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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以钟亭与“函丈”之室相对举,显示出此福神观似乎尚未兴建鼓楼之类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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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早在灭宋之前的蒙古蒙哥初年,关中当地道士整修骊山华清宫建筑,即声称已经使“钟、鼓有楼,灵官有堂”〔88〕。元代道观中像这样钟、鼓并存的记载,可以看到很多。譬如武当山大太一真庆万寿宫,“像设端伟,钟鼓壮亮”;扬州玄妙观“鼓有嘉响,钟无厉声”〔89〕;杭州宗阳宫“钟鼓有节,幢盖有仪”〔90〕;江西龙虎山繁禧观“有二楼以递钟鼓之声”〔91〕,同一座山上的仙源观,也是建有“钟、鼓二楼”〔92〕;富州丰山之阳的冲玄观,时有“钟鼓之声,笙磬之音,镗鞳于其外”〔93〕;江西宜黄仙原观的布局大势,是“前有殿,后有堂,像设钟鼓如仪”〔94〕,等等。这些情况,显示出各地道观已经比较普遍地增筑鼓楼,使之与旧有的钟楼相对应。至于钟、鼓二楼的具体方位,可以从仁宗延祐三年在龙虎山仙岩兴建的元禧观中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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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名宗元,钟楼、鼓楼翼于左右。堂名玄范,东、西二厢曰楚樵、曰爱梅;东、西二馆曰清真、曰宝玄。〔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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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楼在左翼亦即宗元殿的东侧,鼓楼在右翼亦即大殿的西侧,显然直接继承了宋代衡山南岳庙的钟、鼓楼配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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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以后的明、清两朝,这种东钟西鼓的配置形式,已经普遍施行于各地道观,学术界对此有比较一致的认识。在明万历刻本《新镌海内奇观》的《白岳图》上,我们可以看到,玄天太素宫大殿背后左、右两侧,各有一座孤耸的山峰,分别被标绘为钟峰和鼓峰,显然是象征着东钟西鼓〔96〕。这一画面,生动地反映出道教宫观当中钟、鼓二楼东西对置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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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殿前面相向安设钟、鼓这种配置形式,最初虽然是起源于中朝宫廷,但元朝在道观内互换二楼东西方位这一做法,同样也施行于都城当中,改变了宫廷固有的方位设置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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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其宫城内部布局完全模仿隋唐洛阳城,北宋时人叶梦得称“太祖建隆初,以大内制度草创,乃诏图洛阳宫殿,展皇城东北隅,以铁骑都尉李怀义与中贵人董役,按图营建”〔97〕,因而其钟、鼓楼位置,亦一依前朝旧规,在大内“文德殿庭东南隅有鼓楼,其下漏室;西南隅钟楼”〔98〕。宋人南渡以后,汴梁城虽然被女真人占据,但宫阙建筑并未遭受破坏,文德殿改名隆德殿,“左曰东上门,右曰西上门,皆南向。鼓楼在东,钟楼在西”〔99〕。直至元代初年,其殿廷遗迹,尚且历历在目,当时人记述钟、鼓二楼的相对位置,依然谓之曰“鼓在东,钟在西”〔100〕。同样,在规模和布局多承用隋唐遗制的北宋陪都西京洛阳,其正衙文明殿,也是“东南隅有鼓楼,西南隅有钟楼”〔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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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刻《海内奇观》上的钟峰和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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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以来世俗社会这种钟鼓楼配置形式,在元代仍然有所沿承。披览元人李好文编绘的《长安志图》,可以清楚看到,在元奉元城亦即今日西安的城垣之内,依旧还是鼓楼(案图上系标作“敬时楼”)在东,钟楼在西〔102〕。然而,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历史成规的一种自然延续,并不能代表当时的整体面貌,正是在元代,宫廷中东鼓西钟的方位设置,开始出现变化。世祖至元四年,元朝兴建大都城,建正衙曰大明殿,有“凤仪门在东庑中,……麟瑞门在西庑中。……钟楼,又名文楼,在风仪南;鼓楼,又名武楼,在麟瑞南”〔103〕。钟鼓二楼的东西方位,恰好相互对调,显然受到道观布局形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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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化刻本《长安志图·奉元城图》上钟楼和鼓楼的相对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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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宫廷中出现的这种转变,与元朝统治者的文化背景,具有密切关系。骤然兴起于北方草原的蒙古民族,不受汉族传统观念和习俗的束缚,所以,很容易将民间道观中普遍流行的钟鼓楼配置形式,移用于宫禁之中。元大都罗城当中钟、鼓二楼的配置,甚至更打破了东西对峙形式,其钟楼在“京师北省东,鼓楼北,至元中建”〔104〕,这可以进一步说明,元大都的钟、鼓楼设置,根本就未尝遵循传统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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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界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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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违逆中朝成规,元代宫廷中这种东钟西鼓的配置方式,并没有能够为世俗社会所直接继承下去。逮明初朱元璋修筑中都凤阳城时,便一返华夏旧章,在罗城中兴建钟、鼓二楼时,使其仍旧东西对峙,并列于皇城承天门外,而且其相对位置,依然是东鼓西钟,“鼓楼在府中云霁街东,钟楼在云霁街西,俱本朝洪武八年建”〔105〕。继凤阳之后在南京城中建置的钟鼓楼,也是“钟楼在鼓楼西”,中间夹有北兵马寺衙门〔106〕,《大明一统志》记云:“钟楼在金川门内,鼓楼在钟楼之东二里,俱洪武十五年建。”〔107〕由于明清两朝在宫廷之内已经不再继续安设钟楼和鼓楼,上述两都的钟鼓楼配置,也就标志着全面恢复了宋人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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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间刻《金陵古今图考·国朝都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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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万历刻《三才图会·南京官署图》上的南京钟、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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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其他一些同时东西对置钟楼和鼓楼的都邑,通常也都是这样(明清时期都邑内钟鼓楼的设置,情况比较复杂,有混放钟、鼓于一楼者,有南北对置二楼者,亦有仅设钟楼或鼓楼者,并有谯楼、鼓角楼以及钟鼓楼等诸多名称)。如康海记宁夏固原镇城,“东悬鼓,西悬钟”〔108〕。又如嘉靖《天长县志》载该县“县衙之前,左有鼓楼,右有钟楼”〔109〕;嘉靖《长沙府志》也记载长沙府城之中“旧有钟楼一,在府治后之右;鼓楼一,在府后之左”〔110〕;明人谢肇淛记山东聊城于嘉靖间得钟于水中,“今置府西钟楼中者是也”〔111〕,虽然没有提到鼓楼,但钟楼居西的情况,仍与上述诸处相同。其他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官署,情况也与州县衙署相同。如山西河东盐池之“巡盐察院,居运治之中。明成化十年,侍御王公臣创建。……院东有鼓楼,西有钟楼。鼓楼建于万历七年,侍御房公寰,钟楼乃正徳十三年侍御宋公钺所创也”〔112〕。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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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一节所述,介于世俗与道观之间的祠庙,在宋元时期,有一部分仿效道教规制,东钟西藏,还有一部分如衡山南岳庙,则是兼容世俗与道教,开创了东钟西鼓的配置形式,但另外尚有一些祠庙,一直沿用东鼓西钟的制度,更多地体现出世俗的特性。如建筑史学者已经指出,泰山岱庙,在元、明两代都保持着东鼓西钟的传统〔113〕。受岱庙的影响,泰山顶上的碧霞灵应宫,历经有明一代,直至清朝康熙年间,也始终是“东鼓楼、西钟楼”〔114〕。在道光年间刊刻的《华岳志》上,绘有与岱庙性质相同的华山西岳庙平面布局图,图中这组建筑,同样是东为鼓楼,西为钟楼〔115〕。其他还有一些地方性祠庙,如陕西三原县城隍庙,其钟、鼓二楼同样如此配置〔116〕。这种情况,不妨视作一种历史的残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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