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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勇《有关唐末至明初西安城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根据元代元贞二年成书的《类编长安志》中仍然记有含光门的情况，进一步推断出在元贞二年（1296）时，含光门依然存在，这是含光门封闭时间的上限。辛文又根据元顺帝至正二年成书的《长安志图》在《奉元城图》上已经没有标绘含光门的情况，推断至正二年（1342）应当是含光门封闭时间的下限。即根据现有文献资料，可以肯定含光门一定是在元贞二年（1296）到至正二年（1342）这四十六年期间封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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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分析文献记载之外，马得志在《唐长安皇城含光门遗址发掘简报》中，还报道了考古发掘的情况，表明含光门应封闭于元代。辛文以此为基础，根据清人刘继庄在《广阳杂记》中讲到的元朝人在至正年间曾经建城的说法，推断含光门只能是在至正元年至二年这两年时间内封闭的。马文称考古发掘表明，“元代除了封闭含光门外，还重修了城垣和改建了四角的墩台，目前已知西北角和西南角为元代改建成圆形向外突出的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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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献资料和考古证据表明，在元代至正初年，曾对城垣做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整修，包括完全封闭了含光门，并把城角由方形改建成为外突的圆形。这样，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前述武伯伦著作中提出的第二点问题，可以明确武氏所云元代奉元城外突圆形角台是沿自唐代皇城旧有形制的说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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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武氏著作中提出的奉元城与安西王宫城同样形制圆形角台之间的关联问题。安西王宫城建于元代初年，在《马可波罗行记》中即有记载，而在与改修奉元城角台大致同时成书的《长安志图》当中，是被标作“安西故宫”，说明当时已废弃不用。这样看来，两城角台形制的源流关系，实际正好与武氏所说相反，不是奉元城影响了安西王宫城，而是安西王宫城影响了奉元城。弄清这一点在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中是很重要的，它关系到不同民族文化对于城市布局形式的影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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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清人陆耀遹、董祐诚在编纂《咸宁县志》时进行了初步研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人再进一步具体研究宋、金、元时期西安的城市建置。辛德勇《宋金元时期西安街巷名称考录》一文〔16〕，搜集宋元间的地志和碑刻资料，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考述了这一时期内城市内部的街巷名目以及与其相对位置比较明确的城市设置，为具体复原城市平面布局状况，做好了充分的前期工作。在此基础上从事复原，应该说大体上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辛文通过揭示金《京兆府提学所帖碑》记述宅基地的通例（即凡是记录街道两旁地基，云其东西或南北阔若干，必是在与街道平行方向上量算；而云其东西或南北长若干，则必是在与街道垂直方向上量算），确定了许多过去无法判明或判断错误的街道的走向，为下一步准确比定这些街道的位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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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晚于辛文面世的史念海先生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17〕，其中列有《五代新城图》、《北宋京兆府城图》和《元奉元路城图》三幅与本文相关的城市图。从与现代地点相对应的表述形式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上来看，图集中这三幅地图在复原这一时期城市地理面貌方面的进步，可以说是空前的，在具体建置位置的考订上，也比清人陆耀遹和董祐诚研究有所进展，这需要予以充分肯定。同时，在另一方面，在当今的学术背景下，作为一部全面反映西安历史地理面貌的历史地理图集，有关内容的编制，显然存有一些值得斟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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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图幅的设计，金国统治时期，是西安城市发展史上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理应设置专图，予以表述，而且如前文所述，这一时期留存有《京兆府提学所帖碑》这样一份独一无二的资料，有条件恢复较多的城市建置，清人陆耀遹、董祐诚早已利用它绘制过《金京兆府城图》，我们今天的工作不应反而比他们向后倒退。所以图集中没有金代的城市图，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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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许多内容标绘得很不准确。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北宋京兆府城图》上“京兆府学”的位置。在这幅图上，“京兆府学”标绘在接近城垣西南角的位置。这大致是元代府学亦即今西安碑林所在地位置。但是元代的府学与宋代的府学并不在同一地点。此前辛德勇撰《西安碑林的迁置时间》一文〔18〕，引据金人李栗《京兆府重修府学记》的记载，早已指出北宋的“京兆府学”一直设在“府城之坤维”亦即西南部，绝对不可能与地处城市东南角内的元代府学是同一地点。直到北宋行将灭亡的徽宗崇宁二年，才因原址“地非亢爽”而迁至今西安碑林所在的地方。像这样的失误，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仔细考核相关文献，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又如《元奉元路城图》上绘有“掖庭街”，被绘作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今案《京兆府提学所帖碑》载：“掖庭街王昱佃东壁地基，阔伍拾五尺，东西长贰佰陆拾尺。”〔19〕这里所谓“东壁”、“东西长”云云足以证实此“掖庭街”为南北向的街道而非东西走向。这也可以证明图集中这几幅图的绘制工作，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质量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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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历史地图集》出版后，参与地图编绘的吴宏岐先生，撰写《论唐末五代长安城的形制和布局特点》一文〔20〕，论述韩建新城的布局特点。吴文除在辛德勇研究的基础上，又对新城内衙城的位置和范围做了进一步的比勘之外，还分析了城内主要街道的形成原因，阐释了这些主要街道走向对于城市建置布局的制约作用，以及这种格局对于后来宋、金、元时期城市布局的影响。不过吴宏岐先生在文中推断，唐末五代的新城曾按照《周礼·考工记》“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思想，对于城市进行了一定的规划，这一点却似乎还需要仔细斟酌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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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情况中可以看出，关于宋、金、元时期西安历史地理的研究，虽然已经做好了一些基础准备，特别是历史地理文献方面的基础研究，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进展，不仅会揭示出西安历史城市地理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而且还会为我们认识这一时期中国城市的地理面貌，起到有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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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中村圭尔、辛德勇主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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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辛德勇《古地理书辨证三题》，刊《古籍整理与研究》总第5期（1990年），后收入作者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278—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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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文衡《〈长安志图〉的特点与水平》，见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页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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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辛德勇《考〈长安志〉〈长安志图〉的版本——兼论吕大防〈长安图〉》，刊黄永年主编《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2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页15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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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福山敏男《校注兩京新記卷第三及び解說》，据《福山敏男著作集》第六卷《中国建築與金石文之研究》（东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1983），页105—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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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子怡《宋次道长安志系明人重辑本》，见作者文集《西京访古丛稿》（西安，西京筹备委员会，1935），页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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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平冈武夫《长安与洛阳》（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杨励三汉译本）之《关于引用书目的版本》，页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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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永年《述〈类编长安志〉》，刊《中国古都研究》第1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页10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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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案此书系与曹尔琴女士合署，后来在2006年列入《长安史迹丛刊》，由三秦出版社出版，书名题作《游城南记校注》。——德勇补记于2010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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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李之勤《元代重建灞桥的又一重要文献——张养浩的〈安西府咸宁县创建灞桥记〉》，刊《中国古都研究》第2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页9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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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见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影印民国吴兴刘氏希古楼刻本）卷一二六“京兆府提学所帖碑”条，页886—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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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西安元代安西王府勘查记》，载《考古》1960年第5期，页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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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案此书初版于1959年，1979年再版，1984年6月又出版了新的修订本（陕西人民出版社），本文所论，均以1984年的最后修订本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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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马正林《丰镐——长安——西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8），页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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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辛德勇《有关唐末至明初西安城的几个基本问题》，刊《陕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后收入作者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页20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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