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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承安重修中岳庙图》碑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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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阴后土祠和嵩山中岳庙这种钟楼设置形式，显然是在移用道教的规制，而南宋时期衡山南岳庙的情况，则反映出这类祠庙建筑融通世俗体制的那一个侧面。南宋人陈田夫对此尝有记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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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应门五间，门里西设鼓司神二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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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碑楼，大宋新修南岳司天王庙碑，翰林学士李昉奉敕撰，景德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立。楼上悬铁钟一座，绍兴十一年安仁县百姓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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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碑楼，大宋重修南岳司天王碑，翰林学士苏易简奉敕撰，待诏黄识篆，碑阴有楷书。楼上有衙鼓一，端拱二年六月五日立。〔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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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庙宇西侧，东对钟楼，建楼置鼓，显然是吸收融汇了钟、鼓对置的世俗传统，而在二者的相对方位上，是以佛、道两教钟楼居东的定制为基础，把新增入的鼓楼，修建在经台或经楼、经阁原本所在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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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所述宋金时期的情况可以看出，这种东钟西鼓的布局形式，并没有马上被各地道观所接纳，而且直到元代，仍有一部分道观，似乎还在遵用唐人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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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留存下来大量修建宫观的碑铭，但在很多时候，只是采用一种颇为程式化的语句来加以描述，诸如“三清有殿，七真有堂，斋有厨，贮有库，客有寮，至于蔬圃井硙，无一不备”〔82〕；又如“三清有殿，祖真有堂，灵官有祠，道众有室，若斋厨库厩、蔬圃果园、陆田水硙之属，按绪而毕”〔83〕；“三清五祖，前后相承，东西庑寮舍庖廪、井厩园圃，无不序备”〔84〕；还有“建圣像之殿，方壶、斋堂、厨舍、次第而列，田墅仓廪，蔬圃水碾，井池碓硙，至于马牛之厩，莫不完置”〔85〕，等等，殊少述及道观院内具体的设置及其空间配置形式。尽管如此，还是能够找到一小部分清晰的记述，藉以复原当时钟鼓楼的配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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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元朝有一部分道观，还在延承唐宋定制，只建有钟楼，不设鼓楼。如上一节提到松江府仙鹤观有“经、钟二楼”，元顺帝至正年间重修这座道观时，“殿阁门庑，二楼翼室，旧所有者，一皆就新”〔86〕，亦即依照原样修整好经楼和钟楼。又如邓文原撰《杭州福神观记》，记述仁宗延祐年间整修杭州福神观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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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卜吉肇工，倾资抡才。重门外扃，两庑翼卫。为殿周阿，以奉三清。又建福神观殿，以祀玄武。像设邃严，圬塓完美。悬钟有亭，函丈有室。堂库庖湢，各有攸处。〔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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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以钟亭与“函丈”之室相对举，显示出此福神观似乎尚未兴建鼓楼之类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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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早在灭宋之前的蒙古蒙哥初年，关中当地道士整修骊山华清宫建筑，即声称已经使“钟、鼓有楼，灵官有堂”〔88〕。元代道观中像这样钟、鼓并存的记载，可以看到很多。譬如武当山大太一真庆万寿宫，“像设端伟，钟鼓壮亮”；扬州玄妙观“鼓有嘉响，钟无厉声”〔89〕；杭州宗阳宫“钟鼓有节，幢盖有仪”〔90〕；江西龙虎山繁禧观“有二楼以递钟鼓之声”〔91〕，同一座山上的仙源观，也是建有“钟、鼓二楼”〔92〕；富州丰山之阳的冲玄观，时有“钟鼓之声，笙磬之音，镗鞳于其外”〔93〕；江西宜黄仙原观的布局大势，是“前有殿，后有堂，像设钟鼓如仪”〔94〕，等等。这些情况，显示出各地道观已经比较普遍地增筑鼓楼，使之与旧有的钟楼相对应。至于钟、鼓二楼的具体方位，可以从仁宗延祐三年在龙虎山仙岩兴建的元禧观中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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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名宗元，钟楼、鼓楼翼于左右。堂名玄范，东、西二厢曰楚樵、曰爱梅；东、西二馆曰清真、曰宝玄。〔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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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楼在左翼亦即宗元殿的东侧，鼓楼在右翼亦即大殿的西侧，显然直接继承了宋代衡山南岳庙的钟、鼓楼配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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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以后的明、清两朝，这种东钟西鼓的配置形式，已经普遍施行于各地道观，学术界对此有比较一致的认识。在明万历刻本《新镌海内奇观》的《白岳图》上，我们可以看到，玄天太素宫大殿背后左、右两侧，各有一座孤耸的山峰，分别被标绘为钟峰和鼓峰，显然是象征着东钟西鼓〔96〕。这一画面，生动地反映出道教宫观当中钟、鼓二楼东西对置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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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殿前面相向安设钟、鼓这种配置形式，最初虽然是起源于中朝宫廷，但元朝在道观内互换二楼东西方位这一做法，同样也施行于都城当中，改变了宫廷固有的方位设置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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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其宫城内部布局完全模仿隋唐洛阳城，北宋时人叶梦得称“太祖建隆初，以大内制度草创，乃诏图洛阳宫殿，展皇城东北隅，以铁骑都尉李怀义与中贵人董役，按图营建”〔97〕，因而其钟、鼓楼位置，亦一依前朝旧规，在大内“文德殿庭东南隅有鼓楼，其下漏室；西南隅钟楼”〔98〕。宋人南渡以后，汴梁城虽然被女真人占据，但宫阙建筑并未遭受破坏，文德殿改名隆德殿，“左曰东上门，右曰西上门，皆南向。鼓楼在东，钟楼在西”〔99〕。直至元代初年，其殿廷遗迹，尚且历历在目，当时人记述钟、鼓二楼的相对位置，依然谓之曰“鼓在东，钟在西”〔100〕。同样，在规模和布局多承用隋唐遗制的北宋陪都西京洛阳，其正衙文明殿，也是“东南隅有鼓楼，西南隅有钟楼”〔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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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刻《海内奇观》上的钟峰和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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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以来世俗社会这种钟鼓楼配置形式，在元代仍然有所沿承。披览元人李好文编绘的《长安志图》，可以清楚看到，在元奉元城亦即今日西安的城垣之内，依旧还是鼓楼（案图上系标作“敬时楼”）在东，钟楼在西〔102〕。然而，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历史成规的一种自然延续，并不能代表当时的整体面貌，正是在元代，宫廷中东鼓西钟的方位设置，开始出现变化。世祖至元四年，元朝兴建大都城，建正衙曰大明殿，有“凤仪门在东庑中，……麟瑞门在西庑中。……钟楼，又名文楼，在风仪南；鼓楼，又名武楼，在麟瑞南”〔103〕。钟鼓二楼的东西方位，恰好相互对调，显然受到道观布局形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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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化刻本《长安志图·奉元城图》上钟楼和鼓楼的相对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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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宫廷中出现的这种转变，与元朝统治者的文化背景，具有密切关系。骤然兴起于北方草原的蒙古民族，不受汉族传统观念和习俗的束缚，所以，很容易将民间道观中普遍流行的钟鼓楼配置形式，移用于宫禁之中。元大都罗城当中钟、鼓二楼的配置，甚至更打破了东西对峙形式，其钟楼在“京师北省东，鼓楼北，至元中建”〔104〕，这可以进一步说明，元大都的钟、鼓楼设置，根本就未尝遵循传统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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