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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同样原理,假若太白星“其西出失行,外国败;其东出失行,中国败”。此外,《史记·天官书》中还有类似说法云:“五星分天下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92〕这些占验规则,都反映出在当时的星占家眼中,西方是同以匈奴为代表的外夷具有对应关系〔93〕。汉宣帝时派遣赵充国征伐西羌,因嫌老将赵充国用兵过于持重,宣帝尝致书督促,谓“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曹魏张晏注云:“五星所聚,其下胜。羌人在西,星在东,则为汉。”〔94〕所谓“五星”,自然包括太白金星,金星与其他四大行星汇聚于东方,当然是要发生在太白晨出于东方这段时期之内。这一实例可以进一步说明,对于统一的中原王朝来说,太白出自东方,才对自己有利;反之,若是出于西方,则只能有利于西北塞外的戎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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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秦始皇三十三年这次派蒙恬统领重兵大举北伐匈奴,除了开拓疆土以确保北边安宁之外,还有一项很特别的触发因素。这就是在这前一年,始皇帝嬴政为享度无疆长寿,“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燕人卢生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对于正梦想亿万斯年的秦始皇来说,这实在是一种致命的威胁。正是因为担心西北边塞之外的胡人灭掉他奋力建造的大秦帝国,才采取先下手为强的办法,“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95〕。也正是基于这种对胡人亡秦的深切忧虑和恐惧,他才在蒙恬进军节节取得胜利的同时,下令“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以防秦人这种习惯性祠祀活动,反而给自己招来灭顶之灾。美国学者卜德(Derk Bodde)曾经以为卢生奏录“亡秦者胡也”图书一事的真实性至为可疑,且无端揣测这很可能是出于对秦始皇的憎恶而妄自窜入的瞎话〔96〕。若是能够理解秦始皇“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的内在涵义,并以之与卢生奏录图书事相互参证,再对比一下太初元年西伐大宛时,汉武帝令“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的做法〔97〕,以及征和时谋击匈奴,“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且谓“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的情况〔98〕,卜德其人或许就不会萌生这样奇特的想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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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史记·秦始皇本纪》之“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这句话,语义清晰,其实并没有什么错讹或费解之处,既不宜像中华书局点校本那样以“禁不得祠”为句,也不能像杨宪益等人那样以私意增改文字,在“禁不得祠明星”处句断。昔清人顾炎武曾颇为感慨地讲道:“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晨’,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99〕此等情形,实则与唐朝始设“私习天文”之禁而在律法中明确规定私家不得拥有“天文图书”具有直接关系〔100〕。唐制不仅规定“凡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苟非其任,不得与焉”,甚至连朝廷所设专门负责观察记录天象的“观生”,也“不得读占书,所见徵祥灾异,密封闻奏,漏泄有刑”〔101〕,朝廷对天占徵验的控制,尤为严密。就此太白金星的情况而言,如李唐时王摩诘尝有诗句云:“长城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102〕所说夜看太白,便是属于不明金星出没时刻所随意敷陈出来的谬误〔103〕。司马迁身隶天文世家,复以考究天人之际以通解古今之变为己任,自宜郑重记述秦始皇这一因应天象的举措,而后世学人,难以正确解读太史公此文,甚至削足适履,正是缘于未能清楚知晓相关天体运行知识。其实,当年司马温公撰著《资治通鉴》,对这一纪事弃而未取,恐怕也是因无法通畅解读而只好加以回避〔104〕,没有意识到此事清晰显现出秦始皇对待匈奴,在骄横气势和凌厉兵锋背后所潜藏的惶恐心态,正宛如一面昭明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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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4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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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文史》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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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3。案此处引用《史记》以及本文引述其他史籍,所施标点或与所标注之通行本不尽相同,系作者根据本人的理解,自行点断,希读者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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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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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凌稚隆辑,李光缙增补《史记评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影印明万历刻本)卷六《秦始皇本纪》,页384。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六《秦始皇本纪》,页167。案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之《点校后记》(页5—6)明确说明断句时参考过《史记评林》等书,“择善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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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孙楷《秦会要》,据徐复《秦会要订补》(北京,中华书局,1950)卷五《礼·郡县各祠》,页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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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藤田丰八《支那に於ける刻石の由來——附「不得祠」とは何ぞや》,据作者文集《东西交涉史の研究》之《西域篇及附篇》(东京,荻原星文馆,1943),页445—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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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寅恪《陈寅恪读书札记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之《史记之部》,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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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案陈寅恪氏对古代天文星历问题亦殊为关注,在1926年曾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的学生开示“中国古代天文星历问题之研究”这一题目,惟同时列出的其他题目,如“长庆唐蕃会盟碑藏文之研究”和“鸠摩罗什之研究”,都已概述基本思路和目标,而对这一天文星历问题,却只附有说明云:“愿研究者,请约期面谈。”说明至少在当时,他对从哪里入手以及主要研究什么问题,还没有明确想法,这也显示出他对天文星历的熟悉程度远不如所谓“胡化”问题。以上情况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一卷第四号(1926年12月)之“研究所国学门通告”,页458—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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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韩伟《秦始皇时代佛教已传入中国考》,刊《文博》2009年第2期,页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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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向达《中外交通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万有文库》本)第四章《印度文化之东来》,页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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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宪益《译余偶拾》(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之《“不得祠”辨误》,页28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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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办公室编《孙人和、邓广铭、周一良先生对〈史记〉出版说明及点校后记的意见》之邓广铭函,刊《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简报》第52期(2010年8月10日),页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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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刘节《中国古代宗族移植史论》(上海,正中书局,1948)第四章《图腾层创观》,页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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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岑仲勉《春秋战国时期关西的拜火教》,文章撰述于1947年6月,此据作者文集《两周文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185—191。案岑仲勉对这段话的解释,还引发出一些学术以外的议论,请参看容甫《关于“不得”的后话》,刊《书品》2010年第3辑,页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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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办公室编《孙人和、邓广铭、周一良先生对〈史记〉出版说明及点校后记的意见》之《整理附记》,刊《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简报》第52期,页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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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岑仲勉《春秋战国时期关西的拜火教》,据作者文集《两周文史论丛》,页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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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陈槃《“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之诸问题(增订本)》,见作者文集《旧学旧史说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页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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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办公室编《孙人和、邓广铭、周一良先生对〈史记〉出版说明及点校后记的意见》之邓广铭、周一良函,刊《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简报》第52期,页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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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一章第六节《秦始皇与佛教》,页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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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办公室编《孙人和、邓广铭、周一良先生对〈史记〉出版说明及点校后记的意见》之邓广铭函,刊《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简报》第52期,页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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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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