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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同样原理，假若太白星“其西出失行，外国败；其东出失行，中国败”。此外，《史记·天官书》中还有类似说法云：“五星分天下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92〕这些占验规则，都反映出在当时的星占家眼中，西方是同以匈奴为代表的外夷具有对应关系〔93〕。汉宣帝时派遣赵充国征伐西羌，因嫌老将赵充国用兵过于持重，宣帝尝致书督促，谓“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曹魏张晏注云：“五星所聚，其下胜。羌人在西，星在东，则为汉。”〔94〕所谓“五星”，自然包括太白金星，金星与其他四大行星汇聚于东方，当然是要发生在太白晨出于东方这段时期之内。这一实例可以进一步说明，对于统一的中原王朝来说，太白出自东方，才对自己有利；反之，若是出于西方，则只能有利于西北塞外的戎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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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秦始皇三十三年这次派蒙恬统领重兵大举北伐匈奴，除了开拓疆土以确保北边安宁之外，还有一项很特别的触发因素。这就是在这前一年，始皇帝嬴政为享度无疆长寿，“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燕人卢生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对于正梦想亿万斯年的秦始皇来说，这实在是一种致命的威胁。正是因为担心西北边塞之外的胡人灭掉他奋力建造的大秦帝国，才采取先下手为强的办法，“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95〕。也正是基于这种对胡人亡秦的深切忧虑和恐惧，他才在蒙恬进军节节取得胜利的同时，下令“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以防秦人这种习惯性祠祀活动，反而给自己招来灭顶之灾。美国学者卜德（Derk Bodde）曾经以为卢生奏录“亡秦者胡也”图书一事的真实性至为可疑，且无端揣测这很可能是出于对秦始皇的憎恶而妄自窜入的瞎话〔96〕。若是能够理解秦始皇“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的内在涵义，并以之与卢生奏录图书事相互参证，再对比一下太初元年西伐大宛时，汉武帝令“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的做法〔97〕，以及征和时谋击匈奴，“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且谓“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的情况〔98〕，卜德其人或许就不会萌生这样奇特的想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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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史记·秦始皇本纪》之“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这句话，语义清晰，其实并没有什么错讹或费解之处，既不宜像中华书局点校本那样以“禁不得祠”为句，也不能像杨宪益等人那样以私意增改文字，在“禁不得祠明星”处句断。昔清人顾炎武曾颇为感慨地讲道：“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晨’，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99〕此等情形，实则与唐朝始设“私习天文”之禁而在律法中明确规定私家不得拥有“天文图书”具有直接关系〔100〕。唐制不仅规定“凡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苟非其任，不得与焉”，甚至连朝廷所设专门负责观察记录天象的“观生”，也“不得读占书，所见徵祥灾异，密封闻奏，漏泄有刑”〔101〕，朝廷对天占徵验的控制，尤为严密。就此太白金星的情况而言，如李唐时王摩诘尝有诗句云：“长城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102〕所说夜看太白，便是属于不明金星出没时刻所随意敷陈出来的谬误〔103〕。司马迁身隶天文世家，复以考究天人之际以通解古今之变为己任，自宜郑重记述秦始皇这一因应天象的举措，而后世学人，难以正确解读太史公此文，甚至削足适履，正是缘于未能清楚知晓相关天体运行知识。其实，当年司马温公撰著《资治通鉴》，对这一纪事弃而未取，恐怕也是因无法通畅解读而只好加以回避〔104〕，没有意识到此事清晰显现出秦始皇对待匈奴，在骄横气势和凌厉兵锋背后所潜藏的惶恐心态，正宛如一面昭明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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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4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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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文史》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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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3。案此处引用《史记》以及本文引述其他史籍，所施标点或与所标注之通行本不尽相同，系作者根据本人的理解，自行点断，希读者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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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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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凌稚隆辑，李光缙增补《史记评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影印明万历刻本）卷六《秦始皇本纪》，页384。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六《秦始皇本纪》，页167。案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之《点校后记》（页5—6）明确说明断句时参考过《史记评林》等书，“择善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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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孙楷《秦会要》，据徐复《秦会要订补》（北京，中华书局，1950）卷五《礼·郡县各祠》，页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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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藤田丰八《支那に於ける刻石の由來——附「不得祠」とは何ぞや》，据作者文集《东西交涉史の研究》之《西域篇及附篇》（东京，荻原星文馆，1943），页445—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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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寅恪《陈寅恪读书札记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之《史记之部》，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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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案陈寅恪氏对古代天文星历问题亦殊为关注，在1926年曾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的学生开示“中国古代天文星历问题之研究”这一题目，惟同时列出的其他题目，如“长庆唐蕃会盟碑藏文之研究”和“鸠摩罗什之研究”，都已概述基本思路和目标，而对这一天文星历问题，却只附有说明云：“愿研究者，请约期面谈。”说明至少在当时，他对从哪里入手以及主要研究什么问题，还没有明确想法，这也显示出他对天文星历的熟悉程度远不如所谓“胡化”问题。以上情况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一卷第四号（1926年12月）之“研究所国学门通告”，页458—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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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韩伟《秦始皇时代佛教已传入中国考》，刊《文博》2009年第2期，页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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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向达《中外交通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万有文库》本）第四章《印度文化之东来》，页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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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宪益《译余偶拾》（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之《“不得祠”辨误》，页28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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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办公室编《孙人和、邓广铭、周一良先生对〈史记〉出版说明及点校后记的意见》之邓广铭函，刊《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简报》第52期（2010年8月10日），页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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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刘节《中国古代宗族移植史论》（上海，正中书局，1948）第四章《图腾层创观》，页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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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岑仲勉《春秋战国时期关西的拜火教》，文章撰述于1947年6月，此据作者文集《两周文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185—191。案岑仲勉对这段话的解释，还引发出一些学术以外的议论，请参看容甫《关于“不得”的后话》，刊《书品》2010年第3辑，页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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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办公室编《孙人和、邓广铭、周一良先生对〈史记〉出版说明及点校后记的意见》之《整理附记》，刊《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简报》第52期，页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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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岑仲勉《春秋战国时期关西的拜火教》，据作者文集《两周文史论丛》，页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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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陈槃《“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之诸问题（增订本）》，见作者文集《旧学旧史说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页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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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办公室编《孙人和、邓广铭、周一良先生对〈史记〉出版说明及点校后记的意见》之邓广铭、周一良函，刊《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简报》第52期，页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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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一章第六节《秦始皇与佛教》，页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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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办公室编《孙人和、邓广铭、周一良先生对〈史记〉出版说明及点校后记的意见》之邓广铭函，刊《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简报》第52期，页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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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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