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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绕汉长安城南墙和东南角，今残存有明显的古渠遗迹（城东南角一部分已被拓凿利用为污水池）。清嘉庆时人董曾臣，在所纂《长安县志》中，对此有明确记述，谓“汉城南有渠道，自西南入壕，折而北至青门外”〔28〕。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在1906—1910年间，也对这条渠道遗迹，做过勘查。足立氏当时所见到的漕渠，，还有两米多深、五米多宽〔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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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隋唐时期，又都重新开凿过漕渠。隋代重开的漕渠，称为永通渠，是沿着大兴城北（也就是汉长安城南）东行〔30〕。唐人韩辽，在重开漕渠时，称“旧漕渠在咸阳县西十八里，……自秦汉以来疏凿，其后堙废”〔31〕。由此可知，汉、隋、唐漕渠的渠首段，经行地点，应当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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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具体分引渭水的地点，在咸阳城西十八里，唐名兴城堰〔32〕，当在今沣河口下的文王咀一带。元朝时人记载，沣水“北流至长安县西北堰头元村周文王庙，西合于渭”〔33〕。堰头就是指水坝端头。宋元时期这里没有什么水利工程。这个堰头，指的只能是西汉和隋、唐时期的漕渠渠首堰水坝。在文王咀附近，渭河河床束狭，当地人称“十里长峡”，十分便于筑堰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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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渠在今文王咀附近分引渭河水流，然后向东通过滈池北面，又经过秦代的磁石门南〔34〕，其后即沿着汉长安城南垣流向东去。到长安城东南角后，循城墙折而向北，至汉长安城东面南头一门青门外，与城里流出的泬水枝渠相汇，向东流，至汉霸桥以下，横穿灞河〔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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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河渠书》记载，新开的漕渠航道，与原来的渭河下游航道相比，最大的特点和便利之处，就是径直捷近，使原来弯弯曲曲长达900里的航程，缩短为300多里。按照这一记载，漕渠的渠路，自然应该相当平直。渭河谷地，地形平夷，也有条件开挖这样一条平直的渠道。因此，漕渠在灞河以东，直至其终端，都应该是比较平直。而关于这一段漕渠路线的具体复原，则由于一无具体的文字记载，二无清楚的遗迹可为凭依，目前，还很难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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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沟洫志》的记载，漕渠的东端，乃是止于黄河〔36〕。然而，现在却有研究者认为，在渭河南岸今洛河汇入渭河的河口地域，即今三河口村附近，有一海拔330米以上的高地，其西侧地势较低，在海拔330米以下。因而，漕渠无法流入黄河，只能在今三河口村以西，注入渭河〔37〕。今案根据20世纪70年代测绘的大比例尺地图，从华阴县西北到三河口村一带，地势由西向东倾斜，三河口村附近，并无特出高地，漕渠完全可以通过三河口村附近，一直流到今潼关县北的吊桥街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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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经论及，今潼关县以北、大荔县以东的一段黄河河道，在历史上东西摆动相当频繁，在黄河河道西徙时，往往要袭夺洛河和渭河下游尾闾，洛水也因而直接汇入黄河。而在西汉初期漕渠开凿前后，恰恰是黄河西徙夺洛汇渭的时期；也就是说，当时黄河已经西徙到了今三河口村一带，因此，在《汉书·地理志》中也留下了洛水入河的记载。这样看来，当时漕渠直接入河，也就显得十分自然，没有什么问题值得疑虑。1921—1927年间，黄河河道向西摆动，就曾流经朝邑、新市镇、赵渡镇、望仙观一线，移徙到过今三河口村以西；1967—1968年时，洛河也曾西徙到今仓西村（在今三河口村西侧五里左右）附近，汇入渭河〔38〕。因而，历史时期黄河夺洛，也完全有可能西移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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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使漕渠东段，只能终止于三河口以西，也并非不能注入黄河，还是应当尊重《史记》、《汉书》等文献的记载，确定西汉漕渠乃是东入黄河，而不是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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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昆明池与漕渠其他辅助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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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池是在漕渠开凿九年之后，于汉武帝元狩三年开凿的一个大型人工湖泊〔39〕。昆明池在两个方面，与航运具有密切关系。一是昆明池本身就是为水军练习水战而开凿的，因此，也可以说是皇家设置的水上航行和作战训练的基地。二是昆明池开凿后，可以调节漕渠的来水，对漕渠的航运，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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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池故址在今长安县斗门镇西南侧，是堰阻潏河和滈河，蓄积而成〔40〕。昆明池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水利工程，在这里无需全面论述昆明池各个方面的情况，只是重点论述有关航运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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潏河和滈河，本来是两条独自流入渭河的河流。为了使昆明池有充足的水源，潏河在今香积寺附近，被分引部分水量，堰入滈河。两河相交后西流，人称交水。交水在今堰头村附近，又被堰向北流，至石匣村口，汇集为昆明池〔41〕。昆明池水域广阔，周回四十里上下〔42〕，十分适于船只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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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池的东面、北面和西面，各有一条泄水水道。其中西面的一条流入沣河，与漕渠没有什么关系。北面和东面的两条水道，则只能流入漕渠〔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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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人们一般认为，昆明池的开凿，为漕渠提供了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水源。这种看法，似乎不够妥当。作为昆明池水源的潏河和滈河，如果不加人工改道，顺其自然河道北流的话，也都必然要通过漕渠。这样，这两条河流的水量，也就照样可以加入漕渠，不一定非要开凿昆明池不可。从历史实际情况来看，汉武帝开凿昆明池的目的，也只是为了造一片辽阔的水域，来练习水军〔44〕，既不是为了给漕渠开拓水源，也不是像现在许多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为了给长安城建一座蓄水库。所以，昆明池对于增加漕渠来水量，不会起到什么作用。不过，由于昆明池面积比较广阔，储水量很大，通过它还是可以起到调蓄入渠水量的作用。昆明池对于漕渠的作用，也仅仅在这一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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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池北出一支水渠，根据《水经注》的记载，是流经滈池东、秦阿房宫西，再向东北，又在汉长安城西南角外，形成一小水陂，名揭水陂，然后北流入泬水（大致即今皂河河道）〔45〕。由于在《水经注》成书的北魏时期，漕渠渠首段已经完全堙废，所以，《水经注》中没有记载漕渠渠首一段的情况。如前文所论，漕渠渠首正通过汉长安城南，所以这支昆明池水流，应当在揭水陂上下，汇入漕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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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池汇入漕渠的另一条水渠，是由昆明池东口分出。这条渠道就叫做“昆明渠”。它从昆明池东侧分出后，东北经今河池寨附近的古河池陂北侧，再经今鱼化寨附近（据黄盛璋研究），然后仍向东北，经过汉代的明堂、白亭、博望苑南，再屈而向北，与漕渠主干渠相合于汉长安城青门（霸城门）之外〔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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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明堂遗址已经发掘，在今大土门附近。白亭东有桐柏园，为汉武帝卫后及太子妃史良娣葬所。汉宣帝即位后，又为卫后和史良娣改葬，追谥卫后为“思后”，故后世称其葬所为“思后园”；宣帝并改史良娣所葬之桐柏园为“戾后园”〔47〕。依据后世的文献记载可知，唐长安城内金城坊西北隅，即卫后思后园所在〔48〕；史良娣戾后园亦同在此坊〔49〕。戾后园东南侧，就是汉武帝为戾太子所建的博望苑〔50〕。唐长安城金城坊大致在今西安城西任家庄一带，因此，昆明渠应当在这一带通过后，再屈而北折，与漕渠主干相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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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盛璋曾对汉唐长安附近的河渠水道，进行过几次复原研究，取得很大成就。黄氏的绝大多数见解，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并被广泛沿用。可是，关于这一段渠道的复原，却与《水经注》等书的记载，有很大差异。黄盛璋在1958年复原的昆明渠渠道，是在汉明堂南直趋东北，汉博望苑所在的今任家庄一带，显然在其南岸，与《水经注》的记载，明显相悖〔51〕。后来，黄氏又干脆经明堂北面，把昆明渠直接推至汉长安城南门外的城墙下面〔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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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渠道的复原过程中，黄氏完全脱离文献记载，单纯依据野外考察。其原则是：“文献如与地理勘查不符则依后者。”在漫长的社会活动和自然营力的作用下，地面上的古遗迹，特别是上古遗迹，必然要发生很大变化。采用野外考察方法进行历史地理问题研究时，不应忽视这一因素。黄盛璋自述云：“大土门附近之汉代遗迹，至少可认为汉明堂区。……自明堂区往东、往北，唐城之外都有古渠遗迹，如何联系，未能查出。”根据这一情况，也不能排除昆明渠在汉明堂区经汉博望苑南东流的可能。汉博望苑一带在唐代的城区之内，同时也处在现在的市区之中，渠道遗迹，自然难以存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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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黄盛璋勘查汉长安城南渠道遗迹，称：“覆盎门外古渠，……往西则仅至汉城凸出处，以下今虽无渠道，但察其遗迹趋向，显是南折，绝非西折，而安门、西安门外绝无此等古渠遗迹。可以断定，渠系南下至明堂区与漕渠接。”可是，在1959—1960年测制的大比例尺地图上，覆盎门外古渠至汉城凸出处后，与城墙相并转而西折的痕迹，相当明显，至今也仍有一些残痕。由此再向西，在汉长安城南侧的西安门外和城西南角处，沿着城墙，也都有相贯连的低槽，这在黄盛璋绘制的《汉长安城建章宫区遗址及渠道复原图》上，也是显而易见的〔53〕。前文在论述漕渠干道时引述的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在本世纪初的考察结果，同样表明，东西贯通汉城南侧的渠道，确曾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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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论，这条渠道是漕渠的主干线。至于黄盛璋所说的古渠在汉长安城凸出处东侧南下的趋向，却并不明显。倘或有之，唐时在此正有南山漕河北流，也不是非汉渠莫属。因此，目前还不能否定《水经注》的记载，昆明渠还是应当经汉明堂（今大土门附近）、白亭、博望苑（今任家庄一带）以南，再北屈经青门外，与漕渠相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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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渠从沣河口下引渭东行，直到黄河，沿途横截了许多从南山流出的渭河支流。这些河流的水量，大多也是要汇入漕渠。除此之外，还有一条从灞河引出的人工渠道，从汉霸桥以上分引灞水，斜向东北，至汉新丰县城（今沙河西岸长窎村东）附近，与漕渠干渠相合〔54〕。这条渠道，也可以对漕渠新丰附近河段，起到调剂水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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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沟通褒、斜水道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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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横亘的秦岭山脉，阻隔着关中地区与汉中盆地、四川盆地的交通联系，起伏的山地，使得陆路交通都十分艰难，更不用说水上航运了。然而，古代人们还是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沟通秦岭南北的航运联系。西汉沟通博褒、斜水道的工程，就是这种最初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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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水是秦岭南坡的汉江支流，在今汉中市西侧，汇入汉江。斜水今名石头河，是秦岭北坡的渭河支流，在今岐山县境内，汇入渭河。从褒水上源今红岩河，到石头河上源，这两条河流的源头之间，相去只有几十里。如果能够沟通褒、斜二水，实际上也就沟通了汉江与渭河的水上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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