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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陕南的水上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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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是陕南最大的河流，也是最重要的航运通道。唐代曾经几次启用这条水上通道，运送江淮地区的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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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天宝十五年，安史之乱爆发，很快河淮之间的广大地区为叛军占据，京师长安城随之陷落。玄宗皇帝李隆基出逃到四川成都，宣布退位；他的儿子李亨在灵武（在今宁夏银川平原）继位，筹划收复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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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肃宗仓促召集人马，财赋粮草都毫无准备，急需补给。可是，当时黄河、渭河这条运输通道，已经被安禄山控制；东南的蓝田武关一道，也被叛军阻塞，很难把江淮地区的财赋物资运送到灵武。正当这一困难时期，北海太守贺兰进明派遣手下的录事参军第五琦，在至德元年八月，到四川去觐见已经退位成为太上皇的唐玄宗李隆基，第五琦向李隆基毛遂自荐，出马为朝廷解决江淮财赋的运输问题。唐玄宗闻之龙颜大悦，马上给第五琦委派了个“江淮租庸使”的头衔，让他放手去搞运输。可是，玄宗本来就是在李亨的逼迫下不得不退下帝位的，唐肃宗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假若得不到肃宗的认可，玄宗给第五琦委任的这个头衔不仅毫无意义，还会招惹来麻烦。于是，第五琦又在同年十月，特地赶到灵武，重新向肃宗兜售他的运输方案。肃宗对此，正是求之不得，随即便任命第五琦为“山南等五道节度使”，让他赶快按照自己的设想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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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琦的运输办法，是避开叛军控制的河渭通道和蓝田武关道，把江淮地区征收的租庸物资一律折买为便于运输的轻货，溯长江入汉水，一直水运到洋川郡（洋州），也就是现在的陕西西乡县附近；然后再改从陆运，越过秦岭，运送到扶风郡（岐州），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凤翔；然后再转运到肃宗所在的灵武。第五琦这一转运方案，很快为唐肃宗解决了财政危机，对最后击败叛军，收复都城长安，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129〕。至德二年九月，肃宗收复长安城以后，这条运道也随之失去了继续使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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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建中四年，朱泚在长安反叛，德宗仓惶出奔奉天（今陕西乾县）。翌年，兴元元年二月，德宗又再逃往汉中。这时，江淮一带的贡赋，又一次源源不断地从荆襄地区运送到汉中〔130〕。这些贡赋也应当是利用汉江水道来运输。但是，这次德宗在兴元的时间，仍然很短。唐德宗二月到汉中，六月就启程返回长安了，前后只有四个多月时间。与此相应，这次朝廷在汉江航道上大规模组织实施水运的时间，最多也只能有四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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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唐末，僖宗广明元年十二月，黄巢攻陷长安城，僖宗逃往到四川。翌年中和元年春行至兴元，七月抵达成都。直到光启元年正月才离开四川，返回长安。这次唐僖宗在成都滞留前后将近四年。在这一期间，东部各地可以征收来的贡赋，都通过山南西道的均州向四川转运〔131〕。均州在今湖北，位于汉江边上，所以，这时也应当是通过汉江转运物资到洋州、汉中，然后再陆运到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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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水运在唐朝对保障朝廷供给直接发挥作用的时间虽然很短，但都是在一些重大的特别时期，因此，所具有的意义也显得尤为重大。从这几次朝廷组织的特别运输活动来看，隋唐五代时期汉江的航运在民间应当具有很好的基础，不然的话，在朝廷紧急需要动用这条航线时，就不会如此顺利地迅速发挥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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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支流丹江，是隋唐五代时期陕南的另一条重要通航水道。唐中宗景龙年间，崔湜试图治理航道，通过开辟新的陆路通道，来接续丹江与渭河支流灞河之间的航运联系，从而联通汉江与渭河两大河流之间水运通道的间隔。崔湜的设想，是以丹江能够一直通航到商州（今陕西商县）一带为基础的〔132〕。崔湜沟通丹、灞水道的尝试虽然基本上失败了，但是，商州本来也是长安城东南蓝田武关一路所必经的地方，仍然可以尽量利用一段丹江水道，把物资运送到商州附近，再改用陆运，越过秦岭。就在崔湜这次沟通丹、灞水道前后，姚彝曾以邓州刺史“兼检校商州漕运”〔133〕。丹江从商州流过邓州入汉江，姚彝以邓州刺史兼管商州漕运事物，足以说明从邓州到商州附近这一段汉江航道确实存在比较兴盛的航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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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十二年四月，杨炎因附从元载，被贬为道州司马〔134〕，路出武关，在商州以南丹江岸边的洛源驿，路逢道州司仓参军李钫“运入奏”〔135〕。道州在湘江上游，这说明湘江流域的贡赋，要通过湘江入长江，再转入汉江、丹江，越秦岭运送到长安城。不过，丹江水道比较湍急，航运条件实际上不够理想，一般只能利用较小的船只在水量较大的时候，才能航行到商州附近，所以，当时丹江上的航运，总的来说，并不十分发达。杨炎在商州洛源驿遇到李钫“运入秦”，已是采用陆路运输，这说明丹江水上航道有时还到不了洛源驿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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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建中四年朱泚叛乱时，李希烈在东面也阻断了河、渭运路。当时“长安以东，飞书不通。南方贡使皆自宣、池、洪、饶、荆、襄抵武关而入”〔136〕，这其中应有一部分物资的运输利用了丹江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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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末年，严砺在兴州疏凿嘉陵江和青源河航道，沟通了从长举县到成州之间的航运联系，成州戍卒所用军粮，从此由江上水运，免除了陆运之劳苦，对巩固西部边防，起到了重要作用〔137〕。兴州地处四川与关中之间的陆路通道上，而长举又在兴州的北鄙。以前水路不通时，由长举县治陆运去往西北方向的成州，路线比较合理。可是，长举和整个兴州都地处山区，当地不会有馀粮供应边卒，这里的粮食只能是从东南边的汉中或南边的四川运来，通过嘉陵江水道从这些地方把粮食运到长举县治，要首先经过青源河口，再上行很长一段水路。这样，若是从长举县治再把粮食装船水运到成州，就需要先顺原路沿嘉陵江南下至青源河口后，再向西转入青源河水道。这样势必会造成在嘉陵江上的往返运输，当时肯定不会做这样的傻事。柳宗元记述严砺疏凿嘉陵江航道事，称之为“兴州江运”〔138〕，说明疏凿后的航运区间，应当不仅局限于长举一县，长举只是兴州向成州路运粮食时的起点，而航道疏通后的水运则应属兴州全州范围之内的事情。所以，由兴州向成州水运军粮，应当不会再经由长举县治，而是在其下游的兴州州治顺政县即今甘肃略阳附近，直接循嘉陵江溯源而上，至青源河口后转入青源河航道，驶抵成州。东汉时虞诩向武都郡治下辨也就是唐同谷县漕运粮食，就是由唐兴州治所顺政县附近溯嘉陵江而上，转运汉中的粮食〔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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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1705427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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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三、船只与航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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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的造船业相当发达。这从隋炀帝大业元年九月由运河巡游江都宫一事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隋炀帝这次出游江都，跟随了一支庞大的船队，共有水殿、大朱航、小朱航、朱鸟航、苍螭航、白虎航、玄武航、飞羽航、青凫航、凌波航、五楼船、三楼船、二楼船、板、黄篾舫、平乘、青龙、艨艟、艚、八櫂柯、舴艋舸等各类船只五千多艘，船舱层级最多的有五层之多〔140〕，可以充分反映出当时大河内河航运船只种类复杂多样，可以适应多种不同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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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陕西境内，由于整个航运状况都不如东部特别是江南地区发达，而且除了陕南的汉江等河流上可能有一定客运外，主要是货物运输，尤以朝廷所需的漕粮为重要构成，所以，航运船只的种类，当然要相对简单一些，不会像上面所说的那样繁复。关于隋唐五代时期今陕西地区航运船只的情况，留下的直接记载很少，在这一时期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主要是渭河运船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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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水量不足，河床淤积的泥沙阻碍船只航行，这一问题由来已久。隋文帝设置广通仓储存东部各地的漕粮以待通过渭河运输，已经开创节级转运的办法。通过这一办法，一方面，可以调节顺应渭河的通航季节；另一方面，也能够针对渭河自身的航运条件，选择最适宜的船只类型。以后唐代裴耀卿、刘晏等人对渭河航道的治理，也都离不开这一核心环节，即所谓“河船不入渭”〔141〕。这样，就可以在渭河上选用与其河道特点相适宜的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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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初年，陕虢观察使李泌为进一步改善渭河上的通航状况，对渭河运船做了一次专门的改进。文献记载李泌这次改造的渭河运船“方五板”，其具体形制现在已经无从考核，不过，应当是针对渭河流浅沙深的特点而专门设计，顾名思义，很可能是以五块板相并接制成的宽平平底漕船，以防止触沙搁浅。李泌改进后的新型渭河运船，对缓解航运困难，起到过一定作用〔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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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关中航行过的另一种运船，称为“小斛底船”。这种“小斛底船”并不是为关中航运专门建造的船只，而是唐朝的时候在今洛阳、开封一带一种通用的航船〔143〕。斛是古代量器，形状与斗相同而大于斗，如同倒覆的截顶方锥。“小斛底船”的得名缘由，应当是取其船底形状类似斛底而船又较小。因此，这应当是一种平底斜帮的小船，船头、船尾也比较平直。这样的船只，在水流平缓的漕渠或渭河里航行，应该都比较适宜。在水流湍急的汉江、丹江、嘉陵江等陕南河流中通行的船只，性质肯定不会与关中的船只相同，只是史阙有间，现在已经难以确知当时的具体状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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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对航运的管理，较前代进一步加强。各种组织管理机构和制度，也都得到了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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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朝廷设有都水台，掌管航运事务。都水台下面设有河堤谒者、船局尉、都水尉等官职，分别掌管河渠堤堰的修护和漕运、灌溉等各项事务〔144〕。唐代改都水台为都水监，统管有关川泽、津梁、渠堰的各类事务。有关航运的事务，具体由都水监主簿负责。在贞观六年至开元二十六年期间，都水监还下设有舟楫署，掌管公私船只和漕运方面的事务。舟楫署特别需要注意稽查各地到京城来的船只。都水监下设有河渠署，掌管河渠航道方面的事务。此外，各地方州郡的官员，还要负责当地有关航运的具体工作，譬如前述唐代严砺疏凿嘉陵江航道就是如此〔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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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这些固定的专门机构和官职外，对一些重大的河渠航运事务，朝廷往往会委派临时性的专使负责。如隋代开挖漕渠，就临时委派苏孝慈、郭衍、宇文恺几个人统领其事。唐代对京师的漕运极为重视，渭河和漕渠的漕粮运输、航道治理也经常由专使负责。譬如韦坚开漕渠、通航运时，就是身膺“水陆转运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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