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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武帝时，有人上书，提议沟通这两条水道，也正是基于这一自然地理形势。这项建议指出：褒水通汉江，斜水通渭河，都可以通行漕船。漕运物资，可以从南阳一带，沿汉江溯流而上，再进入褒水。在褒、斜之间近百里不能通航的地段，改行陆运。然后，再入斜水，改行水运，顺流而下，直至渭水。这样，就可以顺利运来东部各地和汉中一带的物资〔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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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项规划中可以看出，当时所需要致力的航道疏通工作，主要是整治褒水和斜水的中下游河段，这两条河流的上游河段，航运条件太差，当时完全无法治理。秦岭山高岭险，褒、斜二水间的分水岭，是秦岭主脊，更是陡峻异常，两侧河流的河道，根本无法直接连通。因而，在分水岭上的几十里绝水地带和两河上源各自几十里河段，加在一起共百里上下的地段之内，仍然需要改行陆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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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计划，看起来似乎是比较合理可行。所以，汉武帝同意按计划兴工，建造这条通道。具体工程事宜，是委派御史大夫张汤的儿子张卬为汉中太守，总负其责；朝廷并为此签发数万民众，从事施工〔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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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万人大力整治的结果，使得陆路交通，变得大为便捷；可是，由于褒、斜二水水流湍急，礁石丛布，仍然无法通航。这次沟通褒、斜水道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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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二、水上运输及其相关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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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航运活动，主要是以粮食运输为主体的物资运输活动和出于军事目的的水上航行。至于帝王贵戚们在一些池沼水泊之内行船游乐，一是规模太小，二是都属于园林游赏性质，算不上航运，没有什么社会意义。因此，在这里也就不做具体论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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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渭河和漕渠上的粮食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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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在汉代是关中也是今陕西最重要的水上航线。渭河东西横贯关中平原之后，汇入黄河，而黄、渭交汇之后，又一直向东流去，直至于海。东西相连贯的黄、渭两河，构成了一条水上航运大干道。通过这条航道，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把函谷关以东地区的粮食和其他重要物资，运送到关中地区，以保障都城长安的物资供应。同时，在一些特殊时期，也可以顺流东下，由渭河驶入黄河，把关中的物资，输往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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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汉之际的楚汉战争时期，刘邦由汉中起家后，向北占据了关中平原，并吞三秦。然后，刘邦以关中为基地，出兵函谷关以东，问鼎中原，与项羽争逐多年。在刘邦与项羽连年争战的时候，军队所需的粮食给养，完全依赖萧何在关中“转漕”输送，才免却乏食之忧〔57〕。“转”是指用车陆运，“漕”则是指用船水运。从关中向关东“漕”运，当然只能通过渭河。因此，通过渭河水运粮食，在楚汉相争中对于刘邦能够与强劲的西楚霸王项羽相持多年，并最终取得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刘邦取得天下，分封功臣、序列位次的时候，才封萧何以头功，并使其位列身经百战的各位将领之上〔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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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除灭项羽、一统天下之后，开始筹备正式建都。开始，许多人都是主张建都洛阳，只有娄敬主张建都关中，刘邦无所适从，征询张良的意见。张良赞同娄敬的意见，极力主张定都关中。他说：“关中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足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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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这段话，反映了几个方面的情况。首先，它证明了上面所说的萧何转漕关中，确是充分利用了渭河水运，没有这样的历史基础，张良不会讲出“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这样的话来。其次，张良讲述了渭河漕运的两种基本模式：一是社会安定时期，通过渭河漕运关东各地的粮食，以供给京城长安的需要；二是关东各地出现社会变乱的动荡时期，可以通过渭河，把关中的粮食，向关东输送，支持军队平定变乱。对于西汉王朝而言，汉初的战乱时期，体现了渭河水运的后一种作用；战乱平定之后的大部分时期，则主要体现的是前一种运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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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以前，关东地区的经济，就比关中发达，为了充实国都附近的经济实力，西汉时从关东地区强行迁来许多富户，安置在长安城周围地区。然而，这样仍然无法改变关东地区的富庶。正如上面引述张良的话所表明的那样，刘邦最终定都关中，主要是从军事方面着眼所做的抉择。也就是说，刘邦选择的是在军事上最有利于控制天下的地点，而不是经济上最富庶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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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八百里秦川，固然也很富庶，但与广袤的关东平原相比，却就相形见绌了。刘邦虽然定都关中，可却也不能不依赖关东这一富庶地区。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优势，既然不能兼于一地得之，也就只能依靠交通运输线，把关东的财富（最重要的是粮食）运输到关中来。粮食重量很大，陆运十分艰难，水运当然要省便一些。张良向刘邦提出，可以通过河、渭航道而“漕挽天下”，就是点明了依靠河、渭航运，定都关中，也可以兼顾关东的富庶地区。显而易见，渭河漕运，本是长安这一国都得以确立和繁荣的一项重要条件，它的意义，十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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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渭河的通航区间，仅限于长安以下的下游河段。虽然汉武帝时期在试图沟通褒、斜水道时，提到过斜水以下的河段，都可以通航，但是，在西汉时期，没有见到实际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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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渭河下游河段，沿岸建有京师仓、嘉仓和细柳仓。这些仓储沿渭河而设，都是用来储存、转运渭河运输的粮食。因而，在这些仓储附近，当然也要有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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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仓设在渭河口附近〔60〕。这里是由黄河转入渭河的中继码头。京师仓的遗址，考古工作者已经发现，在今华阴县东北硙峪乡段家城和王家城北的瓦碴梁上〔61〕。京师仓离开渭河河道，有很远一段距离，但它紧临着白龙涧河。这条河的尾闾，现在已在田野里消失，成为一条断流河，但在古代，却是流入渭河。白龙涧河旧称沙渠水，曾见于《水经注》的记载〔62〕。估计当时由黄河过来的漕船，进入渭口不远后，就沿着沙渠水上行，在比较接近京师仓的地方，设立码头，卸下漕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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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京师仓和京师仓码头，有几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在渭河枯水期不便航行的季节，可以将由黄河航运过来的漕粮，暂时积存，待丰水期到来以后，再由渭河航运到长安城附近。二是在一些时期，如果感觉渭河航道过于艰难，也可以把由黄河运来的漕粮，在京师仓卸下后，改用陆运，西输长安。三是京师仓也可以积存在周围附近地区征收的粮食，集中后再水运或陆运到长安。现在发现的京师仓遗址，范围很大，整个仓城将近80万平方米〔63〕，完全可以实现上述各方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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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仓在汉长安城东〔64〕。更具体的位置，历史文献中没有记载。不过，城东南角另有太仓，所以，嘉仓位置，应当较太仓稍偏北，估计应在城东垣外不远。这样的话，嘉仓应在太仓北面距渭河岸边不远的地方。嘉仓存储的粮食，同样也应与渭河航运有关。因此，在嘉仓北面的渭河岸边，也要有粮食装卸的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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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嘉仓码头后，溯流而上，再向西行，到了汉长安城的西北方向。在今沣河入渭口下，汉武帝建元三年，架设有西渭桥，又称便桥或便门桥〔65〕。桥北头不远，就是细柳仓〔66〕。咸阳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渭河西北岸上的今咸阳两寺渡村附近，发现了大型汉代建筑基址，并出土有“百万石仓”瓦当〔67〕。可以断定，这里就是西汉细柳仓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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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渭桥是汉长安城去往西北地区的道路所必经的咽喉要地，细柳仓设在这里，应是出于防守西北边疆的需要。西汉时匈奴强盛，经常在北方和西北方侵扰汉朝疆界，有时甚至深入到关中附近。防御和反击匈奴的内侵、开拓西北边疆，这是西汉朝廷的一项重要事务，而为此所需的大量粮食，很大一部分都要依赖从关东各地，漕运到关中长安城后，再行转输。如汉武帝时征发十万馀人筑城戍守朔方，转漕粮食，“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为此需耗资数百万，朝廷府库，为之空虚。又如河西、上郡、朔方等西北边塞的戍卒，往往有几十万众，“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馀里，皆仰给大农”〔68〕。在长安城西北侧的交通咽喉要地西渭桥北头，设立细柳仓，来囤积关东运来的漕粮，非常便于西北边防调用军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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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柳仓不仅可以存储溯渭而上的关东漕粮，而且还可以收储从渭河北岸一些邻近地区征收的粮食。关中平原，“膏壤沃野千里”〔69〕，特别是“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70〕，在渭河北岸建成的郑国渠灌区，在秦时即溉田四万馀顷，使之成为高产农田，“秦以富强，卒并诸侯”〔71〕。至汉代又在渭河北岸，先后开凿有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等灌溉渠道，进一步大幅度扩大灌溉面积，粮食生产，更为丰盈〔72〕。这些地区出产的粮食，自可纳入细柳仓存储。同时，如果京城长安有需要，因距离很近，通过西渭桥调运，也很方便。细柳仓紧临渭河，仓下应当就是渭河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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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流浅沙深，加之下游河道河曲发育，造成航道严重迂曲。这样，给利用渭河航运，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需要耗费相当长时间。在漕渠开凿之前，每年从关东漕运到长安的粮食只有几十万石。当时朝廷与民休息，还没有大肆搜刮征敛，加之秦人以暴虐失天下，前鉴不远，因此，在各方面都还不至于过分铺张挥霍，国用支出也有所节制。所以，仅仅这几十万石粮食，也已足够内外用度，甚至“太仓之粟，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73〕。然而，就是这几十万石粮食的运输，也是要耗费很大力气。仅仅渭河一段的运输，每年就要花费整整六个月，也就是半年时间。弯弯曲曲的九百里航道，“时有难处”，漕船航行，十分艰难〔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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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汉武帝登基以后，朝廷上下，开始日渐奢侈。汉武帝好事喜功，在长安城周围大兴土木，兴造不断，如造建章宫、开上林苑，等等。同时，汉武帝还开辟西域、筑城朔方，在西北和其他各个边地，都大兴军旅。这些内外用度的急剧增加，使得渭河的漕运量，也随之迅速上升。这样，本来相当艰难的渭河航运，也就更为窘蹙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郑当时提出了开凿漕渠以代替渭运的建议。汉武帝闻知有如此救急良策，自是喜出望外，当即令人兴工开挖漕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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