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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池汇入漕渠的另一条水渠，是由昆明池东口分出。这条渠道就叫做“昆明渠”。它从昆明池东侧分出后，东北经今河池寨附近的古河池陂北侧，再经今鱼化寨附近（据黄盛璋研究），然后仍向东北，经过汉代的明堂、白亭、博望苑南，再屈而向北，与漕渠主干渠相合于汉长安城青门（霸城门）之外〔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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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明堂遗址已经发掘，在今大土门附近。白亭东有桐柏园，为汉武帝卫后及太子妃史良娣葬所。汉宣帝即位后，又为卫后和史良娣改葬，追谥卫后为“思后”，故后世称其葬所为“思后园”；宣帝并改史良娣所葬之桐柏园为“戾后园”〔47〕。依据后世的文献记载可知，唐长安城内金城坊西北隅，即卫后思后园所在〔48〕；史良娣戾后园亦同在此坊〔49〕。戾后园东南侧，就是汉武帝为戾太子所建的博望苑〔50〕。唐长安城金城坊大致在今西安城西任家庄一带，因此，昆明渠应当在这一带通过后，再屈而北折，与漕渠主干相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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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盛璋曾对汉唐长安附近的河渠水道，进行过几次复原研究，取得很大成就。黄氏的绝大多数见解，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并被广泛沿用。可是，关于这一段渠道的复原，却与《水经注》等书的记载，有很大差异。黄盛璋在1958年复原的昆明渠渠道，是在汉明堂南直趋东北，汉博望苑所在的今任家庄一带，显然在其南岸，与《水经注》的记载，明显相悖〔51〕。后来，黄氏又干脆经明堂北面，把昆明渠直接推至汉长安城南门外的城墙下面〔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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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渠道的复原过程中，黄氏完全脱离文献记载，单纯依据野外考察。其原则是：“文献如与地理勘查不符则依后者。”在漫长的社会活动和自然营力的作用下，地面上的古遗迹，特别是上古遗迹，必然要发生很大变化。采用野外考察方法进行历史地理问题研究时，不应忽视这一因素。黄盛璋自述云：“大土门附近之汉代遗迹，至少可认为汉明堂区。……自明堂区往东、往北，唐城之外都有古渠遗迹，如何联系，未能查出。”根据这一情况，也不能排除昆明渠在汉明堂区经汉博望苑南东流的可能。汉博望苑一带在唐代的城区之内，同时也处在现在的市区之中，渠道遗迹，自然难以存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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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黄盛璋勘查汉长安城南渠道遗迹，称：“覆盎门外古渠，……往西则仅至汉城凸出处，以下今虽无渠道，但察其遗迹趋向，显是南折，绝非西折，而安门、西安门外绝无此等古渠遗迹。可以断定，渠系南下至明堂区与漕渠接。”可是，在1959—1960年测制的大比例尺地图上，覆盎门外古渠至汉城凸出处后，与城墙相并转而西折的痕迹，相当明显，至今也仍有一些残痕。由此再向西，在汉长安城南侧的西安门外和城西南角处，沿着城墙，也都有相贯连的低槽，这在黄盛璋绘制的《汉长安城建章宫区遗址及渠道复原图》上，也是显而易见的〔53〕。前文在论述漕渠干道时引述的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在本世纪初的考察结果，同样表明，东西贯通汉城南侧的渠道，确曾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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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论，这条渠道是漕渠的主干线。至于黄盛璋所说的古渠在汉长安城凸出处东侧南下的趋向，却并不明显。倘或有之，唐时在此正有南山漕河北流，也不是非汉渠莫属。因此，目前还不能否定《水经注》的记载，昆明渠还是应当经汉明堂（今大土门附近）、白亭、博望苑（今任家庄一带）以南，再北屈经青门外，与漕渠相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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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渠从沣河口下引渭东行，直到黄河，沿途横截了许多从南山流出的渭河支流。这些河流的水量，大多也是要汇入漕渠。除此之外，还有一条从灞河引出的人工渠道，从汉霸桥以上分引灞水，斜向东北，至汉新丰县城（今沙河西岸长窎村东）附近，与漕渠干渠相合〔54〕。这条渠道，也可以对漕渠新丰附近河段，起到调剂水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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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沟通褒、斜水道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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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横亘的秦岭山脉，阻隔着关中地区与汉中盆地、四川盆地的交通联系，起伏的山地，使得陆路交通都十分艰难，更不用说水上航运了。然而，古代人们还是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沟通秦岭南北的航运联系。西汉沟通博褒、斜水道的工程，就是这种最初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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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水是秦岭南坡的汉江支流，在今汉中市西侧，汇入汉江。斜水今名石头河，是秦岭北坡的渭河支流，在今岐山县境内，汇入渭河。从褒水上源今红岩河，到石头河上源，这两条河流的源头之间，相去只有几十里。如果能够沟通褒、斜二水，实际上也就沟通了汉江与渭河的水上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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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武帝时，有人上书，提议沟通这两条水道，也正是基于这一自然地理形势。这项建议指出：褒水通汉江，斜水通渭河，都可以通行漕船。漕运物资，可以从南阳一带，沿汉江溯流而上，再进入褒水。在褒、斜之间近百里不能通航的地段，改行陆运。然后，再入斜水，改行水运，顺流而下，直至渭水。这样，就可以顺利运来东部各地和汉中一带的物资〔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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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项规划中可以看出，当时所需要致力的航道疏通工作，主要是整治褒水和斜水的中下游河段，这两条河流的上游河段，航运条件太差，当时完全无法治理。秦岭山高岭险，褒、斜二水间的分水岭，是秦岭主脊，更是陡峻异常，两侧河流的河道，根本无法直接连通。因而，在分水岭上的几十里绝水地带和两河上源各自几十里河段，加在一起共百里上下的地段之内，仍然需要改行陆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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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计划，看起来似乎是比较合理可行。所以，汉武帝同意按计划兴工，建造这条通道。具体工程事宜，是委派御史大夫张汤的儿子张卬为汉中太守，总负其责；朝廷并为此签发数万民众，从事施工〔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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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万人大力整治的结果，使得陆路交通，变得大为便捷；可是，由于褒、斜二水水流湍急，礁石丛布，仍然无法通航。这次沟通褒、斜水道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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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二、水上运输及其相关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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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航运活动，主要是以粮食运输为主体的物资运输活动和出于军事目的的水上航行。至于帝王贵戚们在一些池沼水泊之内行船游乐，一是规模太小，二是都属于园林游赏性质，算不上航运，没有什么社会意义。因此，在这里也就不做具体论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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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渭河和漕渠上的粮食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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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在汉代是关中也是今陕西最重要的水上航线。渭河东西横贯关中平原之后，汇入黄河，而黄、渭交汇之后，又一直向东流去，直至于海。东西相连贯的黄、渭两河，构成了一条水上航运大干道。通过这条航道，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把函谷关以东地区的粮食和其他重要物资，运送到关中地区，以保障都城长安的物资供应。同时，在一些特殊时期，也可以顺流东下，由渭河驶入黄河，把关中的物资，输往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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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汉之际的楚汉战争时期，刘邦由汉中起家后，向北占据了关中平原，并吞三秦。然后，刘邦以关中为基地，出兵函谷关以东，问鼎中原，与项羽争逐多年。在刘邦与项羽连年争战的时候，军队所需的粮食给养，完全依赖萧何在关中“转漕”输送，才免却乏食之忧〔57〕。“转”是指用车陆运，“漕”则是指用船水运。从关中向关东“漕”运，当然只能通过渭河。因此，通过渭河水运粮食，在楚汉相争中对于刘邦能够与强劲的西楚霸王项羽相持多年，并最终取得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刘邦取得天下，分封功臣、序列位次的时候，才封萧何以头功，并使其位列身经百战的各位将领之上〔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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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除灭项羽、一统天下之后，开始筹备正式建都。开始，许多人都是主张建都洛阳，只有娄敬主张建都关中，刘邦无所适从，征询张良的意见。张良赞同娄敬的意见，极力主张定都关中。他说：“关中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足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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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这段话，反映了几个方面的情况。首先，它证明了上面所说的萧何转漕关中，确是充分利用了渭河水运，没有这样的历史基础，张良不会讲出“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这样的话来。其次，张良讲述了渭河漕运的两种基本模式：一是社会安定时期，通过渭河漕运关东各地的粮食，以供给京城长安的需要；二是关东各地出现社会变乱的动荡时期，可以通过渭河，把关中的粮食，向关东输送，支持军队平定变乱。对于西汉王朝而言，汉初的战乱时期，体现了渭河水运的后一种作用；战乱平定之后的大部分时期，则主要体现的是前一种运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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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以前，关东地区的经济，就比关中发达，为了充实国都附近的经济实力，西汉时从关东地区强行迁来许多富户，安置在长安城周围地区。然而，这样仍然无法改变关东地区的富庶。正如上面引述张良的话所表明的那样，刘邦最终定都关中，主要是从军事方面着眼所做的抉择。也就是说，刘邦选择的是在军事上最有利于控制天下的地点，而不是经济上最富庶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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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八百里秦川，固然也很富庶，但与广袤的关东平原相比，却就相形见绌了。刘邦虽然定都关中，可却也不能不依赖关东这一富庶地区。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优势，既然不能兼于一地得之，也就只能依靠交通运输线，把关东的财富（最重要的是粮食）运输到关中来。粮食重量很大，陆运十分艰难，水运当然要省便一些。张良向刘邦提出，可以通过河、渭航道而“漕挽天下”，就是点明了依靠河、渭航运，定都关中，也可以兼顾关东的富庶地区。显而易见，渭河漕运，本是长安这一国都得以确立和繁荣的一项重要条件，它的意义，十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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