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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的产生,本来就是模拟佛教制度的结果,故上述道观主殿前面东西相对配置的钟阁和经楼,理应仿自僧寺的布局形式。北周天和五年,武帝撰有《二教钟铭并序》,称以“五月丙寅,造钟一口”,用以“弘宣两教,同归一揆”〔68〕,显示出释、道两教在鸣钟示众以节制修行方面,本来就有近似的做法。又唐睿宗景云二年,为中宗所建景龙观铸造铜钟,谓之曰:“庶其晓散灵音,镇入鹓鸾之殿;夕腾仙韵,恒流鹊之闱。”〔69〕不拘晨夕,都是仅以钟声司辰,反映出当时的道观与佛寺一样,还没有设置对应于钟楼的鼓楼。20个世纪80年代西安出土唐文宗开成元年令狐楚撰《大唐回元观钟楼铭并序》,谓太和四年夏,“于大殿之前稍东,创建层楼,栾栌既构,簨簴既设,合大力者抗而登于悬间,……钟凭楼以发声,楼托钟以垂名,钟乎楼乎,相须乃成”〔70〕,钟楼同样是设在大殿前方偏东的位置上,而依然没有提及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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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还对铸钟的规制,做有说明,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一些具体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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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钟者,四众所会,六时急务,此器若阙,则法集乖轨。经曰“长斋会玄都,鸣玉扣琼钟”、又“法鼓会群仙,台唱靡不同”是也。凡有五种造。一者金钟,二者银钟,三者五金合铸成钟,四者铜钟,五者铁钟。或九角八角,或四角两角,复有无角。或大则万石,小则一斗,各在时耳。既造成已,皆须镌勒铭记国号、年岁、郡县、观名、所为之意。使万代有归,六时不替矣。……凡钟磬皆须作虡悬之。〔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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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铸钟使用金属的材质,通常当然不过或铜或铁而已,金钟、银钟则只能用于某些特殊的玄坛(佛教道场的情况,应当亦大致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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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后,北宋英宗治平至神宗元丰年间,有三佛齐人华伽啰在广州重修天庆观,道士何德顺建立《广州重修天庆观记》石碑,叙说其修建经过。碑中从“始构大门”开始,逐一记述华伽啰修造的各项建置,包括宣诏堂、保真堂、北极殿、斋厅、三清殿、御书阁,并“铸大钟,起钟楼”,“莫不规模宏备,焕若洞府”〔72〕,可是却绝未提及“鼓楼”之类的设施,反映出当时还在沿承《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确立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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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陆游撰写《洞霄宫碑》,谓临安府大涤山洞霄宫在经历建炎兵火之后,于“绍兴二十五年,以皇太后之命,建昊天殿、钟楼、经阁,表以崇闳,缭以修庑”〔73〕;稍后,在孝宗乾道年间,道士叶大直主持修建松江府仙鹤观,“为寥阳殿于中,前设三门,旁立两庑,翼以经、钟二楼,后建昊天宝阁”〔74〕,都是将钟楼与经阁或经楼并称,与《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记述的章程,愈加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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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南宋末,有记载云绵州彰明县紫云山崇仙观,“东岳、天师、钟楼在前左,三元、桂籍、真宫、真武在前右。南辰、五师在后左,经楼、瑞真堂后右”〔75〕,所说“经楼”虽然已经不再像“经台”一样与钟楼东西相对设置,但在钟楼偏居于东侧这一点上,仍然是在仿效佛家的做法。又温州永嘉县北的大若岩上有广福灵真宫,始建于北宋徽宗宣和三年,当时的建置,除正殿三清殿外,“又有两殿、五祠、一钟楼,皆在岩中”〔76〕,虽然仅设有钟楼而尚未营建经楼,设施还不够完备,或许是适应新的情况,有所调整,但基本上还是在遵奉上述布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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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宋王室南渡之后,在女真人统治的北方黄河流域,同样也在承续着这一规制。金世宗大定十四年,中都十方大天长观重修告成,史臣郑子聃记其布局形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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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门榜曰十方大天长观。中三门曰玉虚之门,设虚皇醮坛三级。中大殿曰玉虚,以奉三清。次有阁曰通明,以奉昊天上帝。次有殿曰延庆,以奉元辰众像。翼于其东者,有殿曰澄神;翼于其西者,有殿曰生真,以奉六位元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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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有钟阁曰灵音,兼奉玉皇上帝、虚无玉帝。次有阁曰大明,以奉太阳帝君。次有殿曰五岳,以奉诸岳帝暨长白山兴国灵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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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阁曰飞玄,以秘道藏,兼奉三天宝君。次有阁曰清辉,以奉太阴皇君。次有殿曰四渎,以奉江河淮济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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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房两庑暨方丈凡百六十楹有奇。〔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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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观内灵音钟阁与飞玄经阁正是东西相向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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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融俗入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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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的宫观,与世俗社会按照礼制或风俗祭祀的祠庙,既密不可分,同时又有所区别。正因为如此,在钟、鼓楼的设置方面,有些祠庙就成了道教世界与世俗社会之间相互融合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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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州荣河县创立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庙像图石》碑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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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荣河县今存天启三年重刊上石的《蒲州荣河县创立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庙像图石》碑,最初镌刻于金太宗完颜晟天会年间,正值南、北两宋交替之际,反映了北宋汾阴后土祠的平面布局形态。图上在主殿“坤柔之殿”正门“坤柔之门”南面的院落当中,居东面西,绘有一座钟楼,为三间二层九脊带平座腰檐式建筑,西面与之相对应的位置上,虽然也绘有建筑,却只是一座三间单层亭子〔78〕。西面这座亭子在图上虽然没有文字标识,但显然不大可能属于与钟楼性质相当的鼓楼或是“鼓亭”,而这种东西两侧不相对称的情况,与释、老二教将钟楼与经阁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设施搭配组合,恰好如出一辙,相承相因的脉络,了然在目。这间小亭,很可能也起着类似经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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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霄图志》中的洞霄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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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末元初人邓牧,在元成宗大德年间撰著《洞霄图志》,所绘大涤山“洞霄宫图”,在“洞霄宫”门外的东南角上标示有“钟楼”,相对称的西南角上标示有“经阁”,经阁的体量,亦明显小于钟楼〔79〕。与此相似,今河南嵩山所存《大金承安重修中岳庙图》碑,在南面中三门外东南角处的碑楼后面,标绘有一“钟楼”,虽然中三门外西南角处的碑楼后面,并没有与之对应的藏经建筑〔80〕,但应当与前面所述温州永嘉县的广福灵真宫一样,不过是对成规有所简省或者是做些局部微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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