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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49。《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一一《刘盆子传》并唐李贤注，页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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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页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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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参见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786，页788；北魏郦道元《水经》之《温水注》、《叶榆河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三六，页13b，卷三七，页4a；又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西汉益州刺史部南部、哀牢图》，页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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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页2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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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页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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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关于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由于《汉书》在《武帝纪》和《地理志》这两部分，记载互不相同，在当今研究者之间，张维华、劳榦、陈梦家、周振鹤和日本学者日比野丈夫等人的看法，分歧很大。张维华等中国学者的看法，可并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下篇第三章第二节《河西四郡沿革》的叙述（页157—168）；日比野丈夫的观点，见《河西四郡の成立について》一文，收入所著《中国歷史地理研究》（京都，同朋舍，1977），页6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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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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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述明代戍卫长城之南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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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淮河一线，为我国南北一大界限，所谓南方、北方，大致即由此划分。自古及今，南方与北方，风土人情，一直迥然有别。古人云“橘逾淮而北为枳”〔1〕，便很形象地描述了淮河南北这两大地域，因自然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条件的不同，所导致的物种差异。草木尚且如此，人类对于环境的感应，自然更加敏锐。所以，历史上南人北迁，北人南徙，往往是有许多迫不得已或者说是身不由己的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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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隆庆初年，戚继光由浙江调任蓟州镇总兵官，负责京师北部边防。上任伊始，即由蓟辽总督谭纶出面，上疏请求征调三千名浙江士兵到蓟州镇，得到朝廷允准〔2〕。后来在戚继光任上，又陆续调入一批浙江士兵，戍守蓟镇长城〔3〕。这些来自浙江的士兵，省称浙兵，又称南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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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边塞地带的居民，自古以来就以勇猛敢战著称，特别是蓟镇所在的“燕、赵之地，士马强悍，渔阳战卒，自古称雄”〔5〕，而“东南民素柔脆，莫任远戍”〔6〕。这是明朝人的一般看法。召募南兵戍卫北边长城，显然违背这种通识。所以，当时颇具经世才识的学者章潢，曾直接指斥说：“从古未闻假南兵捍北敌者。南兵之北，譬舟之陆也。”〔7〕南人北上，本来不宜适应，由东南沿海的浙江，迁移到明朝极北的边塞，山川气候，风物饮食，差距之大，更是令人望而生畏。水土不适，本来就会影响战斗力，那么，朝廷究竟为什么偏偏要舍近求远调集这些南人北上呢？对此，当时人即已颇感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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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燕、赵之人，素号骁健。昔人用之，北据强胡，西当秦晋，南却楚，东威齐，所向有成。古今天下，同一人也，何独今日之不然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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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一问题涉及到明代嘉靖至隆万之际一些深层的地域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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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一、南兵北戍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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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先生就已经注意到明代南兵北戍的情况。民国二十七年，顾颉刚先生在西北考察时，在洮州、河州、西宁诸地，采访到大量习俗和家谱、口碑资料，反映出当地许多居民是明初戍卒的后裔，而他们的祖先，大多来自南京纻丝巷等长江下游两岸地区〔9〕。其实，在明代初年，北方边地曾比较普遍地驻有南方士兵，并不仅仅局限于洮州、河州和西宁等地。明初北边卫所中的南方士兵，多是从征北边及西北后，“既定其地，因以留戍”〔10〕。史籍明确记载，洪武时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和松亭关等地，俱“参用南北军士”〔11〕。这种南兵北戍，是由于朱元璋起兵于江淮之间，故军中士卒多来自这一地带，其留驻于新征辟地区，是基于历史因缘，不得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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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一部分留驻从征南兵外，史籍记载，洪武时沿边诸卫的常驻军兵，“唯土著兵及有罪谪戍者”〔12〕，显然是以北方土著兵员为主。不过明代卫所士兵的来源主要有从征、归附、谪发和垛集四类，沿边诸卫也不例外。“土著兵”应当主要是指元朝旧有边地军户，属于“归附”者。“有罪谪戍者”即“谪发”，是指因各种罪过发配充军的人。“从征”者是指明初参与征伐北方边地的军士，前文已有叙述。此外尚有“垛集”一类，乃不论南北各地，凡“三丁以上，垛正军一。别有贴户，正军死，贴户丁补”〔13〕。垛集时“大县至数千名，分发天下卫所，多至百馀卫、数千里之远者”；而谪发时“东南充军，亦多发西北，西北充军，亦多发东南”〔14〕。谪发与垛集，其间都有南人北戍，或是北人南戍。按照明代制度，凡是军户应充兵役而逃亡或是军士老故缺额者，被“清勾”亦即稽查出来之后，需要顶补旧额，称作“补伍”或“补役”。“补伍皆发极边，而南北人互易”〔15〕，这会更为加重南人戍北边，北人戍南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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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方风土，差别悬殊，非要将两地人互易其位，背戾事理人情，自然会遇到困难。明朝人称：“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方之暑湿。逃亡故绝，莫不由斯。”〔16〕英宗正统初，内阁大学士杨士奇上疏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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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差监察御史清军，有以陕西、山西、山东、河南、北直隶之人，起解南方极边补伍者；有以两广、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福建、湖广、浙江、南直隶之人，起解北方极边补役者。彼此不服水土，南方之人，死于寒冻；北方之人，死于瘴疠。且其卫所，去本乡或万里，或七八千里，路远艰难，盘缠不得接济，在途逃死者多，到卫者少。……况今西北二边，急于防守，而西北壮勇之人，乃发南方，甚是未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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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奇指出，从永乐年间起，成祖、宣宗、英宗都在一定范围内，对这种不合理局面，进行过调整。因此，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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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隶，今后清出军丁，各就所近，发甘肃、宁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辽东等处补伍；云南、两广、贵州、四川、湖广、江西、福建、浙江、南直隶，今后清出军丁，各就所近，发四川、云南、贵州、两广及边海卫所补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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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者以为照他这样的建议，会紊乱祖制，所以没有理会〔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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