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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案元《敕修百丈清规》记述宋元禅寺制度,列举寺内有大钟、僧堂钟、殿钟三种不同用途的佛钟,其具体区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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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钟。丛林号令资始也。晓击则破长夜,警睡眠;慕(暮)击则觉昏衢,疏冥昧。引杵宜缓,扬声欲长。凡三通,各三十六下,总一百八下,起止三下稍紧。鸣钟行者,想念偈云:“愿此钟声超法界,铁围幽暗悉皆闻。闻尘清净证圆通,一切众生成正觉。”仍称观世音菩萨名号,随号扣击,其利甚大。遇圣节、看经、上殿下殿、三八念诵、佛诞、成道、涅盘、建散楞严会、讽经、斋粥、过堂、人定时,各一十八下。如接送官员,住持尊宿,不以数限。库司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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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堂钟。凡集众则击之。遇住持每赴众入堂时,鸣七下;斋粥下堂时、放参时、旦望巡堂吃茶下床时,各三下〔住持或不赴堂,或在假,则不鸣〕。堂前念诵时,念佛一声,轻鸣一下,末叠一下。堂司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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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钟。住持朝慕(暮)行香时,鸣七下。凡集众生(升)殿,必与僧堂钟相应接击之。知殿主之。〔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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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启刊《金陵梵刹志》中的鸡鸣寺〔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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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规格最高的“大钟”,便是悬挂于钟楼之上,这种制度,一直被沿用到今天〔126〕。鼓的用途,同样也有很多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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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凡住持上堂、小参、普说、入室并击之。击鼓之法:上堂时三通,……小参一通,普说五下,入室三下,皆当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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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鼓。长击一通。侍司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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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鼓。三通,如上堂时,但节会稍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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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请鼓。长击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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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鼓。早、晚平击三通。馀随更次击。库司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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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浴)鼓。四通,次第候众击〔其详见知浴章〕。知浴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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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宜各有常度,母(毋)令失准。〔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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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比较,可以看出,虽然在清晓黄昏,钟鼓都有报时的功能,但无论这种报时的“更鼓”,还是“身份”最为尊显的“法鼓”,或者其他各种佛寺用鼓,其作用和地位,都远不足以与“大钟”相并比,特别是在阐扬佛理方面,这一“大钟”还独擅有超法界、破铁围、证圆通、成正觉的神圣功效。穆修在宋仁宗天圣初年亦曾讲述说,据释氏之言,此钟“叩之可以上极天界,下洞幽泉,导死者冥昧之魂,出地狱沉沦之苦,……非独用之节昏晓、戒食寝而已”〔128〕。盖当时善男信女,笃信佛祖说法,“撞钟一声,以示阿难及诸大众反观内照,得入理门”〔129〕,这一点正是当时的寺院仅建有钟楼而未尝专门兴修鼓楼的内在缘由〔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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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僧宗赜撰著的《禅苑清规》一书当中,与殿主、阁主、塔主、罗汉堂主、水陆堂主、真堂主一道并列有“钟头”一项名目,述其职事为“拂拭尘埃,列正供具,以时洒扫,庄饰香灯,参后展席,以待众人瞻礼”,实际上是分头打扫寺内各类“教务”房舍,“钟头”显然负责收拾钟楼(除此之外,在寺院铸钟时钟头也具体司职铸造事宜),可是却没有开列管理鼓楼清洁卫生的人员;又书中《训童行》一篇,一一论列各项僧人职事,也只训示“打钟行者,不得失时。常令洒扫,并斋时烧香礼拜,愿闻钟声,皆得解脱”,同样没有对应的“打鼓行者”〔131〕,这些情况正显示出当时的寺院还没有设置鼓楼。京兆府兴平县保宁寺的钟铭显示,在宋真宗时,这座寺院的钟头同时还身兼本寺“落室院主”〔132〕,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钟楼独有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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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十刹图》上的南宋杭州灵隐寺伽蓝配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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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日本入宋僧侣《五山十刹图》中所描绘的各禅宗寺院布局形式,并不完全一致,有的甚至没有标绘钟楼(如明州天童寺),有的寺院是钟楼西与观音阁相对(如台州万年寺),但在设置钟楼的情况下,钟楼位居东侧,而且西侧绝没有鼓楼与之对应,这一点则是各个寺院共有的配置形式〔133〕,这也应该是当时各地伽蓝普遍奉行的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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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上述僧寺制度,便有理由判别,诸如“晨钟暮鼓”之类的词句,在宋元时期,不过是对僧侣鸣钟击鼓生活方式的一种形象描述而已,并不能说明当时在寺院里面已经建有与钟楼并峙的鼓楼。南宋时人曹勋记述高宗绍兴年间在临安兴修仙林寺事,谓当地起初“僧舍无有,钟鼓莫闻”,有僧智卿因谓:“上圣既宅有四海,抚存八纮,以千乘万骑,巡幸浙右,可无佛宇?朝钟暮鼔,讲如来妙旨,为有众之归依,则三乘既传,六用可警。”都是钟、鼓并提,而随后在当地肇建佛寺,系“创为三门、佛殿、药师殿、法堂、佛阁、戒坛、寝室、方丈、僧堂、厨库、廊庑、钟楼、磨坊、病院,选僧浴厕,无一不备”〔134〕,落成之后,并没有见到鼓楼,这一事例,可以清楚印证上述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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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曾有学者以为,道观当中左右对置钟、鼓二楼的制度,是在明代几乎与佛寺同步形成〔135〕。如上一节所述,元代在道观中已经比较普遍地同时并置钟楼和鼓楼,而且寻其渊源,可以一直上溯到南宋和蒙古时期,因此,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僧侣在寺院中增设鼓楼,并使之与钟楼两相对峙,这显然是在效法道观。我们看到,起初效法佛寺设置钟楼的道观,最终又反过来将自己确立的钟鼓楼配置形式,传送给寺院。过去有些研究者认为,佛寺中东钟楼、西经藏的制度,一直持续到明代初年,“大概到明代中叶,才在其对应的西侧建立鼓楼”〔136〕,若是这样,道观影响僧寺的时间轨迹,将愈加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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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道两教的共同影响下,世俗社会的钟、鼓二楼配置方位,也逐渐发生变化。至明代后期,就有一些都邑把钟楼改建到鼓楼东侧,继元代之后,重又出现了东钟西鼓的格局。例如,上一节已经谈到,今西安城的钟鼓楼,在宋元时期本来是东鼓西钟,明洪武十三年重建鼓楼,大体还在原来的方位,而到万历十年,则将钟楼移至鼓楼之东“南北东西皆大街”的都邑中心位置上(即今西安钟楼的位置,迁移前原本在今广济街口)〔137〕,相对位置颠倒过来。又如今南京大钟亭的前身即为南京钟楼,在今鼓楼亦即明初以来的鼓楼东北,与《洪武京城图志》记载的相对位置,也恰恰相反,这是因为原来的钟楼在清康熙初年已经坼毁,迄至光绪年间,始重又新建此亭〔138〕,位置的改移,正反映出清朝人的钟鼓楼匹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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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清以后,这种趋势,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发展。譬如在清代前期,浙江海宁县潮神庙,“前为仪门三楹,大门三楹,左钟楼、右鼓楼”〔139〕,这还可以归属为南宋以来祠庙方面的例证。其他如广东清远县,在康熙年间修“东南角钟楼一,西北角鼓楼一”;又广东琼山县学,于乾隆年间因圮于飓风,“移建于鼓楼之东、钟楼之北”,钟楼显然也是坐东面西,与鼓楼相对〔140〕;还有康熙时山东“历城之东,旧有钟楼,不知其始所自,……楼与鼓楼对峙”〔141〕;民国时期的河北卢龙县城,为清朝永平府治城,城内有钟楼、鼓楼,都是从清代承袭而来,其相互位置,也是钟楼居东,鼓楼偏西〔142〕,这些就都是作为都邑附属设施的具体例证,体现出钟鼓楼配置形式演化的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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