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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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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武帝纪》记载，元鼎三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以故关为弘农县”〔1〕。这是一项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函谷关原本设在今河南灵宝附近，这次迁徙是将其东移约三百里上下，移至今河南新安境内，但却依然沿用原来的关名。这道关隘是关中东出第一门户，是拱卫都城长安头等重要的防卫要地，其战略地位之重要，几乎无与伦比。因而，若是没有特别重大的缘由，当政者似乎不应轻易更动它的位置；汉武帝何以会做出这一举动，非常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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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人应劭最早对此做出疏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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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关东，以家财给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广阔，于是徙关于新安，去弘农三百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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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船将军杨仆的家住在宜阳县，正处于今河南灵宝函谷关旧关之外、今河南新安函谷关新关之内〔3〕，故后之论者多依从应氏此说。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述函谷关的迁徙过程时，不仅完全采录了上述记载，而且所记要更为具体一些，较颜师古引述的文字，尚增有“（杨仆）请以家僮七百人筑塞，徙关于新安”云云〔4〕；南宋时人吕祖谦在阐释这一问题时，同样全文抄录了应劭的说法〔5〕；又如元朝学者方回和清人顾炎武、顾祖禹、朱一新等对此亦一直笃信不疑〔6〕。在当代研究历史地理的学者当中，史念海对新、旧两座函谷关的遗址，都做过不止一次考察，很多研究都涉及到函谷关问题，并且撰著有《函谷关和新函谷关》一文，专门从历史军事地理学角度论述这座关隘的作用，同样依然秉持应劭以来的传统说法〔7〕，这也可以视作当今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通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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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另一方面，至迟从宋朝时起，也就有人针对应劭“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关东”的解释，相继提出疑问。如宋代学者王益之曾考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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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仆以伐南越，方为楼船将军，犹在二年之后，兼是时仆亦未尝有大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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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的看法，王氏在所纂《西汉年纪》中即弃而未取应劭的说法〔8〕。后来清人何焯、沈钦韩、邵晋涵等也先后对此提出相似疑问。邵晋涵的说法比较委婉，乃谓：“应注似非核实。”〔9〕沈钦韩则更直截了当地否定这一说法的真实性，谓之曰：“仆于元鼎五年始为将军，是年破南越封侯，而函谷关之徙在三年，前此未尝有战功。《酷吏传》‘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东关者’，殆虚妄也。”〔10〕而何焯怀疑应劭此说的理由，除了杨仆出任楼船将军的时间晚于函谷关迁徙的时间这一因素之外，又提出新的质疑说：“以武帝之雄，岂展拓都畿费出臣下之家财乎？”〔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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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杨仆不仅如王益之、何焯、沈钦韩、邵晋涵诸人所指出的那样，在元鼎三年迁徙函谷关之前，没有立下足以令汉武帝为他移动函谷关的功勋，而且终其一生，也始终没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业绩，《汉书·酷吏传》记述杨仆一生战伐军功事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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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反，拜为楼船将军，有功，封将梁侯。东越反，上欲复使将，为其伐前劳，以书敇责之曰：“将军之功，独有先破石门、寻陿，非有斩将骞旗之实也，乌足以骄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为虏，掘死人以为获，是一过也。建德、吕嘉逆罪不容于天下，将军拥精兵不穷追，超然以东越为援，是二过也。士卒暴露连岁，为朝会不置酒，将军不念其勤劳，而造佞巧，请乘传行塞，因用归家，怀银黄，垂三组，夸乡里，是三过也。失期内顾，以道恶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过也。欲请蜀刀，问君贾几何，对曰率数百，武库日岀兵而阳不知，挟伪干君，是五过也。受诏不至兰池宫，明日又不对。假令将军之吏问之不对，令之不从，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间可得信乎！今东越深入，将军能率众以掩过不？”仆惶恐对曰：“愿尽死赎罪！”与王温舒俱破东越。后复与左将军荀彘俱击朝鲜，为彘所缚，语在《朝鲜传》。还，免为庶人，病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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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记载，杨仆不仅未尝为汉朝立有重大功勋，而且在汉武帝眼里，连他以“楼船将军”身份征伐南越时获取的“将梁侯”封号，都有些名不副实，含有很多水分；清人周寿昌即据此诘问说，杨仆“安得云数有大功”〔13〕？故应劭所说，显然不足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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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外也有人并不是这样看待《汉书·酷吏传》的记载，如清末人朱一新即推测说，应劭“所云请以私财徙关事，当在为楼船将军之先也”〔14〕。其实，类似的看法，最早似乎可以追溯到唐人刘知幾，刘氏在《史通》中曾以没有载录“杨仆怙宠而移关”这一事件为例，来说明《汉书》记事每每有简洁而不繁芜的地方〔15〕，这也就意味着刘知幾当时即认为所谓“杨仆怙宠而移关”乃实有其事，只不过《汉书·酷吏传》略去杨仆拜受楼船将军之前的功业而未加记载而已。不过，针对这样的看法，清代有学者曾经很委婉地评议说：“移关之说，应劭、郦道元始详言之，史公不录，班史遂尔阙如。”〔16〕这差不多等于是在说汉武帝为杨仆移关一说，在较早的文献中实际找不到可靠依据；正因为根本没有文献依据，尤其是司马迁在《史记》当中没有记载，班固才没有记述此事。实际上，这意味着所谓班固有意略而未书的说法，从而也就成了凌虚架空的想像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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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一新谓杨仆请以私财徙关事“当在为楼船将军之先”，不仅没有依据，同时也不符合情理。应劭说杨仆曾“数有大功”，这种所谓“大功”，一般应指军功。依照汉制，立下重大军功者，应得封爵；而杨仆所受爵位，惟有元鼎六年因征伐南越军功而获得的“将梁侯”〔17〕，所以，绝不可能如朱氏所云，将应劭所说杨仆“数有大功”的时间，安放在元鼎五年以前。杨仆在元鼎三年汉武帝移关之前既然根本未曾“数有大功”，那么，他因“耻为关外民”而“上书乞徙关东”的前提随之亦不复存在，整个这件事情从而也就略无真实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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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认同应劭的说法，还是否定应劭的说法，上述这些学者在讨论这一问题时，都只是单纯关注函谷关的迁移原因。清朝末年，供职于国史馆内的学者王荣商，在注释《汉书》时，却独具眼光，从另一角度对认同应劭的传统主流说法，提出质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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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焯曰：按五年南越反，杨仆始拜楼船将军，事在徙关之后。以武帝之雄，岂展拓都畿费出臣下之家财乎？应注出于流传，非实事也。荣商案：常山关亦是时所广，不独函谷也，何说得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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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从更为广阔的背景出发，对何焯等人的见解做出认同〔19〕。今人杨树达撰著《汉书窥管》，敏锐地注意到王荣商这一不同寻常的看法，将其纳入书中，用以表述他对汉武帝移关问题的倾向性主张〔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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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达在书中注明，王荣商所说的“广”常山关事，见于《汉书·文三王传》，覆案班《书》，其相关记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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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孝王参，初立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为淮阳王，而参徙为代王，复并得太原，都晋阳如故。……十七年薨，子共王登嗣。二十九年薨，子义嗣。元鼎中，汉广关，以常山为阻，徙代王于清河，是为刚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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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记此事内容相近，惟记此“复置清河国”以及代王“徙清河”而以其故地为“太原郡”诸事，俱在移置函谷关的元鼎三年〔22〕，而《汉书·文三王传》明确记述这是缘于汉武帝施行的一种名为“广关”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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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参证，函谷关的东移，应当也是这样一种“广关”性质的举措。由此可见元鼎三年函谷关的迁移，并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它应当是汉武帝这次“广关”的重要内容之一。透过代王因“广关”而被改迁封地一事当中，可以更清楚看出汉廷这次“广关”的性质和影响范围。《史记·平准书》记述此事书作“益广关”〔23〕，即进一步扩大关中的范围，尤能显现出其增益拓广关中辖地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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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文三王传》所说“常山为阻”的“常山”，本名恒山，汉人因避文帝刘恒名讳而改称常山〔24〕。在汉武帝这次“广关”之前，由刘参迄至刘义的历世代王，王国属地都在恒山以西〔25〕；而新改移的封地清河，则位于恒山以东今河北清河与山东临清一带。汉廷徙代国于清河之后，恒山以西，便统统纳入汉廷直辖之下。这一举措在政治地理和军事地理上的涵义，则是将汉廷视作根本重地的关中地区的区域范围，向东扩展到恒山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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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到上述史实，也就比较容易看出汉武帝这次迁移函谷关的重大政治和军事意图。借用陈寅恪研究隋唐政治史的用语，我们可以说，秦汉时期在地缘政治和军事地理意义上曾经奉行过一项非常强烈的“关中本位”政策，或者说是“关中本位”战略。这一政策或者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区别对待关中和关东地区，依托关中，控御关东，特别是中原地带〔26〕。后人总结分析说：“关中是形势之地，……欲据形势，须都关中。”〔27〕就是指利用关中地区的军事地理优势，确保国都安全，并威慑控制整个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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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过秦论》谓“秦并兼诸侯三十馀郡，修津关，据险塞，缮甲兵而守之”〔28〕，便很形象地描述了秦朝据守关中以控制天下的政治、军事地理方略。刘邦建国之初，在选择定都地点时，张良论述说：“关中左崤函，右陇蜀，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29〕娄敬也说若是“入关而都”，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30〕。西汉最终定都关中长安而舍弃关东的洛阳，就是基于这样的战略思考。西汉初年，沿承秦制，严厉限制关中与关东地区的人员往来，出入其间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传”来作为通行凭证〔31〕；同时，还特别严格限止马匹出关到关东地区〔32〕。这项限制性措施，具有重要军事地理意义。因为马不仅是人员骑乘的主要交通工具，其更重要的用途，还是当时最为重要的军事装备，一旦随意出入，自然会增大关东地区威胁关中的实力。汉文帝十二年三月，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开放关中与关东之间的严厉禁限，“除关无用传”〔33〕；但没有多久，在景帝初年，朝廷的安全，就受到关东吴楚七国叛军的严重威胁。为此，在景帝四年，又不得不恢复旧规，“复置诸关用传出入”〔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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