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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顺二年，山西巡抚李侃，又上奏朝廷，试图调整这种不合理做法。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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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北之地，与穷荒无异。非生长其间者，未有能宁居而狎敌者也。今南人戍西北边，怯风寒，闻寇股栗；而北人戍南，亦不耐暑，多潜逃。宜令南北清勾之军，各就本土补伍。人情交便，戎备得修。〔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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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当地就近补充兵员的改革方案，从士卒适应地理环境的角度来看，当然非常合理，朝廷由此开始重视这一问题，考虑调整相关政策〔20〕。紧接着在成化十二年，陕西巡抚余子俊，便“奏免岷、河、洮三卫之戍南方者万有奇，易置南北之更戍者六千有奇，就戍本土”〔21〕。像这样涉及全国的兵力调配问题，不应只是陕西一省自行更张所能进行的，应当是在李侃上疏后，朝廷在全国范围内，都按照同一原则，逐步做了调整。于是南人戍南，北人戍北，各得其宜，而早期留驻的从征南兵，到这时历经百年，其后代早已成为当地土著，北方边地的常驻戍卒，也就大体上均由近边北方人充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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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边防线上，除了当地卫所的常驻军士之外，成祖永乐年间，又调集内地卫所兵力，短期轮流驻防，“命内地军番戍，谓之‘边班’”〔22〕。这当中自然也有南人戍北的情况。但是这种做法没有维持太久，到宣宗继位后，鉴于“南北诸卫所军备边、转运，错互非便”，于是，改而“专令南军转运，北军备边”〔23〕，所谓“边班”便都由北方内地的卫所军士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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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流戍边的“边班”制度，并没有能够保障戍边士卒的稳定。史称“其后占役逃亡之数多，乃有召募，有改拨，有修守民兵、土兵，而边防日益坏”〔24〕。这些名目，总的变化趋势，是主要依靠在沿边或内地北方省份，就近募集民兵，以补充常驻士卒，从事防守。其中如土兵，为成化初年巡抚延绥都御史卢祥建议添设，兵源都是来自当地，原因是这些“边民骁勇，习见胡虏，敢与战斗”〔25〕。故戚继光到蓟镇履任时称：“今之兵，外则九边原设边军与入卫民兵。”〔26〕戍卫士卒的地域来源，进一步向边防线上集中，即进一步土著化。如原来需要更番戍边的山东、河南，自嘉靖年间以后，其“民兵戍蓟门者，率征银以充召募。至万历初，山东征银至五万六千两，贫民大困”〔27〕。就在戚继光北调之前不久的嘉靖三十七年，蓟镇一次便在密云、昌平、永平、遵化、通州各地，召募一万五千名士兵〔28〕。由于募兵主要来自缘边地带，“地与人相习，无怀故土逃亡之患”〔29〕，从而使边防线上得以保持必备的兵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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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从浙江调兵戍卫北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既然北方边防线上的戍卒，已经主要是由沿边当地人或内地北方人充任，而如前所述，通常在一般人看来，北方边地人勇猛善战，江浙人柔弱怯懦，那么，为什么偏要从浙江调兵北上呢？下面将主要从区域地理特征角度，予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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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二、浙江地区的武勇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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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风尚习俗，所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是随着社会历史状况的迁改而不断变化的。浙江古时为越人的居地，越人则本来是一个骁勇强悍的民族。早在春秋时期，当时盛极一时的霸主齐桓公，就赞许说“天下之国，莫强于越”〔30〕。到战国时，越国更直接与中原列强争雄逐鹿。其势力之强盛，竟然能够从海上远征，侵夺齐国所属山东半岛很大一部分地区，并一度迁都于琅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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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兼并天下，“降越君，置会稽郡”〔31〕，今浙江北部地区归其统辖；另外设有闽中郡，统辖今浙江南部及今福建地区的越人。秦汉之际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地区的越人，趁乱独立，在今浙江省南部这一部分称为瓯越，又称东瓯；在今福建省这一部分称为闽越。瓯越与闽越并称东越，强悍不驯，在汉初对汉朝构成很大威胁。汉武帝建元三年，闽越进攻东瓯。东瓯向汉朝告急。汉武帝发兵击退闽越。东瓯请求举国内徙，武帝将其安置于江、淮之间地带。至元鼎六年，闽越反汉，汉武帝发兵平定反叛后，以为“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所以“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32〕。所谓“东越地遂虚”，应当是指“虚其城邑”。山野之民，本难以尽迁，故“后有盾逃山谷者颇出”〔33〕，当地强悍民风，自然可以流布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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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有所谓“越骑”，就是由越人组成的骑兵。越骑与由匈奴人组建的骑兵“胡骑”相并称，是朝廷倚重的一支劲旅，主要负责戍卫京师；有时也与“胡骑”相并肩，参与西北边防线上的对外作战〔34〕。由于越骑与胡骑是汉朝最精锐的两支戍卫部队，秉政者“率以所亲信领之”〔35〕。足见越人的勇猛善战，堪与北方的匈奴人相竞雄，而浙江的地理环境，也并非不能孕育出强悍的武夫，事实上当地本不乏尚武的风气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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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嘉靖年间持续不断的倭寇侵扰，浙江沿海地带首当其冲，连年战乱，使这里成为比北方边地更为动荡的战场。常年生活在兵锋之下，拼死求生，自然容易增长勇气，并取得作战的能力。不过浙江既不是处处都出可战之兵，也不是出兵之地的居民，不经调教，便可以直接驱之为能征善战的士卒。戚继光以在浙江训练金华义乌兵起家，对于各地浙兵的状况，他有如下具体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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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乡兵之称可用者，初为处州，继而绍兴，继而义乌，继而台州。至于他处，则虽韩、白再生，不可用也。是皆有其故焉，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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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州为乡兵之始，因其山矿之夫，素习争斗，遂以著名。及其用之杀倭，不过一二胜而已。以后遇敌则败，何也？盖处兵性悍，生产山中，尚守信义，如欲明日出战，先询之以意，苟力不能敌，即直告曰不能也。如许我以必战，至期必不爽约，或胜或负，定与寇兵相一接刃。但性情不相制，胜负唯有一战，再用之痿矣。气勇而不坚者也。此兵著名之时，他兵尚未有闻，及三十二三年，方有绍兴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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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绍兴皆出于嵊县、诸暨、萧山，并沿海。此兵人性伶俐，心虽畏怯而门面可观，不分难易，无不领而嗜之，唯缓急不能一其辞。然其性颇为无奈，驱之则前，见敌辄走；敌回又追，敌返又走。至于诱贼守城，扎营辛苦之役，则能不避。驱之以宽亦驯，驭之以猛亦驯，气治而不可置之短锋者也。此后方有台兵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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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台兵以太守谭公之严，初集即有以摄其心，故在谭公用之而著绩，他人则否。其人性与温州相类，在于虚实之间，著实鼓舞之，亦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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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己未，以义乌尹赵公之集兵，予奉命会选而教练之，为部伍，于是而始有义乌之名。以前非无乌兵也，盖则屡出屡败，故不为重轻。义乌之人，性杂于机诈勇锐之间，尤事血气，督之冲锋，尚有惧心，在处兵之下。然一战之外，犹能再奋，一阵之间，犹能反戈。但不听号令，胜则直前不顾，终为所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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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他处之兵，伶便谲诈，柔懦奸巧，在我鼓舞之令未下，而众已预思奇计为之张本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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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而别之，得其人而教练焉，毕竟处州为第一，义乌次之，台、温又次之，绍兴又次之。他不在此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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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操治处兵之法，在操其坚耐，而使之屡阵而不销其气。其操义乌之法，要破格恩威并称，必使其听节制，进退一如约束。不患其不强而患其不驯，不患其不胜而患其骄。其操台温之兵，又必加严一等。其操绍兴之兵，必须重令以劫其心，决令以立其信。操之能以短兵交刃，而后可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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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他处之兵，必洗涤其肠胃，尽去其故态，施不测异常之令，然后仅能及绍兴兵耳，不然吾不能也。如此，则无兵不可冲锋，无兵不可鏖斗，浙之强兵，不可胜用矣。〔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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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可出强兵的处州、绍兴、义乌和台州，均处于负山临海的浙东地区，这里正是秦汉之际东越人居地的腹心地带。戚继光因为能够根据不同地区兵源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采用不同方法来训练士兵，练兵效绩显著，麾下部伍竟以“戚家军”而“名闻天下”〔37〕。浙江兵如此骁勇善战，难怪戚继光从浙江来到北边蓟镇以后，首先想到要征调浙兵来协助防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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