星”释为彗星，宋人吕祖谦之《大事记》与《大事记解题》，魏了翁撰著《古今考》以及元人马端临撰著《文献通考》，论述秦始皇时期彗星，便都以为皇甫谧所说彗星，是指“明星出西方”之“明星”，吕祖谦甚至径行书写是年“彗星出西方”〔35〕，藤田丰八和岑仲勉也持有同样看法〔36〕。如上文所论，并不能以“禁不得祠”和“明星出西方”各自为句，因而，这样的释读显然很不准确，只是出于皇甫谧、徐广等人的错误理解，清人牛震运已经做出批驳，指出“不必明星是彗星也”〔37〕，汤用彤对此也做过考辨〔38〕。惟清人姚范尚以为乃是由于“‘出’上脱一‘星’字，故注引皇甫谧以证星为彗星也”〔39〕，意即《史记》原本在“出”字之上本来还有一“星”字，这是姚氏将“禁不得祠明星”断作一句之后，为弥缝“出”字无所归属的罅漏而做的臆测，并没有版本依据或是其他比较切实的文献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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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同样的思路和理由，杨宪益以为“馀下的‘出西方’三字前当漏去‘彗星’二字”，杨氏且申述其内在缘由曰：“古代天文学里彗星出现主兵大起，如《史记·天官书》所言，此年斥逐匈奴，故彗星出西方。”〔40〕解读历史文献，像这样想当然的说法，类同“增字解经”（此处系增改“出西方”为“星出西方”或“彗星出西方”，前面半句话则是增改“禁不得祠明星”为“禁不得私祠明星”），只能是在万般无奈时才不得不采用的疏通手段，如陈槃所说，似此“增字以通史，实甚危险”〔41〕，首先还是要尽量尊重文本固有的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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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若是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将“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作为一个整体的句子来解读，不再拆分，是不是可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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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杨宪益以为：“太白是行星而不是彗星，行星决没有出自西方的道理，况且太白星见于西方是每天晚上必然的现象，亦无特地提出的理由。”〔42〕这是他将“出西方”三字与“禁不得祠明星”数语拆分开来最为重要的逻辑基础。可是，这种看法实际上存在很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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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天文学上将行星、地球与太阳之间的夹角，称作“距角”。当地球、太阳和内行星处于同一直线位置上，也就是距角等于0°的时候，称之为“合”。太白星亦即金星，它与辰星亦即水星同属于地球绕日轨道之内的“内行星”，而内行星会出现“上合”与“下合”两种不同状态。“上合”即行星与地球隔太阳相对，“下合”乃行星处于地、日之间，类似日蚀时地、月、日三者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在“合”的前后，不管内行星还是外行星，因为与太阳几乎同时出没，为太阳的光辉所掩，地球上无法看到。从地球上观察，当内行星处在距太阳最远的位置时，在太阳东侧，称为“东大距”，西侧称为“西大距”。金星的东、西大距只有48°，可以说紧随在太阳左右，古人将这一与水星类似的性状并称为“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43〕，或径谓之曰“金、水附日”〔44〕，《史记·天官书》云“察日行以处位太白”〔45〕，就是基于金星这一特征，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夜晚的大部分时间基本看不到金星，惟独或在清晨拂晓之时、或在傍晚初昏之际这两段短暂时间内，才有可能用肉眼清楚观测到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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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上合”点之后，金星出现在太阳的东边，在地球上观测到的星象，就表现为傍晚始见于西方的天空。这时金星在天空星座的背景上是自西向东“顺行”，速度越来越“慢”，离太阳越来越“远”，过了“东大距”以后不久，经过“留”（停止不动）的状态，转变为由东向西的“逆行”，通过“下合”点之后，金星出现在太阳的西边，表现为清晨始见于东方的天空。再“逆行”一段时间后，复又表现为“顺行”，由“慢”到“快”，过西大距以至“上合”，周而复始〔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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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上述天文知识，便会很容易理解，所谓“明星出西方”，指的就应该是这种金星夕见于西方的天象，即太白星确有出自西方的道理（陈槃似乎倾向于将“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通贯连读，可是却并不明白个中缘由）。《诗·小雅·大东》有句云“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汉毛氏传曰：“日旦出谓明星为启明，日既入谓明星为长庚。庚，续也。”清人陈奂对此做有疏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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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云“日旦出”，“旦”当作“且”。《正义》已误，当从小笺本订正。日出东方，日且出而明星见于东方，是曰启明。启，开也，开日之明也。……日入西方，日既入而明星见于西方，是曰长庚。庚，续也，犹继也，长犹常也，继日而常明也。故笺云启明、长庚，皆有助日之名而无实光也。〔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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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所说，顺情入理，信而可从。《诗·郑风》亦有句云：“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显而易见，这里同样是讲金星在天明之前升出于东方的情况〔48〕。由此可知，至迟从春秋时起，人们对明星亦即太白之或见于东方，或见于西方，就有清楚的认识，秦始皇时期提到“明星出西方”现象，是一件非常合理而且也十分自然的事情，即如汤用彤所说：“《史》言明星出西方，正指日既入之长庚言，其为太白无疑。”〔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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