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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平城的“戒晨鼓”，后来在唐朝长安城里重又现身。《唐六典》对京师长安城中通过敲击钟鼓来控制城门启闭的制度，有如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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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门郎掌京城、皇城、宫殿诸门开阖之节。……开则先外而后内，阖则先内而后外，所以重中禁、尊皇居也。候其晨昏，击鼓之节而启闭之〔承天门击晓鼓，听击钟后一刻，鼓声绝，皇城门开。第一咚咚声绝，宫城门及左右延明、乾化门开。第二咚咚声绝，宫殿门开。夜第一咚咚声绝，宫殿门闭；第二咚咚声绝，宫城门闭及左右延明门、皇城门闭。其京城门开闭，与皇城门同刻。承天门击鼓，皆听漏刻契至乃击，待漏刻所牌到，鼓声乃绝〕。〔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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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导引京城诸门启闭的鼓点，同时也兼主坊市之门的开阖。《新唐书·百官志》对此亦略有记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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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徼巡，凡城门坊角有武候铺，卫士彍骑分守。大城门百人，大铺三十人，小城门二十人，小铺五人。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乙夜。街使以骑卒循行嚣呼，武官暗探；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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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城门依鼓声启闭，据云系唐太宗时马周建言所致：“先是，京城诸街，每至晨暮，遣人传呼以警众，周遂奏诸街置鼓，每击以警众，令罢传呼，时人便之。”〔22〕唐人特称之为“街鼓”〔23〕，李贺有诗句“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24〕，吟咏的就是这种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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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上述记载，可以看出，长安城里这种“街鼓”是始发于宫城之内，它同设置在皇城、宫城里面的报时鼓一样，还要与漏刻、大钟配合使用，这一点同北魏洛阳金墉城以及南朝萧齐景阳楼以钟配合漏、鼓的情况，性质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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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般情况来推测，唐代有很多设置，应当是沿承杨隋旧规。隋东都洛阳城外朝乾阳殿庭院之“东南、西南，各有重楼，一悬钟，一悬鼓。刻漏则在楼下，随刻漏则鸣钟、鼓”〔25〕。显而易见，唐长安城的报时制度，与之如出一辙，而隋代乃明确建有钟楼和鼓楼。唐长安城大明宫外朝含元殿，“殿东南有翔鸾阁，西南有栖凤阁，与殿飞廊相接。又有钟楼、鼓楼”；又兴庆宫大同殿前面〔26〕，同样也是“左右有钟楼、鼓楼”〔27〕。如前所述，我们并不能据此推定隋唐宫廷中钟楼和鼓楼所配置的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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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礼制角度讲，隋唐长安城中最核心的建筑，一直是宫城太极宫正殿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焉”〔28〕。即使是在高宗以后，实际施政于大明宫或兴庆宫的情况下，一些特别重大的礼仪活动，诸如冬至祭祀圜丘、皇帝时享太庙等，通常还是要在太极殿举行某些仪式〔29〕。因此，太极殿前的钟、鼓楼配置情况，在当时应该最具有标志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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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敏求《长安志》记述唐长安城太极殿“殿东隅有鼓楼，西隅有钟楼，贞观四年置”〔30〕，亦即东鼓西钟，这是有关钟、鼓楼具体方位最早的记载，意义非常重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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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会要》所记唐代州县官市分别用鼓和钲来导引开、关市肆的制度，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何以要这样配置钟楼和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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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龙元年十一月敕，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其州县领务少处，不欲设钲鼓，听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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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采芑》言“钲人伐鼓，陈师鞫旅”，汉毛亨传以为“钲以静之，鼓以动之”〔33〕，亦即东汉人赵岐所说“兵以鼓进，以金退”〔34〕。《孙子·军争》引古《军政》，谓将领指挥作战，“言不相闻，故为金鼓”，唐人杜佑释云“金，钲、铎也”，李筌亦曰“鼓进铎退”〔35〕，自然同为此意。《诗·击鼓》之“击鼓其镗，踊跃用兵”〔36〕，曹刿论战所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37〕，以及后世习语“鸣金收兵”，就都是基于这一情况。唐朝交易之市，以鼓启之，以钲闭之，正是源于古代师旅分别用鼓和钲来号令士卒进退行止的做法。与此相似，唐代地方州县父母官，“一日两衙，朝衙晚衙，须听鼓声，方知坐衙”〔38〕，同样也是依随鼓声，升堂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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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与钲、铎，声音、性质俱差相仿佛。清晨日出东方，开启门扉，势如进军破阵；傍晚日落西山，闭塞城阙，状同回马收兵，相互之间，理正相通。虽然在长安城中并没有分别用鼓声和钟声来导引各处门户的开启与关闭，但是在建造固定搭配的钟楼和鼓楼时，还是会考虑到钟、鼓之间这种作用差别，从而将鼓楼安设在东侧，钟楼安设在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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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深入分析，可以看到，这种东、西对应形式，还隐寓有传统五行思想的背景。《淮南子》有相关记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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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五星？东方木也，……其神为岁星，其兽苍龙，其音角。……西方金也，……其神为太白，其兽白虎，其音商。〔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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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通常是用铜、铁等金属铸成〔40〕，其性属金，自毋庸置疑，鼓一般则是用木与革两种材料制作而成。《周礼·考工记》有“韗人为皋陶”，东汉人郑众谓“皋陶，鼓木也”，清人孙诒让释之曰：“云‘皋陶，鼓木也’，谓鼓匡也。……匡皆以木为之。”〔41〕因知鼓在五行之中，性宜属木。木性之鼓宜居于东方，而金性之钟宜居于西方，这应该就是唐长安城宫廷当中钟、鼓楼方位配置的深层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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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释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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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世俗社会用以颁授时辰之外，方外的寺院和道观也有类似的设施。唐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一书中，记述长安城平康坊菩提寺钟楼的情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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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之制度，钟楼在东，惟此寺缘李右座林甫宅在东，故建钟楼于西。〔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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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记载说明两点重要问题。第一，唐代寺院通常建有钟楼（关于这一点，在唐代文献中有很多例证，毋须一一举述），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寺院的钟楼应当座落在东侧，菩提寺“建钟楼于西”属于特例。第二，段成式特别强调这是寺院的制度，恰好可以证明，世俗社会的制度，与此不同，前述长安城宫城太极殿前偏居西侧的钟楼，应该是俗世普遍通行的定制，从而可以推断，大明宫含元殿和兴庆宫大同殿前面钟、鼓二楼的方位，应当与太极殿前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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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洛阳龙华寺内曾置有一口大钟，已有研究者指出，唐代佛寺的钟楼，与此或许具有某种源流关系，但当时是否设有钟楼，则“未见记载”〔43〕。这里无意展开论述唐代寺院设置钟楼的缘起，不过至迟从隋代开始，寺院当中应当已经普遍施行这一制度，因为隋开皇六年上石的《龙藏寺碑》，在描摹这座寺院景观时，即有句云：“夜漏将竭，听鸣钟于寺内；晓相既分，见承露于云表。”〔44〕显示出这已经是一种比较通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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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其用意，佛寺鸣钟，亦不过为僧众修习佛法和饮食起居晓示时辰而已。如唐人崔塗有《赠休粮僧》诗云“闻钟独不斋，何事更关怀”〔45〕，说明在不“休粮”时，寺院的僧侣是要依照钟声，在固定的时间里进餐。相传唐人段文昌和王播在未遇时俱因贫窭无食，每听寺院“斋钟动，辄诣谒餐，为寺僧所厌，自此乃斋后扣钟，冀其晚届而不逮食也”，后来二人显达，赋诗追忆此事，都用“阇黎饭后钟”之句来描摹尴尬的遭遇〔46〕。又如张继《枫桥夜泊》诗中的名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入宋以后，墨客雅士，议论纷纭，许多人列举同类诗句，指出唐代姑苏、会稽、梓州等许多地方的寺院，都有夜半击钟的做法，僧人谓之“分夜钟”〔47〕；陆游则更进一步推测，以为这很可能是一种通行于各地的释家制度，“恐唐时僧寺自有夜半钟也”〔48〕。由此特殊事例，也可以看出唐代僧寺中鸣钟报时的普遍性〔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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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黄滔在昭宗乾宁四年撰写的《泉州开元寺佛殿碑记》一文当中，也提到了当时寺院的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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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制，殿象王者之居，尊其法也。其后金地莲扃，周旋四海，鸟飞兔走，或故或新，至如神运之，灵莫灵矣，亦靡得而岿然，则我州开元寺佛殿之与经楼、钟楼，一夕飞烬，斯革故鼎新之数也。……仲弟检校工部尚书为兹郡之秋也，……乃割俸三千缗，鸠工度木，烟岩云谷之杞梓楩柟，投刃以时，趋功以隟，食以月粟，付以心倕，不期年而宝殿涌出，……而五间两厦，昔之制也。……东北隅则揭钟楼，其钟也新铸，仍伟旧规；西北隅则揭经楼，双立岳峰，两危蜃云。东瞰全城，西吞半郭。霜韵扣而江山四爽，金字骈而讲诵千来。是知天地日月鬼神，不欲一存其物，将有待于后人也。〔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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