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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关中，本来只是指秦人赖以崛起的今关中平原，后来随着秦国疆域的扩展，扩大成为包括今陕北、陇东和巴蜀地区在内的整个西部区域，在此姑且称作“大关中”区域〔35〕。秦汉两朝这种区别对待京师周围区域与其外围地带的地域政策，源自其同样依赖西部关中地区吞并天下并在此建都，而这一政策在古代政治地理上更深一层的涵义，则是《禹贡》等上古典籍所记同心圈层式五服制度的具体施行和体现，即以京城长安为核心，其外环以三辅地区，三辅之外再周以关中地区，关中的外围便是关东地区，只不过关东未能环绕关中，而京师与畿辅地区又僻处西边，偏离全国几何中心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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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在军事上以大关中控扼关东，如张良、娄敬辈所云“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还是在政治上施行不同的政策，区别对待，都需要在大关中与关东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设置阻隔；在军事地理意义上，这也就是一条特殊禁区的界线。体现这条界线的标志，便是横亘在这两大区域之间的自然阻隔和设在其间通道上的关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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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山陕两省之间的黄河南流河道，是大关中区域北部与关东的天然分界，早在战国初期，秦厉公和秦灵公时期，即曾有“壍河旁”和“城、壍河濒”的举措，利用黄河河道作为东部防线〔36〕。云梦睡虎地秦简《田律》记述秦朝有所谓“河禁”〔37〕，这应当是设在大关中东面黄河岸边的禁地；联系张家山西汉初年汉简《津关令》中与关中东部函谷关诸要隘相并称的“河塞”〔38〕，可证秦至西汉初年，一直是以这段黄河河道，作为大关中北部区域的界限。张家山汉简《津关令》所记载的临晋关，即是设在这段黄河河道渡口上最重要的一座关隘〔39〕。汉武帝元鼎三年这次“广关”，在大关中区域的北部，就是将其东界大幅度向东推移，由黄河岸边延展到了恒山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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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恒山只是太行山脉中间的一个地段。汉武帝“广关”之后，大关中区域在这一带的完整分界线，可以借助如下史事加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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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成帝阳朔二年）秋，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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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井、壶口、五阮诸关与函谷关相并列，显然这些关口与函谷关一样，起着分隔大关中与关东两大区域的作用。这里所说的函谷关，自然是指汉武帝移关后的新关；弘农郡东界上另有陆浑关，与此函谷新关南北并列〔41〕，同样起着阻隔关中、关东两大区域的作用。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天井关与壶口关并属上党郡；而且上党郡还另设有上党关和石研关〔42〕。这四所关隘的具体位置，虽然还需要详细考证，但大致都处于上党郡的东南境亦即太行山上，应当没有什么问题〔43〕。五阮关，东汉人应劭谓设置“在代郡”〔44〕，今本《汉书·地理志》代郡下记云“有五原关”，当即此关；《汉书·地理志》记载代郡还另设有常山关〔45〕。这两处关隘的位置，也都应当是在代郡东境的太行山上〔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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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诸关的位置可以清楚看出，在汉武帝元鼎三年“广关”之后，大关中北部区域东界的具体界线，是耸立在华北平原西侧的太行山脉。成帝时刘歆在河内太守任上改守五原郡，按照刘歆本人在所撰《遂初赋》中所述，他由函谷关外的河内郡出发西北行，即首先是“驰太行之严防兮，入天井之乔关”〔47〕，这样的说法，正清楚印证了太行山脉已经成为隔绝关内关外的天然屏障。西汉末年，扬雄撰著《方言》一书，归纳总括各区域词汇异同，因秦、晋两国旧地，用词往往一致，所以将其归并为同一方言区域，而扬雄在叙述这一区域时，每每谓“自关而西秦晋之间”云云〔48〕，这里所说的“关”，就应当是指汉武帝“广关”之后，在太行山上设立的这些关隘。这一改变的结果，意味着西汉对匈奴防守作战最前沿上的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列郡，被一举囊括于关中区域之内，使朝廷得以最大限度地直接控制对外作战的国防兵力，增大威慑关东地区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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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游侠列传》记载武帝时郭解在关中杀人后，为逃避惩处而亡命，“置其母家室夏阳，身至临晋。临晋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关。籍少公已出解，解转入太原，所过辄告主人家”。虽然郭解这次得以逃脱法网，但随后不久，终究还是被御史大夫公孙弘治罪灭族〔49〕。公孙弘随后擢升相位，史载“御史大夫公孙弘为丞相”，事在武帝元朔五年十一月〔50〕。因此，郭解出临晋关避难时，武帝还没有施行“广关”，所以他是通过黄河渡口上的临晋关出离关中，而太原当时尚属关外。其后在汉宣帝五凤年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51〕这里所说河东、上党、太原诸郡，均位于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弘农郡的大部分地区也位于旧函谷关外侧，因此，在汉武帝“广关”以前，这些地方都地处关中之外，属于“关东”地区，耿寿昌在此则是与“关东”对举，可见，上述诸地显然已经归属于关中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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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关中区域的中部，其东侧原本是以崤山山地作为界限。再向东南，依次为豫西、鄂西、湘西及其南延山地。张家山汉简《津关令》所记函谷关、武关、郧关、扜关（扞关）诸关隘，便是当时限隔大关中中部与关东地区的关隘〔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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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这一系列关隘当中，战国以来设在崤山山间谷道上的函谷关，地位最为重要，因为它控制着关中与关东中原地区往来最重要的一条通道，是出入京师长安的第一门户，时人称之为“京师之固”〔53〕，或谓此关因“距山东之险”而“守国之固”〔54〕。《史记·平准书》记述武帝元鼎三年“广关”事作“益广关，置左右辅”〔55〕，这里所说“左右辅”涉及到诸多问题，比较复杂，需要留待以后专门论述，但《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就在武帝“广关”的下一年，亦即元鼎四年，汉朝即在京畿地区“更置二辅都尉”〔56〕，二者之间，肯定具有内在联系。因此，无论具体作何解释，“左右辅”都应与京师安全密切相关，而且理应与京畿的地域扩张具有直接关系，这一点恐怕没有太大问题。就在“更置二辅都尉”的同时，汉朝在旧函谷关以外、新函谷关以内这一新增益到关中的区域内，设置了弘农郡，治所就设在旧函谷关所在的地方，并将南面的武关附近地区也划入辖境〔57〕。弘农郡的设置，显然有助于强化京畿地区的防卫能力，有助于更有力地控制关中东出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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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函谷关以外，武关等关由于地形的限制，若轻易向外拓展，将失去有利地势的依托，所以，终西汉一朝，这几处关隘的位置，应始终没有改变。《汉书·地理志》记事以西汉末年的元延、绥和之际为断限，却仍记有郧关和扜关（扞关）〔58〕；《汉书·地理志》虽未记武关，但这很可能是今传文本存有缺漏所致，因相关史事表明，直至汉末，武关仍是拱卫关中的重要关隘〔59〕。这些事实足以证明上述武关诸关一直沿用未变。不过，随着函谷关的东移，汉廷在新函谷关南侧的陆浑，又新增设有关隘〔60〕，加入到关中东部这一系列关口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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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长江三峡和四川盆地东南缘再向南侧延伸，西汉初兴时，本来放弃了秦时已经“颇置吏”于彼的滇池附近地区，而与西南诸夷“关蜀故徼”〔61〕。汉武帝元鼎六年，复又新增设有牂柯郡，使得大关中区域的东南界，也比从前向外有所拓展。《汉书·地理志》记载汉廷在牂柯郡设有柱蒲关和进桑关，进桑关位于进桑县境内，侧临麋水即今红河；柱蒲关所在不详，但参照《水经注》的记载，应侧临牂柯江即今红水河。这两座关口的具体位置，虽然还需要详细考索，但应当分别是牂柯郡东境上控制牂柯江和麋水这两条重要水上通道的关隘〔62〕。下牂柯江水道东出番禺，是元鼎五年伐南越时汉军选用过的进军路线〔63〕。显而易见，汉武帝在东南部的这一“广关”举措，可以大大增强朝廷通过水上通道控制和威慑岭南的力量，使其难以割据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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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还需要指出，除了向东大幅度扩展之外，迄至元鼎年间，与汉初相比，大关中区域向西北面、西面和西南面，也都有很大扩展。在西北方面，元朔二年，卫青率军大举反击匈奴，收复秦始皇时占据的河南地，重新在阳山上设立边防线〔64〕；在西面，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尽管众说纷纭，但至迟在元鼎六年已经设置酒泉郡，应该说是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65〕，这也就意味着此时汉廷至少已经控制了河西走廊上酒泉以东的所有区域；在西南方面，元鼎六年开拓西南边地，在设立牂柯郡的同时，又设置有武都、越嶲、沈黎、文山诸郡〔66〕，控制的地域范围，延展至今云南地区。至元封二年秋平西南夷未服者增设益州郡，复又进一步扩展了关中的地域范围以及汉朝在西南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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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所述，在汉武帝元鼎三年至元鼎六年之间，大关中区域北部的东界，由以临晋关为标志的黄河一线，向东推进至太行山一线；中部区域的东界，由旧函谷关，向东推进至新函谷关；南部区域的东界，由四川盆地东南缘，向东南推进至柱蒲关、进桑关一线的滇桂、黔桂间山地；与此同时，大关中的西部区域，从北到南，也都有了大幅度扩展。通过增大关中区域的范围，特别是函谷关的东移和太行山以东地区划入关中，大大增强了朝廷依托关中以控制关东这一基本政治和军事地域控制方略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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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12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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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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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六《武帝纪》，页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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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书》卷六《武帝纪》唐颜师古注引东汉应劭语，页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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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汉书》卷九○《酷吏列传·杨仆》，页3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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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魏郦道元《水经·谷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上海，中华书局，民国排印《四部备要》本）卷一六，页2b—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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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吕祖谦《大事记解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吕祖谦全集》第8册）卷一二，页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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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元方回《古今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据《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影印《四库笔记小说丛书》本）卷五“关中”条，页179—180。清顾炎武《肇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之河南府新安县，页1104；西安府潼关县，页1353。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卷四八《河南》三河南府新安县，页2260。清朱一新《汉书管见》（长沙，岳麓书社，1994，《二十五史三编》本）卷一，页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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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史念海《函谷关和新函谷关》，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页38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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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宋王益之《西汉年纪》（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排印《国学基本丛书》本）卷一五，页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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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清邵晋涵《南江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04，《清人考订笔记（七种）》影印清嘉庆癸亥面水层轩刊本）卷四，页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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