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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看到，其中至少有三个阶段的代表性著述，都与长安这座城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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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专门讲述城市状况的历史典籍，根据目前所知见的记载，可以上溯到《国朝》和《宫宅地形》这两部书，这两部书的成书年代，至迟也要在西汉末年以前。《国朝》和《宫宅地形》都早已佚失不存。从清朝中期起，中国的学者一直普遍将《国朝》视作记述一国地理状况的地理总志，这已经成为研治舆地的学者、特别是地方志书研究者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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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汉书·艺文志》中，《国朝》和《宫宅地形》这两部书，是列在数术略“形法”类项下，而所谓“形法”，乃是古代揭示自然存在状况之表征意义的一种学术。由此基点出发，我认为，《宫宅地形》，顾名思义，应当是为建筑宫室选择适宜的地点。《国朝》的“国”字在上古本多指都城，“朝”即宫廷，故所谓《国朝》，就应该是讲述都城和宫廷的位置选择等技术方法的书籍。《国朝》和《宫宅地形》这两部书，虽然都已佚失无存，但是，却有一部含有同类内容的重要书籍，流传下来，这就是今收录在《周礼》一书当中的《考工记》。《考工记》中的“匠人建国”和“匠人营国”两部分内容，分别讲述了建设城邑时确定方位的方法和城邑布局形式，所谓“匠人营国，……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有国有朝，正与“国朝”之书名相应。由《国朝》和《宫宅地形》这两部书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关于城市通用建设技术方法的书籍，是上古以至秦汉时期中国城市文献的主体内容。这反映出当时在同一政治和文化环境下，城市布局形式和城内的建筑设置，各处大体相同，彼此之间的差别，尚且并不十分明显，所以，城市建设的通则便成为有关城市著述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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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从东汉末至三国时期亦即所谓“汉魏之际”开始，关于城市的著述，日趋丰富，同时，在内容上也产生了很大变化，即由选择城市的位置和设置城市的结构这样一些通用的技术方法问题，转向记述具体城市特别是都城的具体存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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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至曹魏期间出现的《三辅黄图》，就是这一转折时期的标志性著述。《三辅黄图》原书早已散佚不存，今所见传本应为魏晋以来叠经历代补缀之后在唐代中期前后所最终改定。所谓“三辅”是指汉代在都城长安附近的京畿地区所设立的三个郡级政区，即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显而易见，《三辅黄图》一书，主要是通记汉代三辅地区的地理状况，并不仅仅局限在长安城内。不过，有关长安城的内容，确在其中占居了相当大的比例，所以，过去便一向将其视作一种记述城市状况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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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辅黄图》虽然记述了大量汉代长安城的地理内容（也包括一部分其前身秦都咸阳的内容），但是，所记述的对象都是已经过去很久的历史景观，并不涉及当时的现实状况。在经历了三国时期的动荡混乱局面之后，从西晋开始，城市文献的内容，又由对历史的回顾，转向对现实的记录。由于洛阳是西晋的都城，所以，集中出现的也主要是记述西晋洛阳城的文献。当时专门记述洛阳城的文献，有晋佚名撰《洛阳记》，陆机撰《洛阳记》、华延儁撰《洛阳记》、戴延之撰《洛阳记》、杨佺期撰《洛阳图》等许多种，其中完整流传至今的同类著述，只有北魏杨衒之撰著的《洛阳伽蓝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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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辅黄图》，到《洛阳伽蓝记》，这一阶段的城市文献，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内容以记述宫殿或寺院为主，都是帝王或神祇的生活场所，很少涉及普通城市居民的居处空间。《三辅黄图》俨如帝王宫殿簿籍，类似的著述如西晋佚名撰《洛阳宫殿簿》，竟直接以“宫殿簿”作为书名。又如北魏杨衒之《庙记》，书名也显现出应当是以宗庙宫殿为核心。而《洛阳伽蓝记》的书名则已经标明，该书记述的主要内容，为洛阳城中的佛寺。与《洛阳伽蓝记》类似的著述，在西晋以后，还有唐高宗龙朔元年纂辑的《大唐京寺录》等，虽然其书散佚失传，但亦一望可知，这部书的内容是记述京城长安的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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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韦述的《两京新记》，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一部城市文献。其不同于以往城市文献最重大的变化，便是在继承魏晋以来志宫殿、记寺院传统的基础上，第一次依照长安城整个城市的平面布局状况，系统记录了大量官员和商人等城市居民的住宅以及相关史事，向人们展示了一座城市的整体面貌，而不再只有帝王和神祇。城市文献的编述，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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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后，北宋宋敏求的《长安志》和《河南志》，在韦述《两京新记》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官员住宅和市民商业生活等世俗内容的记载分量，其中也包括对城市水利设施的详细记述，同时去掉了《两京新记》中带有强烈神祇色彩的神怪故事，使得城市志书记载的内容，更为丰富，也更为平实，基本上已经达到完善的程度。司马光曾称誉说，宋敏求的《长安志》和《河南志》，“考之韦《记》，其详不啻十馀倍”。其实，实质性的意义并不在于文字详略，而是完善韦述《两京新记》已经实行的更新变化，进一步大大增加了对帝王神祇以外之普通城市居民生活空间的记述。以后出现的各类城市志，与此相较，只是内容的轻重详略各有不同特点。譬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完全是以市民的生活空间，作为城市文献的主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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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看法，其实算不上是我的发明。事实上，妹尾达彦先生对唐代官人住居地所做的一系列精湛研究，正是早已很好地把握和利用了《两京新记》这一最本质的文献特征，从而才能准确地切入这一非常富有学术意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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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二、《两京新记》的文本流传与校勘整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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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韦述生平事迹和《两京新记》成书、流传经过的最好研究，是日本学者福山敏男所著《两京新记解说》一文。我在这里只能就本书的版本流传情况和成书时间、在国内的散佚时间等几个小问题，做一点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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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京新记》成书后颇受时人称誉，曾风行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北宋学者宋敏求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增删改订，又分别撰写出《河南志》和《长安志》两书之后，由于《两京新记》的主要内容已被吸收到《长安志》和《河南志》中，而且《长安》、《河南》两志较之韦述原书又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两京新记》就逐渐被《长安》、《河南》两志所取代了。从此流传日少，最终亡佚。关于《两京新记》在中国国内的散佚年代，以往未见明确的说法。过去的研究者都提到过明朝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引述了一点儿《两京新记》的内容，但因其“皆非征引全节”，并未引起注意。今案清曹元忠辑本中就从明吴道南《秘笈新书》辑得若干条《新记》佚文，新近发现的《永乐大典》卷三五一八，在九真门制类下，亦明确引有一段“韦述《两京记》”的内容，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三七《谈丛》三，也谈到从《两京记》等书中抄录唐代帝王与臣下唱和篇目的故事。这可以把《两京新记》在国内的散佚时间大致定在明清之际这段时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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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根据日本宽平年间成书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著录，可知韦述《两京新记》至迟在唐末已经传入日本。但是《两京新记》原书五卷，《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的这个本子只有四卷，已不是足本。这个四卷残本在日本也没有流传下来，日本流传至今的是尊经阁藏金泽文库本，这是原书第三卷的一个残缺不全的抄本。日本宽政、文化间天瀑山人林述斋刊行《佚存丛书》时，根据转抄的“写金泽文库本”，将这个残卷收入丛书。《两京新记》由此重又传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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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存丛书》本《两京新记〉残卷传入中国后，又先后被收入《粤雅堂丛书》和《正觉楼丛书》，光绪年间上海黄氏还有木活字排印本。进入民国以后，又有商务印书馆影印《佚存丛书》本及《丛书集成》本。由于以上这些版本都是出自《佚存丛书》本，而《佚存丛书》本一则传抄颇有舛误；二则金泽文库本原来是卷子本，卷子排列次序紊乱，《佚存丛书》刊刻时未经校订，因此其中有严重错简和大量讹误。上述这些版本中虽然有的也对《佚存丛书》本做有一些订正，但工作都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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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有两部校订本同时刊出。一是周叔迦在日本发表的《订正两京新记》；一是中国国内当时所谓“西京筹备委员会”铅印的陈子怡作《校正两京新记》。这两种校本大同小异，主要都是就错简进行订正，基本改正了《佚存丛书》本的绝大部分错简，但仍然存有个别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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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岑仲勉又对《两京新记》做了全面的校订复原工作，1947年，在民国政府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上刊出了《两京新记残卷复原》。岑仲勉的考订工作花了很大工夫，参考了许多相关的历史文献，应该说是根据《佚存丛书》本整理出来的一个最好的校本，从总体上来说，超过了周叔迦和陈子怡的校本。但由于周校本印制于日本，陈校本为西安地方刊行，当时又处于战乱时期，所以岑仲勉没有能够见到周、陈两种校本，以致书中个别地方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错简未能纠正，在这些地方反不及先出的周、陈二本。尽管周叔迦、陈子怡、岑仲勉三人都花费了很大气力来校订《两京新记》，但由于其底本《佚存丛书》本错简严重，仍有许多问题无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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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福山敏男，在1953年以尊经阁藏金泽文库卷子本作底本，对《两京新记》残卷做了全面考订复原。福山敏男的工作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重新排列、拼接各页卷子的衔接次序，消除了全部错简；（二）对原书涉及到的名物典故做了详细的注释；（三）对原书文字做了认真校订。福山敏男是一位造诣甚深的学者，又有便得以利用原卷子本，他所做的《校注两京新记卷第三》，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和海外各地的最佳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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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从日本传回中国的这个残第三卷的节略本外，清光绪二十一年，曹元忠又以《佚存丛书》本为主体，做了一个《两京新记》全书的辑本，收在《南菁札记》中。这个辑本佚文收集得还是比较全面，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校订工作做得十分粗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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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平冈武夫后来又做了一个《两京新记续拾》，新辑出一些佚文，收在《唐代の长安と洛阳·资料篇》中。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两京新记续拾》重复收录了一些曹元忠辑本已有的佚文；又有三条出自《说郛》的佚文，则应属误收。这三条佚文出自涵芬楼本《说郛》卷四，题作《西京杂记》。《说郛》在《西京杂记》题下原来收有六条佚文，不知是为什么，平冈武夫只从中选录了三条。这六条中，第二条语及李藩入相事，而李藩入相在宪宗朝，显然不会载入韦述在开元十年写成的《两京新记》。由此可证《说郛》引《西京杂记》与韦述的《两京新记》无涉，应当别是一书。在《说郛》引述的六条《西京杂记》当中，有两条见于曾慥《类说》引《西京杂记》；另外四条见于《类说》同卷引《秦京杂记》。见于《类说》引《西京杂记》者有一条就是上述李藩条，另外《类说》引述的《西京杂记》中还有“佛袍集”一条，语及牛僧儒事。显然，这个《西京杂记》的成书时间已比韦述的《两京新记》要晚许多。《类说》引述的《秦京杂记》，内有“渼陂”一条，云“渼陂以鱼美得名”。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六“渼陂”条下书有“唐元澄撰《秦京杂记》，载渼陂以鱼美得名”，可证《类说》所引即元澄所撰《秦京杂记》。因此，陶宗仪《说郛》实际未尝未采及韦述《两京新记》。《说郛》引《西京杂记》，当是由不详撰人的《西京杂记》和元澄《秦京杂记》中抄来，而且从行文上看，很可能就是从《类说》里转抄来的（《说郛》这部书本来就是仿效《类说》而编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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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宋敏求《长安》、《河南》两志已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替代《两京新记》的作用，但是对于隋唐长安、洛阳两城来说，《两京新记》毕竟是更直接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河南志》久已亡佚，今只能从徐松录自《永乐大典》的元《河南志》中见到其部分内容；《长安志》传刻之间也多有阙讹，世无善本。因此，整理辑校《两京新记》的残卷和佚文，对于隋唐东西两京的研究来说，仍然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基础工作。为此，十几年前，我在研究隋唐东西两京时，尝试着在上述前辈学者诸多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做一个辑校《两京新记》的辑校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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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做的辑校工作，是以曹元忠和平冈武夫的辑本为基础，又增补了若干条新发现的佚文，残第三卷部分则采用了福山敏男的校本作底本；同时，查核有关文献，重新做了全面的校勘。在辑校过程中，得到许多学者的帮助，妹尾达彦先生提供了福山敏男《校注两京新记卷第三及び解说》和平冈武夫《两京新记续拾》，为进行这一工作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基础；此外，黄永年先生提供了所藏陈子怡《校正两京新记》；周绍良先生提供了所藏周叔迦《订正两京新记》，并对这一工作给予了热情的指导和大力支持。我的恩师史念海先生，更对整个辑校工作，给予了重要的指导。只是由于我个人学识有限，辑校工作一定会有许多错误，诚恳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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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个辑本，卷次仍依原书编为五卷。卷目划分大体依照福山敏男的看法，但略有一些调整。根据残第三卷的书写形式，可以推断《两京新记》原书分为大字正文与小字双行自注。这次辑校即参照残第三卷的情况，对所有佚文都做了大小字划分编排。此外，这次所做辑校本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参照《长安志》等书仔细编排了各条佚文的次序。在佚文编排的具体做法上，有一点与现在的一般做法略为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没有把出处不同而文字互有优劣的同项佚文并列在一起，而是择善而从，选取其中一条，如果出自他处的同项佚文有可资校补处，则或做出校勘说明，或从中剪取有关章句补入，并同时一一注明出处。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增大辑校本的可读性，便于查阅；而每一条目、章句下面明确标注的出处，也可以保证深入研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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