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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时期，匈奴人赫连勃勃在今鄂尔多斯地区建立的夏国，所筑都城世称统万城，至清朝道光年间，犹残存有许多建筑遗迹。著名学者徐松在榆林知府任上，曾特地派人勘察，在他得到的报告当中，提到了钟、鼓两楼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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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五年，榆林府知府徐松，檄怀远县知县何丙勋，确查夏统万城故址。丙勋于是携南针纸笔，随步定向，……至旧相传之白土城。细加相度，……其地有土城，周围三重，俱用土筑。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许，进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头、二道城内，但馀瓦砾。三道城内，南面西隅钟楼，东隅鼓楼。鼓楼仅存基址，坚筑白土墩，高五六丈，无级可乘。钟楼尚堪登眺，高约十馀丈，白土筑成鸡笼顶式大厦一间半，已圮其半，悬钟屋顶，形迹宛然。周围飞栏八层，插椽孔穴，历历可数。尚有三四孔馀松椽半橛，问椽之长岀者，悉为鞑鞑猱升拔而薪之矣。南面列土墩七，坚硬如石，似系台楼之基。北头有白土坡，似系宫殿之基。北城东西两角，亦有土墩，当即俗所谓转角楼者。内城东西不及一里，南北约一里有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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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足以清楚说明在统万城宫城大殿前面的西南角上建有钟楼，但东南角上与之对峙的另一座建筑遗迹，却并不一定就是鼓楼。盖如何丙勋所述，这一建筑已经仅存基址，不像钟楼一样，还剩有悬挂大钟的“形迹”，可以用作复原的依据。参照洛阳宫城太极殿前左右同时置钟的情况，并不能排除东南角的建筑或许也是一座同样的钟楼。南朝萧鸾举兵入宫，谋罢废齐帝昭业，“率兵自尚书入云龙门，……帝在寿昌殿，闻外有变，使闭内殿诸房，令阉人登兴光楼望，还报云：‘见一人戎服，从数百人，急装，在西钟楼下。’”〔10〕所说“西钟楼”应指西侧之钟楼，而既然特以“西钟楼”相称，似乎就应相对另设有一座“东钟楼”，而不大可能是东与鼓楼相对应。盖汉人旧说以为“古者天子左五钟，右五钟”〔11〕，左右相对置钟，乃是本自这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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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赫连勃勃修筑统万城钟楼略微迟晚一些，北魏于神瑞三年在京师平城“建白楼，楼甚高竦。……后置大鼓于其上，晨昏伐以千椎，为城里诸门启闭之候，谓之戒晨鼓也”〔12〕。这种鼓声，专门用于控制城门的启闭时间，鼓楼也同样具有专门的作用。迁都洛阳之后，北魏依旧建有一些独具特色的钟鼓设施，特别是在地方各州城当中，也开始“置楼悬鼓”〔13〕。与此同时，相对来讲，钟的作用，在都城当中似乎相对有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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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明帝灵太后胡氏，曾以音响效果奇佳，而将龙华寺内一口声传五十里的大钟，“移在宫内，与内讲沙门打为时节”〔14〕。《水经·穀水注》记述说，在魏明帝兴建的金墉城上，“西面列观，五十步一睥睨屋台，置一钟，以和漏、鼓”〔15〕。这种置钟应和漏、鼓以报告时辰的做法，此前在南朝的萧齐，已经见到应用。《南史·裴皇后传》记齐永明中，“上数游幸诸苑囿，载宫人从后车。宫内深隐，不闻端门鼓漏声，置鍾（鐘）于景阳楼上，应五鼓及三鼓。宫人闻钟声，早起妆饰”〔16〕。继此之后，南朝陈人徐陵致书于北齐仆射杨遵彦，内有句云：“至于铛铛晓漏，的的霄烽，隔溆浦而相闻，临高台而可望。”〔17〕所说“铛铛晓漏”，正是描述时钟与漏壶匹配使用的样态。这是与汉代按照早晚不同时辰而区分使用鼓、钟不同的另一种钟鼓配用方式。不过，《文选》载南朝刘宋时人鲍照有诗句曰：“鸡鸣关吏起，伐鼓早通晨。”唐人李善注云：“《史记》曰：‘关法，鸡鸣出客。’”〔18〕所说“伐鼓”，显然是指敲击司晨之鼓，一如蔡邕所说，“夜漏尽，鼓鸣，则起”。又《北齐书·儒林传》记载权会“曾夜出城东门，钟漏已尽，会唯独乘驴”〔19〕，依旧在沿用蔡邕提及的漏尽钟鸣制度，说明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形成一种南北各地普遍施行的钟鼓报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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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平城的“戒晨鼓”，后来在唐朝长安城里重又现身。《唐六典》对京师长安城中通过敲击钟鼓来控制城门启闭的制度，有如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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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门郎掌京城、皇城、宫殿诸门开阖之节。……开则先外而后内，阖则先内而后外，所以重中禁、尊皇居也。候其晨昏，击鼓之节而启闭之〔承天门击晓鼓，听击钟后一刻，鼓声绝，皇城门开。第一咚咚声绝，宫城门及左右延明、乾化门开。第二咚咚声绝，宫殿门开。夜第一咚咚声绝，宫殿门闭；第二咚咚声绝，宫城门闭及左右延明门、皇城门闭。其京城门开闭，与皇城门同刻。承天门击鼓，皆听漏刻契至乃击，待漏刻所牌到，鼓声乃绝〕。〔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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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导引京城诸门启闭的鼓点，同时也兼主坊市之门的开阖。《新唐书·百官志》对此亦略有记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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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徼巡，凡城门坊角有武候铺，卫士彍骑分守。大城门百人，大铺三十人，小城门二十人，小铺五人。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乙夜。街使以骑卒循行嚣呼，武官暗探；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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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城门依鼓声启闭，据云系唐太宗时马周建言所致：“先是，京城诸街，每至晨暮，遣人传呼以警众，周遂奏诸街置鼓，每击以警众，令罢传呼，时人便之。”〔22〕唐人特称之为“街鼓”〔23〕，李贺有诗句“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24〕，吟咏的就是这种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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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上述记载，可以看出，长安城里这种“街鼓”是始发于宫城之内，它同设置在皇城、宫城里面的报时鼓一样，还要与漏刻、大钟配合使用，这一点同北魏洛阳金墉城以及南朝萧齐景阳楼以钟配合漏、鼓的情况，性质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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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般情况来推测，唐代有很多设置，应当是沿承杨隋旧规。隋东都洛阳城外朝乾阳殿庭院之“东南、西南，各有重楼，一悬钟，一悬鼓。刻漏则在楼下，随刻漏则鸣钟、鼓”〔25〕。显而易见，唐长安城的报时制度，与之如出一辙，而隋代乃明确建有钟楼和鼓楼。唐长安城大明宫外朝含元殿，“殿东南有翔鸾阁，西南有栖凤阁，与殿飞廊相接。又有钟楼、鼓楼”；又兴庆宫大同殿前面〔26〕，同样也是“左右有钟楼、鼓楼”〔27〕。如前所述，我们并不能据此推定隋唐宫廷中钟楼和鼓楼所配置的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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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礼制角度讲，隋唐长安城中最核心的建筑，一直是宫城太极宫正殿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焉”〔28〕。即使是在高宗以后，实际施政于大明宫或兴庆宫的情况下，一些特别重大的礼仪活动，诸如冬至祭祀圜丘、皇帝时享太庙等，通常还是要在太极殿举行某些仪式〔29〕。因此，太极殿前的钟、鼓楼配置情况，在当时应该最具有标志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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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敏求《长安志》记述唐长安城太极殿“殿东隅有鼓楼，西隅有钟楼，贞观四年置”〔30〕，亦即东鼓西钟，这是有关钟、鼓楼具体方位最早的记载，意义非常重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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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会要》所记唐代州县官市分别用鼓和钲来导引开、关市肆的制度，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何以要这样配置钟楼和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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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龙元年十一月敕，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其州县领务少处，不欲设钲鼓，听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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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采芑》言“钲人伐鼓，陈师鞫旅”，汉毛亨传以为“钲以静之，鼓以动之”〔33〕，亦即东汉人赵岐所说“兵以鼓进，以金退”〔34〕。《孙子·军争》引古《军政》，谓将领指挥作战，“言不相闻，故为金鼓”，唐人杜佑释云“金，钲、铎也”，李筌亦曰“鼓进铎退”〔35〕，自然同为此意。《诗·击鼓》之“击鼓其镗，踊跃用兵”〔36〕，曹刿论战所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37〕，以及后世习语“鸣金收兵”，就都是基于这一情况。唐朝交易之市，以鼓启之，以钲闭之，正是源于古代师旅分别用鼓和钲来号令士卒进退行止的做法。与此相似，唐代地方州县父母官，“一日两衙，朝衙晚衙，须听鼓声，方知坐衙”〔38〕，同样也是依随鼓声，升堂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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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与钲、铎，声音、性质俱差相仿佛。清晨日出东方，开启门扉，势如进军破阵；傍晚日落西山，闭塞城阙，状同回马收兵，相互之间，理正相通。虽然在长安城中并没有分别用鼓声和钟声来导引各处门户的开启与关闭，但是在建造固定搭配的钟楼和鼓楼时，还是会考虑到钟、鼓之间这种作用差别，从而将鼓楼安设在东侧，钟楼安设在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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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深入分析，可以看到，这种东、西对应形式，还隐寓有传统五行思想的背景。《淮南子》有相关记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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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五星？东方木也，……其神为岁星，其兽苍龙，其音角。……西方金也，……其神为太白，其兽白虎，其音商。〔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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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通常是用铜、铁等金属铸成〔40〕，其性属金，自毋庸置疑，鼓一般则是用木与革两种材料制作而成。《周礼·考工记》有“韗人为皋陶”，东汉人郑众谓“皋陶，鼓木也”，清人孙诒让释之曰：“云‘皋陶，鼓木也’，谓鼓匡也。……匡皆以木为之。”〔41〕因知鼓在五行之中，性宜属木。木性之鼓宜居于东方，而金性之钟宜居于西方，这应该就是唐长安城宫廷当中钟、鼓楼方位配置的深层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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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170542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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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释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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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世俗社会用以颁授时辰之外，方外的寺院和道观也有类似的设施。唐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一书中，记述长安城平康坊菩提寺钟楼的情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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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之制度，钟楼在东，惟此寺缘李右座林甫宅在东，故建钟楼于西。〔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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