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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元光六年开凿漕渠之后，河东太守番係在汾阴、蒲坂开垦了河壖弃地5，000顷，浚引河水灌溉。汾阴、蒲坂就在今大荔东面一段黄河的东岸，这说明当时这一段黄河河道，正向西移徙，所以才会有河壖弃地可耕。番係开渠作田数年之后，“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17〕。由于河道移徙而导致河东的渠道引水不利，渠田废弃，这说明这一段黄河河道，又继续向西有所移徙。因为假若是向东移徙的话，就要冲溃淹没东岸河壖上新开的田地，而不是引水不利的问题了。番係在河东任太守的时间不长，元朔五年时，已升任御史大夫〔18〕。所以，这次河徙，应当发生在汉武帝开凿漕渠之后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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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河徙，又可以以番係所开河渠的废止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番係在河徙的第一阶段就已经轻而易举地开垦出5，000多顷新地的情况来看，这次黄河西徙的幅度，应当很大。这一时期开凿的漕渠，也恰好是直接入于黄河〔19〕，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今黄河在潼关县东北一个叫做“港口”的地方，向东转折。这里地势高亢，由西向东延伸的漕渠，已经无法通过。漕渠最远只能延伸到今潼关县西北的吊桥街一带。因而，当时大荔以东一段黄河河道，也一定西徙到了今吊桥街以西，始转而东折；而黄河西徙至此，也就必然要袭夺洛河下游河道，造成洛河直接入河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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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地理志》中洛河汇入黄河的说法，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的情况。这次黄河河道移徙最初发生的时间，可能在番係垦田以前不久。因为若是时间已长，就应早被垦殖耕种了。从《汉书·地理志》的行文来看，入河之说系于洛源，可能是抄袭汉初资料而未经留意考订；入渭之说系于洛口，则是不大容易疏忽的，说明在西汉中后期的大部分时间内，洛水入渭。也就是说，到了西汉中期以后，今大荔以东一段黄河河道，重又东归故道，恢复到了战国时期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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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漕渠的开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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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由函谷关以东地区向国都长安城输送粮食和其他物资，最初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渭河水运。可是，由于渭河下游河道河曲发育，迂回萦折，当时人称由渭口到长安城下，“水道九百馀里”〔20〕。这虽然或许有些夸张，可是弯弯曲曲的河道，大大地增加了航行时间，却应当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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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变这种困难局面，汉武帝时大司农郑当时，建议在渭河南岸，开挖一条人工运河，引渭河水直达黄河，以免却迂曲的河道，徒然耗费航行时日。同时，在航运之馀，还可以利用渠水，灌溉农田，增加关中的粮食生产〔21〕。郑当时的建议，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赏。于是，汉武帝在元光六年春，征发数万人，由水工徐伯负责规划施工，前后耗时三年，在元朔二三年间，完工通水〔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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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史籍记载简疏，漕渠引渭渠首地段，现在已经不易考究。有人根据现代地形，把渠首定在今西安市西北鱼王村附近。这种观点认为，漕渠在这里分引渭水后，缘着汉长安城北今新民村、西营等地北侧而行，在今张家堡附近，与西汉昆明渠相汇，然后东过灞河〔23〕。新民村和西营，距汉长安城遗址均在二里以上。可是，如前文所述，根据卫星照片分析和文献记载，汉初的渭河，距长安城也只有二里左右，漕渠不应当反在渭河之外，也不可能紧逼渭河河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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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在鱼王村附近，河身宽浅，为游荡分汊性河道，难以筑堰引水。而且这里洪枯水期河宽比为1：5，河身变化较大，在渭河与汉长安城之间的狭窄地段内开渠，也有水浸之虞。因此，漕渠不应当在长安城北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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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凿漕渠，主要是为了向长安城输送关东的粮食，而这些粮食，主要是输往太仓储藏。汉太仓在长安城东南〔24〕，与漕渠相通连的昆明渠，流经其地。但是，昆明渠水量有限，还不足以负载粮舟直抵仓下。昆明渠的水源昆明池，直到唐代，仍然保持相当规模，而漕渠却屡遭废弃，就是因为漕渠的主要水源是渭河，而不是昆明池。所以，只有源于渭水的漕渠主干经由太仓，才能将粮食运入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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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汉长安城南覆盎门外，有一座工巧绝世的桥梁〔25〕。可是，却没有见到有关城南河渠的专门记载。班固描述长安城“呀周池而成渊”〔26〕，《三辅黄图》也记载汉长安城“城下有池周绕”〔27〕。但是，实际上汉长安城东、北、西、三面，都是利用其他自然水道，或其他水渠，并没有专门修建护城的池隍。因此，城南可能也是采用的同样办法，即漕渠渠首段在长安城南通过，侧临南垣而东，兼用为护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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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绕汉长安城南墙和东南角，今残存有明显的古渠遗迹（城东南角一部分已被拓凿利用为污水池）。清嘉庆时人董曾臣，在所纂《长安县志》中，对此有明确记述，谓“汉城南有渠道，自西南入壕，折而北至青门外”〔28〕。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在1906—1910年间，也对这条渠道遗迹，做过勘查。足立氏当时所见到的漕渠，，还有两米多深、五米多宽〔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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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隋唐时期，又都重新开凿过漕渠。隋代重开的漕渠，称为永通渠，是沿着大兴城北（也就是汉长安城南）东行〔30〕。唐人韩辽，在重开漕渠时，称“旧漕渠在咸阳县西十八里，……自秦汉以来疏凿，其后堙废”〔31〕。由此可知，汉、隋、唐漕渠的渠首段，经行地点，应当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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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具体分引渭水的地点，在咸阳城西十八里，唐名兴城堰〔32〕，当在今沣河口下的文王咀一带。元朝时人记载，沣水“北流至长安县西北堰头元村周文王庙，西合于渭”〔33〕。堰头就是指水坝端头。宋元时期这里没有什么水利工程。这个堰头，指的只能是西汉和隋、唐时期的漕渠渠首堰水坝。在文王咀附近，渭河河床束狭，当地人称“十里长峡”，十分便于筑堰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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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渠在今文王咀附近分引渭河水流，然后向东通过滈池北面，又经过秦代的磁石门南〔34〕，其后即沿着汉长安城南垣流向东去。到长安城东南角后，循城墙折而向北，至汉长安城东面南头一门青门外，与城里流出的泬水枝渠相汇，向东流，至汉霸桥以下，横穿灞河〔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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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河渠书》记载，新开的漕渠航道，与原来的渭河下游航道相比，最大的特点和便利之处，就是径直捷近，使原来弯弯曲曲长达900里的航程，缩短为300多里。按照这一记载，漕渠的渠路，自然应该相当平直。渭河谷地，地形平夷，也有条件开挖这样一条平直的渠道。因此，漕渠在灞河以东，直至其终端，都应该是比较平直。而关于这一段漕渠路线的具体复原，则由于一无具体的文字记载，二无清楚的遗迹可为凭依，目前，还很难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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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沟洫志》的记载，漕渠的东端，乃是止于黄河〔36〕。然而，现在却有研究者认为，在渭河南岸今洛河汇入渭河的河口地域，即今三河口村附近，有一海拔330米以上的高地，其西侧地势较低，在海拔330米以下。因而，漕渠无法流入黄河，只能在今三河口村以西，注入渭河〔37〕。今案根据20世纪70年代测绘的大比例尺地图，从华阴县西北到三河口村一带，地势由西向东倾斜，三河口村附近，并无特出高地，漕渠完全可以通过三河口村附近，一直流到今潼关县北的吊桥街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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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经论及，今潼关县以北、大荔县以东的一段黄河河道，在历史上东西摆动相当频繁，在黄河河道西徙时，往往要袭夺洛河和渭河下游尾闾，洛水也因而直接汇入黄河。而在西汉初期漕渠开凿前后，恰恰是黄河西徙夺洛汇渭的时期；也就是说，当时黄河已经西徙到了今三河口村一带，因此，在《汉书·地理志》中也留下了洛水入河的记载。这样看来，当时漕渠直接入河，也就显得十分自然，没有什么问题值得疑虑。1921—1927年间，黄河河道向西摆动，就曾流经朝邑、新市镇、赵渡镇、望仙观一线，移徙到过今三河口村以西；1967—1968年时，洛河也曾西徙到今仓西村（在今三河口村西侧五里左右）附近，汇入渭河〔38〕。因而，历史时期黄河夺洛，也完全有可能西移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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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使漕渠东段，只能终止于三河口以西，也并非不能注入黄河，还是应当尊重《史记》、《汉书》等文献的记载，确定西汉漕渠乃是东入黄河，而不是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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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昆明池与漕渠其他辅助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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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池是在漕渠开凿九年之后，于汉武帝元狩三年开凿的一个大型人工湖泊〔39〕。昆明池在两个方面，与航运具有密切关系。一是昆明池本身就是为水军练习水战而开凿的，因此，也可以说是皇家设置的水上航行和作战训练的基地。二是昆明池开凿后，可以调节漕渠的来水，对漕渠的航运，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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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池故址在今长安县斗门镇西南侧，是堰阻潏河和滈河，蓄积而成〔40〕。昆明池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水利工程，在这里无需全面论述昆明池各个方面的情况，只是重点论述有关航运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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潏河和滈河，本来是两条独自流入渭河的河流。为了使昆明池有充足的水源，潏河在今香积寺附近，被分引部分水量，堰入滈河。两河相交后西流，人称交水。交水在今堰头村附近，又被堰向北流，至石匣村口，汇集为昆明池〔41〕。昆明池水域广阔，周回四十里上下〔42〕，十分适于船只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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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池的东面、北面和西面，各有一条泄水水道。其中西面的一条流入沣河，与漕渠没有什么关系。北面和东面的两条水道，则只能流入漕渠〔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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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人们一般认为，昆明池的开凿，为漕渠提供了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水源。这种看法，似乎不够妥当。作为昆明池水源的潏河和滈河，如果不加人工改道，顺其自然河道北流的话，也都必然要通过漕渠。这样，这两条河流的水量，也就照样可以加入漕渠，不一定非要开凿昆明池不可。从历史实际情况来看，汉武帝开凿昆明池的目的，也只是为了造一片辽阔的水域，来练习水军〔44〕，既不是为了给漕渠开拓水源，也不是像现在许多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为了给长安城建一座蓄水库。所以，昆明池对于增加漕渠来水量，不会起到什么作用。不过，由于昆明池面积比较广阔，储水量很大，通过它还是可以起到调蓄入渠水量的作用。昆明池对于漕渠的作用，也仅仅在这一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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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池北出一支水渠，根据《水经注》的记载，是流经滈池东、秦阿房宫西，再向东北，又在汉长安城西南角外，形成一小水陂，名揭水陂，然后北流入泬水（大致即今皂河河道）〔45〕。由于在《水经注》成书的北魏时期，漕渠渠首段已经完全堙废，所以，《水经注》中没有记载漕渠渠首一段的情况。如前文所论，漕渠渠首正通过汉长安城南，所以这支昆明池水流，应当在揭水陂上下，汇入漕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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