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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见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影印民国吴兴刘氏希古楼刻本)卷一二六“京兆府提学所帖碑”条,页886—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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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西安元代安西王府勘查记》,载《考古》1960年第5期,页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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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案此书初版于1959年,1979年再版,1984年6月又出版了新的修订本(陕西人民出版社),本文所论,均以1984年的最后修订本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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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马正林《丰镐——长安——西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8),页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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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辛德勇《有关唐末至明初西安城的几个基本问题》,刊《陕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后收入作者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页20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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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皇城含光门遗址发掘简报》,刊《考古》1987年第5期,页441—448,页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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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案这篇文章写定于1992年初,刊布于作者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页207—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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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案该图集是在1996年8月由西安地图出版社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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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辛德勇《西安碑林的迁置时间》,刊台北《历史》月刊1993年第1期,页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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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二六“京兆府提学所帖碑”条,页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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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吴宏岐《论唐末五代长安城的形制和布局特点》,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辑,页14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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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谈唐代都邑的钟楼与鼓楼——从一个物质文化侧面看佛、道两教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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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楼和鼓楼,是中国古代都邑当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性景观。在当代社会民众的一般印象中,当这两座建筑成对组合配置时,通常是钟楼居东,鼓楼在西,常言所说“晨钟暮鼓”,正与这种东西方位相对应。然而,若是追溯它的历史渊源,则可以看到,这种配置形式,并不是亘古不变的传统,而是唐代以来佛教在全国各地普遍兴盛之后才逐渐形成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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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尘世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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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谓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2〕,反映出颁授属民以节令时日,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事情。在通都大邑当中,设置特定的场所,用以撞钟击鼓,最初往往是为了昭示一日之中的不同时辰。蔡邕《独断》记述汉代钟鼓报时制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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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以动众,钟以止众。夜漏尽,鼓鸣,则起;昼漏尽,钟鸣,则息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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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汉代是否建有类似钟楼和鼓楼的设施,今已无从考究。只是《史记》在记载吕后布设计策杀害韩信一事时,谓“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锺室”,唐人张守节以为这一“锺室”,即“长乐宫悬锺之室”〔4〕,“锺”需要悬而置之,自然是用以撞击鸣响,盖古时多以“锺”来通作“鐘”字,亦即钟鼓之钟(案下文若无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这种钟鼓之钟,一般径行统一书作“钟”字)。不过,钟鼓在当时也是宫廷常用的乐器,亦即所谓“礼乐”之器,这处钟室究竟是报时的设施,还是存放乐器的场所,现在还很难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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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知,时代较早的钟鼓楼,见于三国时期的曹魏邺城。嘉靖《彰德府志》有相关纪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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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楼。鼓楼。二楼在文昌殿前东、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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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殿是魏都邺城宫城的外朝,这显然是设置于宫廷之中的报时钟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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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彰德府志》成书于嘉靖元年,看似时代较为迟晚,但纂辑者崔铣叙述其撰著缘起,云:“正德己卯,太保汤阴李公,于中秘得宋《相台志》十二卷,元《续志》十卷,郡守陈公万言令所部各以其志送官。是岁冬,予辑而正之。……启书读之,宋《志》事略具而文义芜鄙,元以下亡观焉。乃别为例,作九志,凡八卷。其事兼采诸史,其文则删润者过半矣。”〔6〕从而可知,《彰德府志》所记曹魏邺城宫阙制度,必定出自李公所得宋人志书,而这种蓄藏于“中秘”的相州旧志,乃是北宋元祐年间当地知州李琮命人“效宋敏求《河南志》成此书”〔7〕,李琮等人当时自有可靠史料依据,《彰德府志》的记载亦信而可从。遗憾的是,钟、鼓二楼分列文昌殿前东、西两侧的说法,过于笼统。因为上古以来《诗经》等文献就习惯以“钟鼓”的顺序并称二者,而古人叙述东西方位,通常都是先东后西,所以,钟、鼓“二楼在文昌殿前东、西”的说法,很有可能是出自上述习惯的随意性表述,我们还无法对钟楼和鼓楼各自所在的东、西方位,做出区分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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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东西相对配置的钟楼和鼓楼,并没有被很好地直接继承下来。稍后,至西晋时期,戴延之在《西征记》中记述说,洛阳宫城外朝太极殿前,有“左右各三铜钟相对,大者三十二围,小者二十五围”〔8〕,没有提到同样起报时作用的鼓。可见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形成在主建筑前东、西相对配置钟、鼓的固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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