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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以钟亭与“函丈”之室相对举，显示出此福神观似乎尚未兴建鼓楼之类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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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早在灭宋之前的蒙古蒙哥初年，关中当地道士整修骊山华清宫建筑，即声称已经使“钟、鼓有楼，灵官有堂”〔88〕。元代道观中像这样钟、鼓并存的记载，可以看到很多。譬如武当山大太一真庆万寿宫，“像设端伟，钟鼓壮亮”；扬州玄妙观“鼓有嘉响，钟无厉声”〔89〕；杭州宗阳宫“钟鼓有节，幢盖有仪”〔90〕；江西龙虎山繁禧观“有二楼以递钟鼓之声”〔91〕，同一座山上的仙源观，也是建有“钟、鼓二楼”〔92〕；富州丰山之阳的冲玄观，时有“钟鼓之声，笙磬之音，镗鞳于其外”〔93〕；江西宜黄仙原观的布局大势，是“前有殿，后有堂，像设钟鼓如仪”〔94〕，等等。这些情况，显示出各地道观已经比较普遍地增筑鼓楼，使之与旧有的钟楼相对应。至于钟、鼓二楼的具体方位，可以从仁宗延祐三年在龙虎山仙岩兴建的元禧观中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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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名宗元，钟楼、鼓楼翼于左右。堂名玄范，东、西二厢曰楚樵、曰爱梅；东、西二馆曰清真、曰宝玄。〔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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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楼在左翼亦即宗元殿的东侧，鼓楼在右翼亦即大殿的西侧，显然直接继承了宋代衡山南岳庙的钟、鼓楼配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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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以后的明、清两朝，这种东钟西鼓的配置形式，已经普遍施行于各地道观，学术界对此有比较一致的认识。在明万历刻本《新镌海内奇观》的《白岳图》上，我们可以看到，玄天太素宫大殿背后左、右两侧，各有一座孤耸的山峰，分别被标绘为钟峰和鼓峰，显然是象征着东钟西鼓〔96〕。这一画面，生动地反映出道教宫观当中钟、鼓二楼东西对置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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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殿前面相向安设钟、鼓这种配置形式，最初虽然是起源于中朝宫廷，但元朝在道观内互换二楼东西方位这一做法，同样也施行于都城当中，改变了宫廷固有的方位设置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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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其宫城内部布局完全模仿隋唐洛阳城，北宋时人叶梦得称“太祖建隆初，以大内制度草创，乃诏图洛阳宫殿，展皇城东北隅，以铁骑都尉李怀义与中贵人董役，按图营建”〔97〕，因而其钟、鼓楼位置，亦一依前朝旧规，在大内“文德殿庭东南隅有鼓楼，其下漏室；西南隅钟楼”〔98〕。宋人南渡以后，汴梁城虽然被女真人占据，但宫阙建筑并未遭受破坏，文德殿改名隆德殿，“左曰东上门，右曰西上门，皆南向。鼓楼在东，钟楼在西”〔99〕。直至元代初年，其殿廷遗迹，尚且历历在目，当时人记述钟、鼓二楼的相对位置，依然谓之曰“鼓在东，钟在西”〔100〕。同样，在规模和布局多承用隋唐遗制的北宋陪都西京洛阳，其正衙文明殿，也是“东南隅有鼓楼，西南隅有钟楼”〔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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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刻《海内奇观》上的钟峰和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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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以来世俗社会这种钟鼓楼配置形式，在元代仍然有所沿承。披览元人李好文编绘的《长安志图》，可以清楚看到，在元奉元城亦即今日西安的城垣之内，依旧还是鼓楼（案图上系标作“敬时楼”）在东，钟楼在西〔102〕。然而，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历史成规的一种自然延续，并不能代表当时的整体面貌，正是在元代，宫廷中东鼓西钟的方位设置，开始出现变化。世祖至元四年，元朝兴建大都城，建正衙曰大明殿，有“凤仪门在东庑中，……麟瑞门在西庑中。……钟楼，又名文楼，在风仪南；鼓楼，又名武楼，在麟瑞南”〔103〕。钟鼓二楼的东西方位，恰好相互对调，显然受到道观布局形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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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化刻本《长安志图·奉元城图》上钟楼和鼓楼的相对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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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宫廷中出现的这种转变，与元朝统治者的文化背景，具有密切关系。骤然兴起于北方草原的蒙古民族，不受汉族传统观念和习俗的束缚，所以，很容易将民间道观中普遍流行的钟鼓楼配置形式，移用于宫禁之中。元大都罗城当中钟、鼓二楼的配置，甚至更打破了东西对峙形式，其钟楼在“京师北省东，鼓楼北，至元中建”〔104〕，这可以进一步说明，元大都的钟、鼓楼设置，根本就未尝遵循传统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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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170542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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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界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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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违逆中朝成规，元代宫廷中这种东钟西鼓的配置方式，并没有能够为世俗社会所直接继承下去。逮明初朱元璋修筑中都凤阳城时，便一返华夏旧章，在罗城中兴建钟、鼓二楼时，使其仍旧东西对峙，并列于皇城承天门外，而且其相对位置，依然是东鼓西钟，“鼓楼在府中云霁街东，钟楼在云霁街西，俱本朝洪武八年建”〔105〕。继凤阳之后在南京城中建置的钟鼓楼，也是“钟楼在鼓楼西”，中间夹有北兵马寺衙门〔106〕，《大明一统志》记云：“钟楼在金川门内，鼓楼在钟楼之东二里，俱洪武十五年建。”〔107〕由于明清两朝在宫廷之内已经不再继续安设钟楼和鼓楼，上述两都的钟鼓楼配置，也就标志着全面恢复了宋人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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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间刻《金陵古今图考·国朝都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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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万历刻《三才图会·南京官署图》上的南京钟、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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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其他一些同时东西对置钟楼和鼓楼的都邑，通常也都是这样（明清时期都邑内钟鼓楼的设置，情况比较复杂，有混放钟、鼓于一楼者，有南北对置二楼者，亦有仅设钟楼或鼓楼者，并有谯楼、鼓角楼以及钟鼓楼等诸多名称）。如康海记宁夏固原镇城，“东悬鼓，西悬钟”〔108〕。又如嘉靖《天长县志》载该县“县衙之前，左有鼓楼，右有钟楼”〔109〕；嘉靖《长沙府志》也记载长沙府城之中“旧有钟楼一，在府治后之右；鼓楼一，在府后之左”〔110〕；明人谢肇淛记山东聊城于嘉靖间得钟于水中，“今置府西钟楼中者是也”〔111〕，虽然没有提到鼓楼，但钟楼居西的情况，仍与上述诸处相同。其他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官署，情况也与州县衙署相同。如山西河东盐池之“巡盐察院，居运治之中。明成化十年，侍御王公臣创建。……院东有鼓楼，西有钟楼。鼓楼建于万历七年，侍御房公寰，钟楼乃正徳十三年侍御宋公钺所创也”〔112〕。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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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一节所述，介于世俗与道观之间的祠庙，在宋元时期，有一部分仿效道教规制，东钟西藏，还有一部分如衡山南岳庙，则是兼容世俗与道教，开创了东钟西鼓的配置形式，但另外尚有一些祠庙，一直沿用东鼓西钟的制度，更多地体现出世俗的特性。如建筑史学者已经指出，泰山岱庙，在元、明两代都保持着东鼓西钟的传统〔113〕。受岱庙的影响，泰山顶上的碧霞灵应宫，历经有明一代，直至清朝康熙年间，也始终是“东鼓楼、西钟楼”〔114〕。在道光年间刊刻的《华岳志》上，绘有与岱庙性质相同的华山西岳庙平面布局图，图中这组建筑，同样是东为鼓楼，西为钟楼〔115〕。其他还有一些地方性祠庙，如陕西三原县城隍庙，其钟、鼓二楼同样如此配置〔116〕。这种情况，不妨视作一种历史的残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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