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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九年的所谓毕沅灵岩山馆刊本，后来又编入毕氏所刻《经训堂丛书》，添加了一篇乾隆五十二年王鸣盛写的序，故又称经训堂本。过去由于其他刻本和抄本、写本一般学者都不容易见到，再加上毕沅的名气很大，一般学者对于这个刻本的质量评价很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民国时陈子怡在《宋次道长安志系明人重辑本》一中的说法〔5〕。陈氏云：“经训堂本付梓时，以康刻本（案即嘉靖刻本，因有康海序，故云）为底本，而以《四库》本校勘之。刻书慎重，毕氏亦大费苦心。”辛德勇《考〈长安志〉〈长安志图〉的版本——兼论吕大防〈长安图〉》一文，考述陈子怡所说均不够妥当。辛文经过认真勘比后指出，毕沅刻本的底本是出自汪士抄本的传抄本，与康海刻本亦即嘉靖本没有关系，更绝不可能使用四库本来做校勘；而刻书时的具体校勘工作是由毕沅幕下的孙星衍等人担任的，不仅毕沅本人没费什么力气，孙星衍诸人也完全是敷衍差事，整个校勘做得相当草率，所以这个刻本还远称不上精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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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衡《〈长安志图〉的特点与水平》一文，重点从地图学史角度，论述了《长安志图》的特点和编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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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指出，《长安志图》的主要编绘特点是：一、地图的方位不统一。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一是受以往制图传统的影响，二是为了便于阅读。二、各图均未标比例尺，实际测算各图比例大小不一，总体上来说，比例尺的精确度不好。三、在现存十九幅地图中，总计共使用了43种地图符号，其中象形符号21种，表意符号15种，文字注记13种。与后来明代嘉靖年间罗洪先编纂的地图集《广舆图》（源自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相比，《长安志图》所使用的表意符号要少九种，且图中使用的多数是象形符号，因而地图质量显得原始、粗放，不如《广舆图》。四、作者能够根据每幅图不同的主体，合理选取标注的要素。如行政区划图不过多地标注水渠，而灌溉图又不过多地标注行政单位名称，这样使得每幅地图负载量适中，主题突出，图面清晰，处理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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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特别指出，《长安志图》的作者在创用地图符号方面，有两点很值得称道的地方，一是在《奉元城图》中，用来表示内外两重城墙的符号，兼有表意和象形的特点，清晰美观；二是在《泾渠总图》中，用小圆圈表示渠道上的斗门，一个圆圈代表一个斗门。这都是在李好文之前没有使用过的地图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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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文所论上述两点中，前者不仅关系到制图符号的发展史问题，而且也关系到西安城城垣的演变历史，更进一步讲，则是一个涉及到元代城市城垣形态的大问题。因为按照杨文的说法，所谓“内外两重城墙”只能是指如同肉饼或夹衣一样紧紧套在一起的两重城墙，而修筑这样的城墙用于防卫，在元大都城和中国古代任何一座城市中都从未见到过，元代的奉元城在政治、军事上都不可能超越都城，从而也就绝对没有任何必要和可能来修筑这样的城垣。另一方面，在杨文作为论述依据的传世最早的明成化本《长安志图》的《奉元城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图中对于奉元城城垣的绘制形式，只是在象征女墙的锯齿状凸凹线内外两侧各自套加了一圈双线，显然只能把这两道双线理解为表示城垣主体部分的符号，即用这两道双线分别象征城墙的内外两侧，而把锯齿状凸凹线绘制在这两道双线之间，只是表示出女墙是建在城垣主体部分之上，没有理由要把这种画法理解为是要表示“内外两重城墙”。虽然成化本《长安志图》的《奉元城图》，东南西北四门在表示城墙内外两侧的双线上各自绘有一座城门楼，似乎可以给人以建有两道城门的错觉，但这如同用这两道双线来表示同一道城墙的内外两侧一样，只是表示在城墙内外两侧所看到的同一座城门而已。在清代毕沅校刻的灵岩山馆本《长安志图》上，就是按照一般的理解，绘出一道城墙，而把象征女墙的锯齿状凸凹线绘制在城墙顶端。毕沅校刻《长安志图》时身为陕西巡抚，就住在西安城中，不管是元代奉元城的旧迹，还是故老口碑相传，假若确实存在如杨文衡理解的那种“内外两重城墙”的城垣，总会使他或是帮助他校刻书籍的幕客，了解到这种非同寻常的建筑形式。这可以从侧面印证，在城墙普遍存在的年代里，人们是不会做出如杨文那样的理解的。不过杨文这种说法，也并不完全出于对于《奉元城图》本身的解读和分析，可能更主要的是出自对于相关历史文献的错误理解。关于这一点，下文还要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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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安志图》的绘图水平，杨文从山脉、河流、湖泊池塘、居民点、城墙、方位、植被等要素的表示方法和绘制的精确度两个方面做了定量分析的探索，指出与现存宋元时期的地图相比较，《长安志图》的绘图技术占领先地位的有两项，占25％；处于中等水平的有五项，占62.5％；处于下等水平的有一项，占12.5％。——结论是总体绘图水平属于当时的中上水平。这样具体的分析结果当然很有意义，只是其中有些判断，还可以进一步斟酌。比如文中谓其表示城墙的符号设计很有特点，“尤其是六条直线夹一条工形线来表示内外两重城墙的设计最好，是一个创新”。这显然是指前述《奉元城图》的城墙表示方法，如上所述，所谓“内外两重城墙”并不存在，因此其表示符号的合理性也就无从谈起了。再说在杨文所依据的明成化本《长安志图》上，并不是“六条直线夹一条工形线”，而是内外各两条总共四条直线，杨文的叙述不够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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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李好文的《长安志》刊行于至正二年，在此之前，元朝人还编纂过一部记述元代奉元路亦即汉唐长安城及其附近地区状况的地理书籍，这就是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类编长安志》成书于元成宗元贞二年，但是元刊本久已失传，而且历明清两代直到民国始终没有重刻重印，即使传抄本也极为罕见，就连清代纂修《四库全书》时都没有收罗到此书，所以学者一向难以寓目，研究利用自然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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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间，宋联奎在西安辑印《关中丛书》时，曾抄录一部，准备收入丛书，印行于世，这是当代学人最早开始关注此书的记载。但是传世各种传抄本均舛错讹误太多，缺乏善本可资校勘，刊印此书，迥非易事。或许就是由于印行不易，最终并没有能够付印。继此之后，日本学者平冈武夫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唐代长安与洛阳》一书中提到，当日本学者注意到静嘉堂文库收藏的《类编长安志》以后，曾在日本学术界引起过轰动〔6〕。不过我们并没有见到日本学者就此做出具有深度的实际研究。所以对于大多数长安城的研究者来说，此书事实上仍处于罕能有人利用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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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编长安志》这种秘藏深闺的情形，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发生改变。当时，中华书局选定此书，列入所出《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之中，约请黄永年先生进行点校。黄永年先生是学养精深淳厚的古文献专家，克服困难，校定此书，使学者可人人案头置备一册，解决了学术界长期无印本可用的窘迫。黄永年先生的点校印本虽迟至1990年方才面世，但是他点校后所撰写的《述〈类编长安志〉》一文，在1985年初即先行正式发表〔7〕。这篇文章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有关《类编长安志》的各项问题，为研究者利用这一过去罕见的史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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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类编长安志〉》一文，首先考述了作者骆天骧的生平，指出骆氏是世居长安的所谓故家旧族，约生于金宣宗末年，卒年在元大德四年以后，享年至少应超过七十，曾历任司天台判和京兆路儒学教授等职。黄文推断，《类编长安志》应刊刻于大德四年或者稍后，并且根据传抄本多是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二字、每卷首尾书名大题作大字占双行这些特征，推断这应是保存了元代原刻的款式，而结合作者骆天骧所居处的地点来分析，这种款式的刻本应当是长安附近的金、元北方刻书中心平阳的产品，即版本学上的所谓平水本。黄文又进一步推论说，《类编长安志》之元刻本之所以久告失传而传抄本也极为稀见，应该与其原刻于平阳具有直接关系。这是因为版本学的研究表明，平阳虽是金、元两代北方的刻书中心，进入明代后却一落千丈，不仅不再有新刻出现，就连金、元时旧刻平水本其传世者也都稀如星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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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黄永年先生这种看法，只是从版本学角度所做的推论，但应该说是对于《类编长安志》版本源流和流传状况最为合理的解释，可以说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不然对于大多数不具备这样深厚版本学素养的学者来说，则恐怕会始终是一个无法理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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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类编长安志〉》一文揭示了《类编长安志》的性质。文中论述说，骆天骧《类编长安志》是承用北宋宋敏求的《长安志》的主要内容，又去繁撮要，对它进行分类改编，并“增添数百事”，使之成为一部成近乎类书性质的新志。与宋敏求的学术性著述迥然相别的是，骆氏此书事实上更像是一部后世的旅游指南性质的一般读物。黄文进一步评判说，由于作者骆天骧学识水准较低，即使是作为这样一部游览读本来说，他的编纂工作也存在很多严重的缺陷。例如分类杂乱不成章法甚至望文生义，裁减宋《志》时毫无义例地信手去取，还有卷首开列的“引用诸书”，沿袭书坊刻书陋习，凭空妄列书籍、妄改书名，甚至在正文里也时常妄加、妄改书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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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同时指出，尽管从著述角度讲，《类编长安志》存在着上述诸多严重缺陷，其学术水平要远远低于宋敏求的《长安志》，但是从今天对于我们历史研究者的史料价值角度来看，还是有很大利用价值，其中对于宋、金、元时期今西安城的研究来说，主要是骆天骧较宋《志》所增补的宋、金、元时期的内容。如兴庆宫、曲江池、灞桥等名胜在这一时期的状况等等，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相信此书的校点出版，会为西安在宋、金、元时期的城市状况的研究，提供有力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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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人张礼撰著的《游城南记》一卷，是作者在元祐元年春与友人寻访踏查唐长安城南旧迹的考察记录，采用本文加自注说明的形式，其中也记述到一些北宋时期的情况；今传本间有金末元初缺名者所加“续注”，也提到一些宋、金时期的情况，研究时可以利用。先师史念海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曾采用一一考察张礼经行地点与原书相印证的方法，整理注释此书，开创了整理地理古籍的新方法，惜一直没有正式出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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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宋、金、元时期西安城的专门著述仅上述数种，此外还有一些单篇文献，涉及相关问题，有的做过比较好的研究，比如李之勤对有关元代灞桥文章的研究〔9〕；有的还没有人做过深入的研究，如金人的《京兆府提学所帖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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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1705427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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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二、关于城市平面布局形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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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末年，朱温毁弃长安城，胁迫唐昭宗东迁洛阳，居守长安的地方实力官员韩建，随即主持放弃原外郭城和宫城，重新改修皇城，作为官廨民居居处的城邑。韩建改修后的城垣，史称新城。除元代在原范围和规模的基础上又略有改修外，直到明初，城垣的范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也是我们把这一时期的西安城作为一个单独的发展阶段来进行研究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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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研究这一时期西安城市建置的学者，应推为清代嘉庆年间的陆耀遹和董祐诚，他们在合纂《咸宁县志》中，分别绘制了《宋京兆府城图》和《金京兆府城图》，并对宋、金、元三代的城市街巷布局也略有考订。特别是他们利用金章宗明昌五年上石的《京兆府提学所帖碑》，来考证金代的城市布局，为复原这一时期的城市面貌，做了极为有益的探索。陆耀遹等挖掘金石资料来弥补传世文献的不足，与清代乾嘉汉学重视金石资料的学术风气密切相关，陆耀遹本人就是当时有名的金石学者，著有《金石续编》，接续王昶的《金石萃编》。不过作为研究这一时期城市建置的开拓者和挖掘利用金石史料的倡导者，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研究自然也还不够精细，需要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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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在奉元城东北方约3公里处，另外修筑一城，作为安西王的宫城，曾见于《马可波罗行记》。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这座宫城做了初步勘探，发现城址大致呈矩形，北墙略短于南墙，周围计2，282米。它在建筑形式上的最大特点，是四角均呈半圆形向外突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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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伯伦著《西安历史述略》，是比较系统论述西安城市历史发展的一部有代表性的著述〔12〕。但本书的重点是在西安历史上最辉煌的汉唐时期，对于宋、金、元时期的情况，着墨不多。关于城市地理布局，武氏个人的见解主要有如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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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长安志图》在记载韩建改建后的新城时提到：“城之制，内外二重。”武氏以为：“元奉元城正是内外两重城墙，说明唐代的皇城原来就是两道城墙。在这两道城墙中间，可能驻有士兵以保护皇城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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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沿用明代城墙的今西安城墙，是明代洪武年间拓展元奉元城旧城的东、北两面以后形成的，因而只有西南角以及西面和南面的一部分城墙，还保留着元代的旧城，而现今四个城角中恰恰也只有西南角呈半圆形向外突出，其余三个墙角都是平整的方形直角。武氏据此推断说：“奉元城可能四角都是突出的圆角。明代初年重修时，北面、东面都是新拓的，西、南两面主要利用的是旧城，故西南角保留了原来的形状。而这种制度还可以追溯到唐代。就是说唐代的皇城就是四角突出的圆角。”“因此，西安城不但保存着元奉元城的制度，还可以进一步说是保存有唐皇城的制度，尤其是西、南城角部分。”武氏还推测说，元安西王宫城四角均呈圆形，“可能是仿照元奉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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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点看法，涉及到的都是城市布局中最重要的基本问题，需要认真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