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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见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影印民国吴兴刘氏希古楼刻本）卷一二六“京兆府提学所帖碑”条，页886—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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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西安元代安西王府勘查记》，载《考古》1960年第5期，页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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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案此书初版于1959年，1979年再版，1984年6月又出版了新的修订本（陕西人民出版社），本文所论，均以1984年的最后修订本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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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马正林《丰镐——长安——西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8），页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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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辛德勇《有关唐末至明初西安城的几个基本问题》，刊《陕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后收入作者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页20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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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皇城含光门遗址发掘简报》，刊《考古》1987年第5期，页441—448，页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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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案这篇文章写定于1992年初，刊布于作者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页207—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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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案该图集是在1996年8月由西安地图出版社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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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辛德勇《西安碑林的迁置时间》，刊台北《历史》月刊1993年第1期，页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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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二六“京兆府提学所帖碑”条，页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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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吴宏岐《论唐末五代长安城的形制和布局特点》，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辑，页14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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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谈唐代都邑的钟楼与鼓楼——从一个物质文化侧面看佛、道两教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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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楼和鼓楼，是中国古代都邑当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性景观。在当代社会民众的一般印象中，当这两座建筑成对组合配置时，通常是钟楼居东，鼓楼在西，常言所说“晨钟暮鼓”，正与这种东西方位相对应。然而，若是追溯它的历史渊源，则可以看到，这种配置形式，并不是亘古不变的传统，而是唐代以来佛教在全国各地普遍兴盛之后才逐渐形成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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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尘世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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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谓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2〕，反映出颁授属民以节令时日，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事情。在通都大邑当中，设置特定的场所，用以撞钟击鼓，最初往往是为了昭示一日之中的不同时辰。蔡邕《独断》记述汉代钟鼓报时制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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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以动众，钟以止众。夜漏尽，鼓鸣，则起；昼漏尽，钟鸣，则息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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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汉代是否建有类似钟楼和鼓楼的设施，今已无从考究。只是《史记》在记载吕后布设计策杀害韩信一事时，谓“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锺室”，唐人张守节以为这一“锺室”，即“长乐宫悬锺之室”〔4〕，“锺”需要悬而置之，自然是用以撞击鸣响，盖古时多以“锺”来通作“鐘”字，亦即钟鼓之钟（案下文若无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这种钟鼓之钟，一般径行统一书作“钟”字）。不过，钟鼓在当时也是宫廷常用的乐器，亦即所谓“礼乐”之器，这处钟室究竟是报时的设施，还是存放乐器的场所，现在还很难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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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知，时代较早的钟鼓楼，见于三国时期的曹魏邺城。嘉靖《彰德府志》有相关纪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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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楼。鼓楼。二楼在文昌殿前东、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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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殿是魏都邺城宫城的外朝，这显然是设置于宫廷之中的报时钟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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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彰德府志》成书于嘉靖元年，看似时代较为迟晚，但纂辑者崔铣叙述其撰著缘起，云：“正德己卯，太保汤阴李公，于中秘得宋《相台志》十二卷，元《续志》十卷，郡守陈公万言令所部各以其志送官。是岁冬，予辑而正之。……启书读之，宋《志》事略具而文义芜鄙，元以下亡观焉。乃别为例，作九志，凡八卷。其事兼采诸史，其文则删润者过半矣。”〔6〕从而可知，《彰德府志》所记曹魏邺城宫阙制度，必定出自李公所得宋人志书，而这种蓄藏于“中秘”的相州旧志，乃是北宋元祐年间当地知州李琮命人“效宋敏求《河南志》成此书”〔7〕，李琮等人当时自有可靠史料依据，《彰德府志》的记载亦信而可从。遗憾的是，钟、鼓二楼分列文昌殿前东、西两侧的说法，过于笼统。因为上古以来《诗经》等文献就习惯以“钟鼓”的顺序并称二者，而古人叙述东西方位，通常都是先东后西，所以，钟、鼓“二楼在文昌殿前东、西”的说法，很有可能是出自上述习惯的随意性表述，我们还无法对钟楼和鼓楼各自所在的东、西方位，做出区分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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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东西相对配置的钟楼和鼓楼，并没有被很好地直接继承下来。稍后，至西晋时期，戴延之在《西征记》中记述说，洛阳宫城外朝太极殿前，有“左右各三铜钟相对，大者三十二围，小者二十五围”〔8〕，没有提到同样起报时作用的鼓。可见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形成在主建筑前东、西相对配置钟、鼓的固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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