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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记载，证实唐代寺院的钟楼，确实如段成式所说，是配置在偏靠东面的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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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按照黄滔的记载，泉州开元寺在与钟楼相对应的西面一侧，乃是建有“经楼”。研究建筑史的专家，早已注意到唐代寺院布局这一特点，有论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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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佛寺中，钟楼和经藏已经作为一组对称设置的建筑物，出现在中院的两侧。……经藏与钟楼往往对称设置在佛殿的两侧。……但在敦煌唐代壁画中所见，佛寺内钟楼、经藏的位置却无定制。不仅可以左右对置，且有的设于殿侧，有的骑跨于前、后廊之上，或以角楼的形式出现。现实中是否有这些做法，尚无法确定。〔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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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案如前引《酉阳杂俎》所述，在大多数情况下，寺院里的钟楼，应当设在东侧，似乎不大可能毫无缘由地随意左、右对置，只有出现诸如“缘李右座林甫宅在东”这一类特殊问题时，才会将钟楼与经藏东、西相互调换位置。正像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高僧道宣在唐高宗乾封二年撰著的所谓《戒坛图经》当中，便有清楚规划，规定在寺院“后佛说法大殿”前面的“七重塔”两侧，应是“塔东钟台”、“塔西经台”〔52〕，这也就是段成式所说的“寺制”。道宣自言其书系“博寻群录，统括所闻”而成〔53〕，其间自有释家的道理，而敦煌壁画所绘寺院布局形式，不尽合乎唐代文献的记载，已经有人做过具体勘比〔54〕，因而，本来就不宜将其每一处细节，都视作真实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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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刻本《戒坛图经》所附寺院平面图〔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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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黄滔所记，泉州开元寺的钟楼和经楼，系分别建造在佛寺主殿的东北、西北两隅之上，这说明敦煌唐代壁画上钟楼与经藏在南北轴线方向上所处的各种位置，都应该合乎当时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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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时期日本兴建的寺院当中，同样可以看到上述钟楼配置形式的影响。例如，在相当于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的圣武天皇天平年间，奈良的法隆寺和东大寺，就都在寺内主建筑大讲堂的东南和西南两处，分别建有钟楼和经楼〔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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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楼和设在钟楼对面作为“经藏”的建筑，道宣《戒坛图经》分别称作“钟台”和“经台”，而不是黄滔所说的“钟楼”和“经楼”。白敏中撰述《滑州明福寺新修浮图记》，谓“由是起殿，中虚屋，周廊四回，前三其门，庭二其台，架危楼以耸钟，植修茎以飞幡，界宇峻严，宛如鹫山”〔57〕，这里所说“架危楼以耸钟”之“台”，自然是指“钟台”，而“植修茎以飞幡”，则应该是指《戒坛图经》中钟台和经台前面东西并立的那两个幡杆，可以说是与之相互呼应的一组建置。《隋书》记载隋都大兴城中有恶少沈光，值文帝仁寿三年，“初建禅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馀丈，适遇绳绝，非人力所及，诸僧患之。光见而谓僧曰：‘可持绳来，当相为上耳。’诸僧惊喜，因取而与之。光以口衔索，拍竿而上，直至龙头。系绳毕，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数十步。观者骇悦，莫不嗟异，时人号为肉飞仙”〔58〕。读此可知，“植修茎以飞幡”渊源有自（此等“修茎”系植立于一方形石座之上，即所谓“幡竿石”），在道宣撰述《戒坛图经》以前，固已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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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敏中这一记述，向我们透露出唐代寺院中这一组建筑，或楼或台，形式和名称还不够统一。在此需要稍加说明的是，如前所述，《龙藏寺碑》在描述该寺情状时有句云“夜漏将竭，听鸣钟于寺内；晓相既分，见承露于云表”，又有语云“疏钟响度，层盘露泫”〔59〕，所说承露云盘，与钟对应，似乎是讲经藏的建筑，但“层盘”以及“承露”云云，在这里应该是借指带有多重轮盘的塔刹，就其狭义而言，应即“相轮”，不必一定要与经楼、经台相关联。《陈书》记载宣帝太建十年六月丁卯，“大雨，震大皇寺刹、庄严寺露盘”〔60〕，所谓“露盘”，同样是指佛塔上的相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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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在唐高宗仪凤四年撰写的《大唐方与县故栖霞寺讲堂、佛、钟、经碑》上，有文句描写说：“洪钟晓韵，风传浮磬之滨：法鼓霄惊，声扬孤桐之岭。”〔61〕有研究者据此推论，虽然唐代都邑之内的佛寺当中一般并不设置与钟相当的大鼓，但“山林佛寺中确有置鼓的做法”〔62〕。今案这通石碑题作“讲堂、佛、钟、经碑”，系因当地“清信士”张师旷等创建讲堂、阎文褒等“敬造一佛二菩萨、洪钟一口、《多心经》一部”〔63〕，诸事正与碑额一一对应，文中初不必非言及击鼓事宜不可。晋人孙绰在所撰《游天台山赋》中尝吟味云“法鼓琅以振响，众香馥以扬烟”，唐人李周翰释曰：“法鼓，钟也。”〔64〕这是因为印度早期佛教寺院制度，在会聚僧众举行说法等事时，都是使用木棍，来敲击一种名为ghanta的木制响器，汉译梵文佛经，音译时会以“犍槌”、“犍椎”等字来比拟这种响器的名称，支那本邦僧侣乃谓“随机设教，击犍椎以集众”，意译则有钟、鼓、铙、铃等多种译法，即“梵语犍椎，凡瓦、木、铜、铁之有声者，若钟、磬、铙、鼓、椎、板、螺、呗，丛林至今仿其制而用之”〔65〕。所以在唐人眼里，“声扬孤桐之岭”的所谓“法鼓”，完全可以是借指洪钟，《栖霞寺讲堂、佛、钟、经碑》的用法，应当与此相同，并不能用作寺院等同置备洪钟大鼓特别是同时对置钟楼和鼓楼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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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170542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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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从于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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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寺在主建筑东侧建造钟楼的做法，很快就对道观的布局产生了直接影响。道教经书中有一题作“金明七真”撰著的《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因玄宗即位之初编撰的《一切经音义》已称引此书，研究者以为“最迟应在唐玄宗之前问世”〔66〕。书中记述道教科仪，逐一讲说道观内天尊殿、天尊讲经堂、说法院、经楼和钟阁等各种建筑的配置情况，其有关“钟阁”的记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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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曰：凡造经楼，高下、大小、华素，亦任人力，然要在容纳见在三洞宝经，四辅玄文，使风日流通，雨露隔绝，即为第一上。安置并须宜便，此非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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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曰：凡造钟阁，轨制与经楼同，务令牢固，四面疏薄，使钟声不碍，六时嘹亮。宜在天尊殿前，即与经楼对，左钟右经。精思院别置亦然。〔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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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的产生，本来就是模拟佛教制度的结果，故上述道观主殿前面东西相对配置的钟阁和经楼，理应仿自僧寺的布局形式。北周天和五年，武帝撰有《二教钟铭并序》，称以“五月丙寅，造钟一口”，用以“弘宣两教，同归一揆”〔68〕，显示出释、道两教在鸣钟示众以节制修行方面，本来就有近似的做法。又唐睿宗景云二年，为中宗所建景龙观铸造铜钟，谓之曰：“庶其晓散灵音，镇入鹓鸾之殿；夕腾仙韵，恒流鹊之闱。”〔69〕不拘晨夕，都是仅以钟声司辰，反映出当时的道观与佛寺一样，还没有设置对应于钟楼的鼓楼。20个世纪80年代西安出土唐文宗开成元年令狐楚撰《大唐回元观钟楼铭并序》，谓太和四年夏，“于大殿之前稍东，创建层楼，栾栌既构，簨簴既设，合大力者抗而登于悬间，……钟凭楼以发声，楼托钟以垂名，钟乎楼乎，相须乃成”〔70〕，钟楼同样是设在大殿前方偏东的位置上，而依然没有提及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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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还对铸钟的规制，做有说明，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一些具体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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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钟者，四众所会，六时急务，此器若阙，则法集乖轨。经曰“长斋会玄都，鸣玉扣琼钟”、又“法鼓会群仙，台唱靡不同”是也。凡有五种造。一者金钟，二者银钟，三者五金合铸成钟，四者铜钟，五者铁钟。或九角八角，或四角两角，复有无角。或大则万石，小则一斗，各在时耳。既造成已，皆须镌勒铭记国号、年岁、郡县、观名、所为之意。使万代有归，六时不替矣。……凡钟磬皆须作虡悬之。〔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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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铸钟使用金属的材质，通常当然不过或铜或铁而已，金钟、银钟则只能用于某些特殊的玄坛（佛教道场的情况，应当亦大致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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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后，北宋英宗治平至神宗元丰年间，有三佛齐人华伽啰在广州重修天庆观，道士何德顺建立《广州重修天庆观记》石碑，叙说其修建经过。碑中从“始构大门”开始，逐一记述华伽啰修造的各项建置，包括宣诏堂、保真堂、北极殿、斋厅、三清殿、御书阁，并“铸大钟，起钟楼”，“莫不规模宏备，焕若洞府”〔72〕，可是却绝未提及“鼓楼”之类的设施，反映出当时还在沿承《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确立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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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陆游撰写《洞霄宫碑》，谓临安府大涤山洞霄宫在经历建炎兵火之后，于“绍兴二十五年，以皇太后之命，建昊天殿、钟楼、经阁，表以崇闳，缭以修庑”〔73〕；稍后，在孝宗乾道年间，道士叶大直主持修建松江府仙鹤观，“为寥阳殿于中，前设三门，旁立两庑，翼以经、钟二楼，后建昊天宝阁”〔74〕，都是将钟楼与经阁或经楼并称，与《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记述的章程，愈加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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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南宋末，有记载云绵州彰明县紫云山崇仙观，“东岳、天师、钟楼在前左，三元、桂籍、真宫、真武在前右。南辰、五师在后左，经楼、瑞真堂后右”〔75〕，所说“经楼”虽然已经不再像“经台”一样与钟楼东西相对设置，但在钟楼偏居于东侧这一点上，仍然是在仿效佛家的做法。又温州永嘉县北的大若岩上有广福灵真宫，始建于北宋徽宗宣和三年，当时的建置，除正殿三清殿外，“又有两殿、五祠、一钟楼，皆在岩中”〔76〕，虽然仅设有钟楼而尚未营建经楼，设施还不够完备，或许是适应新的情况，有所调整，但基本上还是在遵奉上述布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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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宋王室南渡之后，在女真人统治的北方黄河流域，同样也在承续着这一规制。金世宗大定十四年，中都十方大天长观重修告成，史臣郑子聃记其布局形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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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门榜曰十方大天长观。中三门曰玉虚之门，设虚皇醮坛三级。中大殿曰玉虚，以奉三清。次有阁曰通明，以奉昊天上帝。次有殿曰延庆，以奉元辰众像。翼于其东者，有殿曰澄神；翼于其西者，有殿曰生真，以奉六位元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