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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内不仅寺院众多，而且一些佛寺的规模也很大。如大兴善寺独占一坊之地，总面积有二十亩左右；大慈恩寺也占有半坊，共有僧舍一千八百多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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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寺院中聚集了大量僧侣，特别是道行精深的高僧大德，更主要集中在城内各佛寺之中。在“安史之乱”发生以前的唐代前期，全国约有40％左右的著名高僧集中在长安。云集而至的梵界精英人物，在一些著名寺院布道弘法，相互声气应求，把佛教活动推向繁荣兴盛，而他们活动过的寺院也随之成为佛门胜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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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善坊大兴善寺是隋朝的一所重要寺院，“寺殿崇广，为京城之最”。它与大兴城同时兴建，并与大兴城的命名一样，取隋文帝旧封爵号“大兴”列入寺名，再加上所在坊名的后一字“善”字，这样合为“大兴善寺”。隋文帝很重视这所寺院，特在寺中设置译馆，作为全国的译经中心。北印度犍陀罗国著名僧侣阁那崛多在这里主持翻译了数百卷佛典，为隋唐佛教的兴盛做出了很大贡献。唐时大兴善寺仍为长安城三大译经中心之一，特别是印度名僧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三人在这里传译了大量密宗经典，密宗因而在唐代盛极一时，大兴善寺也被视为密宗的祖庭。现在西安市南部的大兴善寺，就是沿承隋唐大兴善寺的旧址。巡礼其间，颇能使人依稀联想到当年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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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昌坊大慈恩寺则是唐代著名佛学大师玄奘译经讲学的地方，也是长安城的译经中心之一。玄奘从印度回国后前后译经1300多部，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大慈恩寺完成的。除了译经以外，他又广授门徒，弘布众经，而尤以阐扬法相宗学说用力为多，因此被人尊奉为我国佛教法相宗的祖师，大慈恩寺也随之成为法相宗的祖庭。在玄奘所授门徒中，不仅有中国佛子，还有不少远道求法的外国佛徒，比如他两大高徒之一的圆测就是新罗国的王孙。大慈恩寺的香火历代沿承未绝，直至今日。今西安市著名的大雁塔就是大慈恩寺的寺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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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坊的青龙寺也是隋初营建新都时修建的一所寺院。这里地势高爽，可以俯瞰市井，仰观南山，时人称誉“有登眺之美”，也是一处颇为吸引人的地方。唐代青龙寺后来主要传授密宗，许多日本和新罗的留学僧人都来学习，其中最著名的有日僧空海、圆仁、圆珍以及新罗僧惠日等。空海等将密宗传入日本，对日本后世的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青龙寺遗址经过考古发掘已经重现于世，并在唐代基址上做了部分复原，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和日本佛学的圣地而供人们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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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文史知识》199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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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宋金元时期的西安历史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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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元时期，是西安城市历史地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的阶段，它由唐代布局严整的坊市制，转变成为民居与商肆相错杂的新型城市内部布局形态。由于这里是唐代都城长安的所在地，唐长安城又是当时最为典型、最有代表性的坊市制城市，所以研究宋、金、元时期西安的历史城市地理布局，也就具有了非常特殊的意义，它可以直接看到同一城市在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化之后，城市地理布局形态所伴随发生的演变。令人遗憾的是，与唐代长安城的历史地理研究相比，对于宋、金、元时期西安城的历史地理研究，一直相对比较薄弱。有限的重要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历史地理文献和城市平面布局形态等基础研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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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一、关于基本历史地理文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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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西安在宋代称永兴军。宋敏求的名著《长安志》，虽然写于北宋，但主要是记述唐代乃至汉代的城市状况，对北宋代的情况着墨甚少，研究永兴军城，反而没有太大价值。南宋程大昌所撰关于长安城及其周围地区的《雍录》，更是专门考订汉唐时期的建置，基本没有涉及宋朝本身的事情。不过和《长安志》附在一起的，还有一部元朝人李好文所编纂的《长安志图》，是研究宋、金、元时期西安城市地理面貌最基本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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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安志图》的研究，首先是它的成书时间。《四库提要》曾根据作者“陕西行台御史”的结衔，推测《长安志图》成书于至正四年。辛德勇撰《古地理书辨证三题》一文〔1〕，根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长安志图》所载李好文的自序，订正此书的成书时间应在至正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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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以及它与宋敏求《长安志》的关系，是《长安志图》研究中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四库提要》根据《千顷堂书目》著录此书名为《长安图记》的情况，推测此书本来的书名应当是《长安图记》，它与宋敏求的《长安志》毫无关系。倪灿《补辽金元艺文志》也是依据《千顷堂书目》著录为《长安图记》。辛德勇《古地理书辨证三题》，根据李好文的自序和元朝人吴师道《长安志图后题》一文的记载，考证《长安志图》就是这部书的本名，而且确实是为配合《长安志》而编纂，“《图》为《志》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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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代中期以来，在研究者中间通行的《长安志图》版本，都是乾隆时毕沅校刻的所谓灵岩山馆刊本，或是直接出自这一刊本的重刻重排重印本。然而这个版本很不完善，存在诸多问题。这样研究它的版本流传状况，也就成为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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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衡《〈长安志图〉的特点与水平》一文〔2〕，列有“《长安志图》的版本”一节，专门论述它的版本问题。不过由于作者不具备相应的古籍版本学知识，文中列举的十四个现存版本，实际上只是作者查到现存著录的十四部书，不仅没有什么学术创见，还有一些严重的错误说法。如谓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长安志图》是未与《长安志》合刊的“单行本”。事实上这就是与《长安志》合刻的嘉靖李经刻本。此《长安志图》部分在流传过程中失散到美国，而另一半即《长安志》部分现在则留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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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勇《考〈长安志〉〈长安志图〉的版本——兼论吕大防〈长安图〉》一文〔3〕，系统考证了《长安志图》的版本状况，并澄清了前人的一些错误或是不够准确的说法。辛文首先梳理出现存《长安志图》以明成化四年郃阳书堂刊本为最早，其次是嘉靖十一年西安李经刊本。这两个刊本都是与宋敏求《长安志》合刻在一起的。从版式和内容分析，它们是出自同一元刻祖本，而且这个祖本应当就是作者李好文在元代最初刊行的本子。与《长安志》合刻这种形式，几乎影响到后来的所有刊本和抄本（只有《四库全书》写本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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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长安志〉〈长安志图〉的版本——兼论吕大防〈长安图〉》一文指出，清人刊刻的《长安志图》，比较重要的只有乾隆四十九年毕沅灵岩山馆校刻本。在此之前，由于明代的刻本很难见到，出现了许多抄本流传。现存主要抄本有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两部、南京图书馆所藏一部、以及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一部。此外，清代比较重要的版本还有《四库全书》写本。南京图书馆所藏《长安志图》抄本，系丁氏八千卷楼旧藏，曾见于《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更早则曾先后为清人吴焯瓶花斋和卢文弨抱经堂收藏。这个抄本乃是影写明嘉靖刊本，也是上述清代抄本中唯一抄自嘉靖本的本子。其他几部清抄本都间接传抄自明成化本，而且均出自明末藏书家黄虞稷曾经收藏过的同一部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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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前述杨文衡《〈长安志图〉的特点与水平》一文，谓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清吴翌凤古欢堂抄本，“底本是明成化本”，这很不准确。吴翌凤古欢堂抄本确实是出自成化本系统，但是却并非直接以成化本为底本，而是一个辗转几手的传抄本。辛德勇《考〈长安志〉〈长安志图〉的版本——兼论吕大防〈长安图〉》一文，具体考述了这一抄本源自清人汪士的抄本，而汪士抄本又源自清人曹寅的抄本，曹寅抄本才是直接从明成化本抄录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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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现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的一部抄本，封面上写有“影元抄”三字。按照古籍版本学的定义，所谓“影元抄”是说这个抄本是用薄纸覆盖在元代刻本上，完全按照元刻本的样子描摹下来的。假若果真如此，那么这应当是现存《长安志图》诸版本中最接近原始面貌、因而也就最有价值的一个本子。对此，日本学者福山敏男在《校注两京新记卷第三及び解说》一文中〔4〕，曾表示很大疑问，但是由于他没有机会见到明成化本以及相关著录，只能含混判断这个本子“与嘉靖本大体一致”。辛德勇《考〈长安志〉〈长安志图〉的版本——兼论吕大防〈长安图〉》一文，根据这个本子卷首钤盖的朱彝尊印章和朱氏《曝书亭集》所收《书熙宁长安志后》一文的记述，判定这个抄本不仅不像其封面标注的那样是“影元抄”本，而且也不像福山敏男推断的那样与明嘉靖本具有相互关联，而是如前述吴翌凤古欢堂抄本一样，是直接出自清人汪士抄本。静嘉堂的汉籍收藏，直接源自清末藏书家陆心源的皕宋楼旧藏。辛文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又根据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朱竹垞旧藏”“影写元刊本”的著录，推断所谓“影元抄”应当是陆氏判断失误而题写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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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文通过相互勘比后指出，《四库全书》写本的版本源流要比较复杂一些。它依据的底本，应该是嘉靖本，可是又存有大量不同于嘉靖本的实质性内容，应当是四库馆臣参考其他版本和文献，对底本做了比较具体的校勘所致。这种校勘，对于研究者来说，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通行的毕沅校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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