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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案元《敕修百丈清规》记述宋元禅寺制度，列举寺内有大钟、僧堂钟、殿钟三种不同用途的佛钟，其具体区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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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钟。丛林号令资始也。晓击则破长夜，警睡眠；慕（暮）击则觉昏衢，疏冥昧。引杵宜缓，扬声欲长。凡三通，各三十六下，总一百八下，起止三下稍紧。鸣钟行者，想念偈云：“愿此钟声超法界，铁围幽暗悉皆闻。闻尘清净证圆通，一切众生成正觉。”仍称观世音菩萨名号，随号扣击，其利甚大。遇圣节、看经、上殿下殿、三八念诵、佛诞、成道、涅盘、建散楞严会、讽经、斋粥、过堂、人定时，各一十八下。如接送官员，住持尊宿，不以数限。库司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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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堂钟。凡集众则击之。遇住持每赴众入堂时，鸣七下；斋粥下堂时、放参时、旦望巡堂吃茶下床时，各三下〔住持或不赴堂，或在假，则不鸣〕。堂前念诵时，念佛一声，轻鸣一下，末叠一下。堂司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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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钟。住持朝慕（暮）行香时，鸣七下。凡集众生（升）殿，必与僧堂钟相应接击之。知殿主之。〔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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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启刊《金陵梵刹志》中的鸡鸣寺〔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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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规格最高的“大钟”，便是悬挂于钟楼之上，这种制度，一直被沿用到今天〔126〕。鼓的用途，同样也有很多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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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凡住持上堂、小参、普说、入室并击之。击鼓之法：上堂时三通，……小参一通，普说五下，入室三下，皆当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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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鼓。长击一通。侍司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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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鼓。三通，如上堂时，但节会稍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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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请鼓。长击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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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鼓。早、晚平击三通。馀随更次击。库司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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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浴）鼓。四通，次第候众击〔其详见知浴章〕。知浴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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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宜各有常度，母（毋）令失准。〔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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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比较，可以看出，虽然在清晓黄昏，钟鼓都有报时的功能，但无论这种报时的“更鼓”，还是“身份”最为尊显的“法鼓”，或者其他各种佛寺用鼓，其作用和地位，都远不足以与“大钟”相并比，特别是在阐扬佛理方面，这一“大钟”还独擅有超法界、破铁围、证圆通、成正觉的神圣功效。穆修在宋仁宗天圣初年亦曾讲述说，据释氏之言，此钟“叩之可以上极天界，下洞幽泉，导死者冥昧之魂，出地狱沉沦之苦，……非独用之节昏晓、戒食寝而已”〔128〕。盖当时善男信女，笃信佛祖说法，“撞钟一声，以示阿难及诸大众反观内照，得入理门”〔129〕，这一点正是当时的寺院仅建有钟楼而未尝专门兴修鼓楼的内在缘由〔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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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僧宗赜撰著的《禅苑清规》一书当中，与殿主、阁主、塔主、罗汉堂主、水陆堂主、真堂主一道并列有“钟头”一项名目，述其职事为“拂拭尘埃，列正供具，以时洒扫，庄饰香灯，参后展席，以待众人瞻礼”，实际上是分头打扫寺内各类“教务”房舍，“钟头”显然负责收拾钟楼（除此之外，在寺院铸钟时钟头也具体司职铸造事宜），可是却没有开列管理鼓楼清洁卫生的人员；又书中《训童行》一篇，一一论列各项僧人职事，也只训示“打钟行者，不得失时。常令洒扫，并斋时烧香礼拜，愿闻钟声，皆得解脱”，同样没有对应的“打鼓行者”〔131〕，这些情况正显示出当时的寺院还没有设置鼓楼。京兆府兴平县保宁寺的钟铭显示，在宋真宗时，这座寺院的钟头同时还身兼本寺“落室院主”〔132〕，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钟楼独有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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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十刹图》上的南宋杭州灵隐寺伽蓝配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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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日本入宋僧侣《五山十刹图》中所描绘的各禅宗寺院布局形式，并不完全一致，有的甚至没有标绘钟楼（如明州天童寺），有的寺院是钟楼西与观音阁相对（如台州万年寺），但在设置钟楼的情况下，钟楼位居东侧，而且西侧绝没有鼓楼与之对应，这一点则是各个寺院共有的配置形式〔133〕，这也应该是当时各地伽蓝普遍奉行的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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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上述僧寺制度，便有理由判别，诸如“晨钟暮鼓”之类的词句，在宋元时期，不过是对僧侣鸣钟击鼓生活方式的一种形象描述而已，并不能说明当时在寺院里面已经建有与钟楼并峙的鼓楼。南宋时人曹勋记述高宗绍兴年间在临安兴修仙林寺事，谓当地起初“僧舍无有，钟鼓莫闻”，有僧智卿因谓：“上圣既宅有四海，抚存八纮，以千乘万骑，巡幸浙右，可无佛宇？朝钟暮鼔，讲如来妙旨，为有众之归依，则三乘既传，六用可警。”都是钟、鼓并提，而随后在当地肇建佛寺，系“创为三门、佛殿、药师殿、法堂、佛阁、戒坛、寝室、方丈、僧堂、厨库、廊庑、钟楼、磨坊、病院，选僧浴厕，无一不备”〔134〕，落成之后，并没有见到鼓楼，这一事例，可以清楚印证上述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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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曾有学者以为，道观当中左右对置钟、鼓二楼的制度，是在明代几乎与佛寺同步形成〔135〕。如上一节所述，元代在道观中已经比较普遍地同时并置钟楼和鼓楼，而且寻其渊源，可以一直上溯到南宋和蒙古时期，因此，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僧侣在寺院中增设鼓楼，并使之与钟楼两相对峙，这显然是在效法道观。我们看到，起初效法佛寺设置钟楼的道观，最终又反过来将自己确立的钟鼓楼配置形式，传送给寺院。过去有些研究者认为，佛寺中东钟楼、西经藏的制度，一直持续到明代初年，“大概到明代中叶，才在其对应的西侧建立鼓楼”〔136〕，若是这样，道观影响僧寺的时间轨迹，将愈加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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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道两教的共同影响下，世俗社会的钟、鼓二楼配置方位，也逐渐发生变化。至明代后期，就有一些都邑把钟楼改建到鼓楼东侧，继元代之后，重又出现了东钟西鼓的格局。例如，上一节已经谈到，今西安城的钟鼓楼，在宋元时期本来是东鼓西钟，明洪武十三年重建鼓楼，大体还在原来的方位，而到万历十年，则将钟楼移至鼓楼之东“南北东西皆大街”的都邑中心位置上（即今西安钟楼的位置，迁移前原本在今广济街口）〔137〕，相对位置颠倒过来。又如今南京大钟亭的前身即为南京钟楼，在今鼓楼亦即明初以来的鼓楼东北，与《洪武京城图志》记载的相对位置，也恰恰相反，这是因为原来的钟楼在清康熙初年已经坼毁，迄至光绪年间，始重又新建此亭〔138〕，位置的改移，正反映出清朝人的钟鼓楼匹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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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清以后，这种趋势，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发展。譬如在清代前期，浙江海宁县潮神庙，“前为仪门三楹，大门三楹，左钟楼、右鼓楼”〔139〕，这还可以归属为南宋以来祠庙方面的例证。其他如广东清远县，在康熙年间修“东南角钟楼一，西北角鼓楼一”；又广东琼山县学，于乾隆年间因圮于飓风，“移建于鼓楼之东、钟楼之北”，钟楼显然也是坐东面西，与鼓楼相对〔140〕；还有康熙时山东“历城之东，旧有钟楼，不知其始所自，……楼与鼓楼对峙”〔141〕；民国时期的河北卢龙县城，为清朝永平府治城，城内有钟楼、鼓楼，都是从清代承袭而来，其相互位置，也是钟楼居东，鼓楼偏西〔142〕，这些就都是作为都邑附属设施的具体例证，体现出钟鼓楼配置形式演化的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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