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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克曼认为麦金德高估了“心脏地带”的作用。根据对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形势的分析,他质疑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统治世界的中心既不在海洋,也不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而在介乎二者之间的结合部,即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都瞩目这一地带并视之为控制世界的必然途径,这是导致在这一地带产生持久冲突的基本原因。由于临近海上机动通道和具备陆路交通的方便条件,“边缘地带”内部和周围的机动性比海上交通和纯粹的陆上交通都要强一些。因此,如果“边缘地带”出现联盟的组合将给世界造就一支震慑性的力量,足以撼动世界的均势并走上世界权力的颠峰。其结果对传统的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都同样会产生致命的威胁,因而在阻止“旧世界力量中心的统一”方面两类国家存在着共同利益。这句话所指的当然是某种潜在的力量占据“边缘地带”的危险性,然而斯皮克曼也认为某一强国成功地控制该地带也许并非坏事。对于在“边缘地带”所出现的冲突,斯皮克曼提出了与麦金德不同的看法,认为至少有三种情形可以用来质疑或推翻麦金德的陈述。一是历史上多次出现“心脏地带”由内向外施加政治控制和军事入侵的现象,古代游牧民族(即“草原人”)通过征服“边缘地带”的部分地区,建立过几个庞大的帝国;条顿民族与斯拉夫民族为争夺东欧中间地带而进行过上千年的斗争;俄国为了到达印度洋,曾在近东地区与土耳其、不列颠相对抗。虽然“心脏地带”对“边缘地带”的侵略曾经引人注目,但更主要的冲突发生在“边缘地带”本身之内。二是麦金德强调陆权势力与海权势力之间历史性对抗的不可避免性,但事实上证明这是错误的断言。实际上,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三次著名战争(即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俄国都是站在一起反抗拿破仑、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所领导的“边缘地带”的侵略国家的。换句话说,从来不曾发生过单纯的陆权势力与海权势力的对抗。历史上的阵营总是某些“边缘地带”的国家和英国对抗另一些“边缘地带”的国家和俄国,或者是英国同俄国联合起来对抗一个统治“边缘地带”的强国(8)。也就是说,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也有可能共同反对某个介入“边缘地带”的强国,或者一些“边缘地带”的国家与另一些“边缘地带”的国家分别联合陆权和海权进行对抗。故而,麦金德的三段论式的名言是错误的,应该把旧世界的强权政治的口号修正为他的新三段论。三是在历史上大陆“边缘地带”的一些国家总是周旋于英国和俄国之间,或者同英国结盟或者同俄国结盟,目的是反对要支配“边缘地带”的列强;而对于海洋大国来讲从未发生过它们为反对大陆国家集团而实行结盟的情形。因此,在欧亚大陆存在着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即“边缘地带”和“心脏地带”中,海洋方向所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前者而不是后者。19世纪以来的世界政治格局反映在地缘政治上,就是“边缘地带”成为海洋方向和“心脏地带”之间进行斗争的主要场所。曾经出现过海上通道周围以英国为主的海上力量与试图冲破包围圈并寻找出海口的以俄国为代表的陆上力量相互间的对抗,其目的主要是争夺“边缘地带”的主导权,防止对手成为这一地带的主宰,而不单纯是海权和陆权的斗争。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时候,世界最大的两种势力之间的斗争实质上仍然“是一场争夺欧亚边缘地区沿海地带控制权的斗争”(9)。也就是说,历史和现实的地缘政治较量都说明,“边缘地带”一方面可以发挥海权与陆权之间冲突的巨大的缓冲地带作用;另一方面,控制“边缘地带”的斗争恰恰是引发大规模世界性冲突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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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斯皮克曼还指出了“边缘地带”的另一种可能的发展前景,即假如欧亚大陆周围,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达到高度工业化,苏联在中亚地区的位置重要性将减少。因此,苏联的力量仍将存在于乌拉尔山以西的欧洲,而非中部的西伯利亚区域。这一前景促使他对与麦金德相反的结论或倒转逻辑,即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较“心脏地带”更为重要的论断深信不疑。斯皮克曼提出,如果新工业中心和新交通枢纽沿着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发展,这里在战略上将有可能比“心脏地带”更为重要,尽管处在“心脏地带”的俄国仍然是“最强大的陆上势力”,但它依靠单独的力量也无法扭转这种战略态势。总之,斯皮克曼的学说改变了马汉把对海洋的控制和麦金德把对“大陆心脏地带”的控制视作世界历史基本动力的观点,而转以“边缘地带”取代前二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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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及“大陆心脏地带”的不重要性时,斯皮克曼谈到了俄国经济和地理的现实情况。他认为,从地理条件看,占据“心脏地带”的俄国地处内陆,气候恶劣,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特别是,它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工农业布局很不合理。所谓巨大粮仓的说法,因农业生产中心在西部、不在中部而大大折扣。而作为现代工业动力的煤、铁、石油和水力的储藏,大都分布于乌拉尔山的西面而很难实现对整个“心脏地带”的供给。再就交通和技术条件——这是麦金德提出“心脏地带”重要性的主要根据——来说,也无法印证“心脏地带”的重要性。斯皮克曼指出,并没有事实表明“心脏地带”现在或不久的将来是世界交通、机动和潜在实力的中心。虽然铁路和空中飞行意味着它可以利用原先没有过的全新的机动性,但它在通达性上却是相当差的,因为正是地域空间过于广阔,它在四面都面临无法逾越的通行障碍。寒冷的气候和众多崎岖的山路,使人们完全可以想象依靠陆路从事扩张活动的艰难程度。如同过去那样,实力与距离的反比例规律仍然会发挥作用。虽然俄国的好处是可以利用内部交通线,与英国利用外部交通线相比仍具有便利之处;但是必须指出,内部交通线起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而不只起一个方面的作用。如果圆周线上的一点转变为另一交通圈的中心,则中心和圆周线之间的关系就很容易随着变化。例如“心脏地带”对于英国的战略含义,只有假定英国在“边缘地带”聚集了足够的军事力量才是真实的。如果“边缘地带”是由当地的战争工具控制着,整个内线和外线的意义就改变了;特别是,如果“边缘地带”的某些势力(如中国和印度)完全能够依靠自己,那么它们必须依靠英国海军保护的可能性就不复存在了。此时,除非俄国中亚地区的实力足以与“边缘地带”相匹敌,否则它的力量仍将留在乌拉尔以西,而不会以压倒的优势来对付“边缘地带”(10)。所有这些意味着,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在最近的将来可能成为世界潜在力量中心的观点,由于自然因素、经济发展因素及其地理上的障碍,可能减少其理论的可靠性。“心脏地带”的整个陆块从未形成过一个完整的整体,在政治上也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势力,而是始终处于被分割成好几股势力的分散状态,要设想对它进行像样的整合在事实上是相当困难的,即使付出一定的代价也是很难奏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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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就陆权重要性而言,斯皮克曼同意麦金德的观点,因为实际上他也是一位陆权论者。即使面对当时海军和空军力量的发展并显示出战略上价值的情况,斯皮克曼仍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证明,海军和空军脱离了陆地的支撑很难达到明显的效果,军舰和飞机没有陆上基地是不能起作用的;因此,基地力量就始终是决定性的因素。“空军不仅仅是飞机而已,而是飞机加基地。反过来说也是正确的。”(11)基于此,他把海空力量视为在陆地取胜的辅助手段,并认为海空力量即使在“边缘地带”也不能单独决定胜负。这些观点意味着斯皮克曼并不认同海权论和空权论的绝对化倾向,而是把陆权视为一种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此外,斯皮克曼对麦金德的“世界岛”理论也是基本上苟同的,他以美国为例进一步阐发了这个著名理论,即对于海权国家来讲,“世界岛”是提供力量平衡的关键,保持与其有关的力量均衡属于海权国家的根本安全利益。美国在短时间内被迫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目的,就是要防止“世界岛”落入某一强大势力的手中。正是基于这种分析,斯皮克曼提出了他的著名论点,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决定着其安全问题的性质,由此决定着它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行动。应该说,斯皮克曼以批判的态度进一步发展了麦金德的陆权理论。从斯皮克曼的主要观点看,他虽然强调“边缘地带”的战略意义,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有关陆权的地缘政治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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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麦金德一样,斯皮克曼特别重视欧亚大陆在地缘政治和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在这块世界最大的大陆上,历史上存在着“心脏地带”向外压迫“边缘地带”的一般情形。俄国正是从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寻求走出去的出海口,但也正是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遇到主要障碍。海上强国则从海洋方向包围欧亚大陆,以此来奠定自己的世界权力地位。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亚大陆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因为世界大战的两个主要战场欧洲和远东都在欧亚大陆,它们成为决定战争结局的关键部位。虽然它们都具有各自的区域独立性,但就依托欧亚大陆的位置来说仍是整个战场上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就需要妥善处理和全面兼顾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所经常面临的海陆关系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布局上,“每一个战区都有两个海陆两性的边和一个大陆边。这种形势中的第一个要点是:俄国和美国对这两个战场所处的地位有极大的相同之点,也有极大的不同之处。苏联介于两个战场之间,但是有完整的陆地领域;美国也居于两个战场之间,但是有大洋的阻隔。”与此相比,德国和日本却因能够有效利用内线供应而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只不过后来它们因没能克服陷入两线作战,即进行大陆战争和海陆两栖战争的原因才不免失败的命运。苏中美英的共同参战,迫使德国和日本穷于同时应付海陆作战(12)。但是,对于反法西斯国家来说,海陆问题的严重性也是存在的:一方面,俄国的力量和战争重心集中在西部,中国的力量和战争重心集中在东部,因此既不能在战略上形成有效的呼应之势,又不能满足战争的物资供应。另一方面,如果苏中两国在战争中失败,那么美英很难依靠加在一起的力量去打败德国和日本。而且,给美国造成的最严峻事实是德意日结成了军事同盟,使其有可能处在整个欧亚大陆的联合势力所构成的包围圈中,这样它不得不单独面对东半球实力中心的压倒性优势。因此,可以说美国曾经遭受过自己安全上的致命威胁,它在处理海陆关系时也有力所不逮之处。只不过在欧亚大陆上存在苏中两个战略潜力很大的国家,美国自己才幸免于战争的不幸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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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斯皮克曼在强调欧亚大陆的重要性时,关注点仍然是其“边缘地带”。他认为,“边缘地带”和“心脏地带”的关系,特别是前者内部的实力分配,关乎整个东半球势力冲突的谁胜谁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关头实质上是争夺欧亚边缘地区沿海地带的控制权的斗争。就此,他更加关心美国在这种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和所应选择的战略: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曾经造成了某一强国或强国联盟控制“边缘地带”的现实前景,这不仅是对美国的最大威胁,而且也是美国参战的根本原因。因此,美国的基本目标和采取行动的方向始终应该是阻止某些霸权势力统治“边缘地带”,为此完全可以不惜使用武力。这不仅是国际关系的性质决定的,而且是美国地理位置所包含的安全条件决定的。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所应采取的战略,斯皮克曼强调,由于美国在地理上被欧亚大陆及非洲和澳洲包围着,它的战略宗旨应该是维护欧亚大陆的均势,不允许欧亚大陆出现一个统一的压倒其他所有国家的权力中心。为此,他主张美国必须积极干预欧亚大陆事务,控制该大陆的“边缘地带”。从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在地缘政治上所采取的战略来看,它们都对斯皮克曼的建议十分重视。战后,美国沿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建立军事基地和势力范围,对属于另外一个阵营的苏联和中国进行围堵,便是明证(我们今天依然可以从布热津斯基的“美国深入欧亚大陆腹地”和进军中亚的主张,以及克林顿、布什的中亚政策中看出问题的实质)。而美苏两极之间的竞争和对抗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斯皮克曼的观点。虽然苏联与美国相比力量仍然逊色,本质上是一个陆地强国,但它雄居欧亚大陆,并不断把触角伸向“边缘地带”。20世纪70年代,苏联所做的“南下暖洋”努力和入侵阿富汗的行动,便证明它对“边缘地带”的高度重视。因此,美苏之间作为世界两强所进行的较量仍然说明,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会从各自的地缘政治条件出发,会追求不同的地缘政治利益;但它们对“边缘地带”战略价值的理解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应该说,这种差异点和共同点都是冷战时期美苏冲突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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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克曼在强调陆权重要性的同时,也谈及过海洋的重要性和海权问题。他一方面指出,世界陆块地理的这些主要因素,是一切战略和安全问题中必须加以考虑的极端重要的因素。政治的和经济的结论规定对政策的最后决定,而政治和经济的结论首先受到陆块分布和地形性质的限制和约束。另一方面,他也承认,“显然,海洋在旧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关系中起最重要的作用,海洋也规定了旧世界与新世界之间的关系。东半球与西半球之间最重要的接触是由海上交通进行的。只有利用海上交通,美国的势力才能影响欧洲和远东,而欧亚各国的势力,也只有越过海洋才能实际上接触我们。尽管除了运送最特殊的项目外,在运输一切物资方面占压倒优势的仍然是航行在大洋中的船只。”(13)进一步地说,不仅海洋对交通和技术存在重要影响,它对地缘政治本身也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斯皮克曼认为,海洋是新型地缘政治结构的基础,这与历史上以控制毗邻陆地为基础的陆上强国,如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和沙俄帝国是不一样的。由于海洋的通达性极强,它造就了拥有强大实力和空间形态巨大的权力结构。英国、法国、日本和美国都促进了现代世界的成长,而这个世界是政治势力发生相互作用的单一场所。正是海洋把欧亚大陆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单元,而海权支配着新旧世界之间的关系(14)。当然,斯皮克曼所说明的海洋重要性是具有限定意义的,这就是他在观照海陆关系时仍然强调“边缘地带”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当海上力量对“边缘地带”发动进攻或海上力量与陆上力量在此相遇时,这个地带的地缘政治价值会骤然上升。他强调,“心脏地带”的强国始终存在着寻求出海口以支配海上通道的强大动力,这些国家认为只有如此才会达到控制世界的目的。而控制“边缘地带”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途径。同样,海上力量也始终存在着控制“边缘地带”以占取针对“心脏地带”优势的动机,它们认为在这一地带上所采取的行动具有向外遇到阻力最小的优势。这便是“边缘地带”不断发生冲突的历史动因,也是它具有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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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克曼另一个有关海陆关系的著名观点是关于对世界权力中心的分析。在斯皮克曼的世界观中,世界权力的主要中心几乎都处在中纬度地区的沿海“边缘地带”,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仍是如此。在这一空间范围内,已经出现了三个或四个权力中心,即北美太平洋沿岸地区、欧洲沿海地区和欧亚大陆的东亚沿海地区,后两个地区与麦金德所称呼的“内新月形地带”大体一致在斯皮克曼的定义中属于狭义的“边缘地带”;第四个中心可能是还不太显眼、却有发展能力的印度。世界权力中心分别对应着海上世界、陆地世界(即“心脏地带”)和介于二者之间的“边缘地带”。当然,斯皮克曼强调了后者的显著地位,认为对于世界主导权的争夺就表现为包括南北美洲大陆的西半球与包括“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欧亚大陆的战略性对抗,它决定着大国的命运和前途(15)。在欧亚大陆上,并不是“心脏地带”反而是“边缘地带”构成对海上力量的主要威胁,对它的控制足以奠定统治世界的基础。一旦“边缘地带”落入某一个强大势力之手,只有其他两个力量中心联合在一起的力量才能抵挡。因此,海上世界和陆上世界都设定“边缘地带”是获取权力的基础,也是它们加强自身力量的基本源泉。从美国的战略利益出发,斯皮克曼认为美国必须对这一地缘政治的结构此作出及时而有效的反应。鉴于德国与日本的结盟意味着这两个国家有可能控制上述三个世界力量中心进而控制整个世界,美国要保证自己的实力地位,就只能与英国结成同盟。因为美国自己的最根本利益是决不能让任何单一势力获得独自控制“边缘地带”的机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自己可以与某些“边缘地带”的强国建立联盟,或宁可与“心脏地带”的强国实行联合。正是根据这样的逻辑,斯皮克曼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英苏的战略联盟表示拥护,并认为这是以实际行动对“边缘地带”重要性的认可。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所应采取的地缘政治战略,斯皮克曼认为,由于美国自身不具备单独抗衡联合的欧亚大陆的完整实力,最好的做法是维持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均势。如果欧亚大陆上的强国(主要是俄国和中国)结成联盟,那么对美国安全所造成的威胁不亚于德意日联盟。“一个从乌拉尔山到北海的俄罗斯与从北海到乌拉尔的德意志是一丘之貉”。他还预测,美国在亚洲可能会面对一个现代化的、充满活力的和军事化的中国,它不仅威胁到日本的地位,而且会削弱西方世界在亚洲的利益,因此,美国要像从前两次主动援助英国一样,在安全上给日本一把保护伞,以维持亚洲的均势。从此可以看出,斯皮克曼的理论完全从现实主义假定出发,把地缘政治和均势完整地结合起来,一方面认为一个“本质上不稳定的、不断变位的、不停变化的”均势是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16);另一方面,他所讲的“均势”实际上主要是指大国之间在“边缘地带”所产生的均势,均势具有地缘政治的确定含义,或者具体说它必须确实反映地缘政治分布性的现实特征。特别是,其论述明显地暴露出来在陆权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地缘政治海陆二分的主导倾向,并以“边缘地带”的重要性和对世界权力中心的划分加强了这种主导倾向。这是他的理论遵循传统二分论和进一步扩大二分逻辑的很好注脚。斯皮克曼在自己“新世界观”(new world-view)的基础上,把世界权力的中心划分为“海上世界”(the maritime world)和“陆上世界”(the continental world),与“海权”和“陆权”的概念正成对应之势(17),只不过他以“边缘地带”学说又作出了“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二分的进一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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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二节 斯皮克曼与麦金德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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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麦金德到斯皮克曼,虽然不能说理论的发展完全是一脉相承的,但至少也显现出发展脉络有致的特点。这主要在于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少相同点。斯皮克曼与麦金德一样,基本上持有类似的全球观点;两个人作为具有全球眼光的地缘政治学者,都突破了地缘政治学传统的狭隘视野来看待国家权力与地缘政治的互动。不过,两相比较的话,麦金德的全球视野带有明显的从“大陆心脏地带”由内而外的推延式思维倾向,在斯皮克曼那里则呈现出一种完全覆盖全球的横向联系思维倾向。他认为,“现代国家不论是在战争时期或和平时期都要以全球的观点来进行政治的和战略的思考,才能保持住它们的实力地位。因此,凡是健全的地缘政治分析,都是以反映有关的一国或几国在地球上位置的世界地图为基础的。”(18)虽然斯皮克曼是从西半球看东半球的,东半球主要就是欧亚大陆,但“以西半球为中心的圆筒投影地图,给我们提供了一幅美国的地理位置与世界其余地区关系的图景”;虽然他强调新世界在地理上被旧世界的一些地块所包围,但新世界和旧世界的结合是一幅更完整的全球世界的景观。就此,斯皮克曼提出,全球和平植根于对整个世界地理,包括地表所有区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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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克曼认为,麦金德的后期观点在内里对“边缘地带”理论是有所妥协的。由于地缘政治全球范围所显示出来的重要意义,这种妥协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他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十分明确地显示出欧亚大陆关乎全球势力均衡的重要性。麦金德对“大陆心脏地带”这个概念的最近表示,已承认了“边缘地带”的卓越重要性,承认了英、美、俄为了防止德国势力在这个地区成长而进行合作的必要性。因此,他修改了他的观点,把“大陆心脏地带”的分界移到叶尼塞河,缩小了中西伯利亚草原地区的重要性。现在苏联的实力中心,是在它的实际地理中心所规定的地方,即在乌拉尔以西。“大陆心脏地带”变得不像“边缘地带”那样重要了,而能够控制欧洲沿海地区,从而左右世界主要实力关系的,则是英、美、俄陆海势力的合作(19)。虽然麦金德和斯皮克曼分别提出了同样著名的“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带”两种学说,虽然由欧亚沿海所环绕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在事实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正是因为地缘政治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二者反而具有了很大的相互补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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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麦金德和斯皮克曼都属于现实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理论方面也都主要以陆权和海权的政治较量作为论述的基础;两人都属于陆权学派,且是该学派重要的头面人物,二人学说从地理因素角度分析了陆权对于国际政治的重要影响,斯皮克曼强调“边缘地带”的战略意义,完善了麦金德的陆权思想。当然,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学说”是“大陆心脏地带学说”的“著名的倒式”,但这种倒式实际上使人们对陆权和海权相互关系的理解更加完整。这主要体现在两点上:一是“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二分,二是“内新月形地带”与“外新月形地带”的二分,地缘政治学的陆权理论因发展出这两条主要线索而变得更加深刻、深化和全面。特别是,就其“边缘地带学说”的理论内核而言,第二个二分特别具有重要性。因为麦金德在其陆权论中已提出“内新月形地带”和“外新月形地带”的二分思想,也讨论了它们与“心脏地带”的关系;但对这个命题作系统展开的是斯皮克曼,“边缘地带”理论在麦金德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内新月形地带”和“外新月形地带”的划分作了发展和扩大。这些对理解“边缘地带”的性质和形态都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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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说两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只能说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学说质疑和翻转了麦金德的“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在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上提出了相反的结论。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大不同点,而这已经在上面作出过详细的分析,此处不再赘述。二人理论的另外一个不同,反映在理论对政策和现实领域的影响方面。麦金德的理论确实影响了一些西方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政策选择,但主要是德国;斯皮克曼的理论则受到更多国家的重视,特别是美国。严格地说,在地缘政治学理论中真正获得应用的理论是斯皮克曼的理论。麦金德、可能还有马汉,他们所给出的地缘政治格言至今仍然为人们所熟知,但他们的理论只是提供给人们观察和分析国际政治现象的某种方法和工具,对一些国家的政策产生了某种微妙的影响,并未直接被采用;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学说”则在战后美国政府那里得到了直接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长期推行的冷战与遏制战略及控制“边缘地带”的霸权扩张政策就从这一学说中找到了直接的“政策依据”。“边缘地带学说”的实用性和现实主义品质从斯皮克曼自己给地缘政治所下的定义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地缘政治主要是研究国家地位、安全问题的基本方法和尺度,“研究如何以地理因素为基础来制定国家安全政策”;“如果不考虑地理因素,那就忽视了阐明安全问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依据。”(20)这一定义使地缘政治与对外政策密不可分,其联系逻辑是:地缘政治决定国家维持安全的方式,包括动用武力来确保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方式;因为政策和实力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因此,在解读国家的对外政策时,首先要了解其在世界所处的地理位置,而地缘政治学可以提供国家行动的地理方位、坐标和方法。鉴于战后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最根本问题仍然安全问题,在这方面必须运用地缘政治分析的方法(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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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虽然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具有全球视野,但其主要注意力仍然是朝向美国自身的。斯皮克曼围绕“边缘地带”所作的地缘政治分析,对美国战后的战略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有影响的主要观点是:第一,美国有权利参与世界事务,参与世界事务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斯皮克曼认为,“从地缘政治分析的观点看来,美国受到了地理上包围。实力资源的分布,给旧世界(欧亚)提供了施展实力的可能性要比给新世界(北美)的大。”(22)而在政治上讲,美国和北美大陆的安全正在受到来自大洋彼岸整个半球联合力量包围的威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限的世界地理空间内,美国要使自己免遭包围和失败,就必须在孤立主义和干预主义之间进行有力的选择,而斯皮克曼的政策主张虽然体现了一种给美国决策者敲警钟的“逆向思维”,但其政策用意十分清楚,即美国应该积极地介入世界政治,不惜使用征服手段来阻止超越太平洋和超越大西洋的两个地区之间的统一,而这需要它在全球范围内采取有效的、实质性的行动。与此相联系的是,斯皮克曼比别人更强调奉行实力政策的重要性,认为实力扩张是真正能够推行美国政策的有效工具,奉行实力政策可以使美国在地缘政治上取得可以见得到的成就,而美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推进不过是实力扩张和增强的直接表现。由此,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色彩的实力政策和具有明显的实力色彩的地缘政治政策,深深地影响了战后几十年以来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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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边缘地带”在美国战略中占有关键的位置。由于美国在地理上被欧亚大陆以及非洲和澳洲包围,所以,“边缘地带”是与美国有着最直接利害关系的区域。斯皮克曼的分析试图证明,如果整个欧亚大陆联合起来形成一股统治世界的力量,那么美国就将面临最大、最现实的危险。他认为,如果“边缘地带”被其他大国威胁或控制,尤其是如果美国自己面临已经控制欧洲大陆的某个强国或联盟的直接进攻,它在北美大陆的强势地位就可能发生动摇,甚至连生存利益都会出现不可预见的变数。斯皮克曼指出,为了确保美国的国家利益,对付这种可怕的前景的条件取决于两个:条件之一是不列颠舰队完全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而美国又能利用不列颠诸岛作为前进基地以对付欧洲大陆;条件之二、也是最重要的条件是美国控制“边缘地带”,同时防止由一个敌对国家统治欧亚大陆。美国要高度关注谁能控制欧洲和亚洲的“边缘地带”,“要是这些地区落到与美国为敌的一个强国或几个联合起来的强国手里,那么由此造成的包围形势就会使我们处于严重危险的局面中,不管我们的陆军和海军的力量如何强大”,因此,“在美国的安全形势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谁控制欧洲的和亚洲的边缘地区问题。”(23)在斯皮克曼看来,在“边缘地带”(包括欧洲沿海、远东沿海和可能成为中心的印度),对美国来讲最具重要性的是欧洲沿海地区。“边缘地带”的地理特征和其内部的分布性特点,决定了美国只能与英国联盟,否则美国将处于一种易于被挫败的地位。因为即使美国变得强大,它仍然不能单独抵挡住所有其他中心的联合。为了作为一种世界性力量生存下去,也为了“美国心目中的世界和平”,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主动寻求英国的帮助。同时,为了限制德日联盟势力的扩张,为了避免德日在“边缘地带”建立强国,美英还必须与苏联结盟,通过三者联盟可以建立欧亚大陆力量的稳定均势(24)。当然,斯皮克曼也率直地强调,美国要保持对战后世界的控制权,必须意识到苏联对“边缘地带”的现实威胁并采取直接的对策。因为一旦这个已经占据“心脏地带”的庞然大物推进到“边缘地带”,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美国应该把遏制苏联对“边缘地带”的蚕食和扩张视为当务之急,这是保持全球力量均势和世界和平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必须在“边缘地带”保持优势的军事存在和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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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西半球对东半球的战略对比看,欧亚大陆的战略价值应当引起美国的高度注视。过去,每当某一强国眼看要控制欧洲大陆的时候,美国都不得不被迫参战进行阻止,并且只有在付出沉重代价的情况下才达到这个目的。问题是由于美国没有能认识到自己在世界上所处的地理位置的含义。战后仍然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西半球实力中心能够为一种联合起来的欧亚潜在实力所压倒,欧亚联合起来的潜力拥有十倍于美洲的人口和两倍半的土地。即使目前新世界的工业生产力几乎与旧世界相等,但美国一旦面对联合起来的欧亚边缘地区,仍将会发现自己无可奈何地被一个优势的力量所包围。因此,它的主要政治目标,不论是在战争时期或和平时期,必须是防止旧世界几个实力中心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利益。”(25)尤其是,要防止欧亚大陆出现一个占有压倒性优势的统一权力中心或潜伏一个有压倒性优势的潜在势力。这是攸关美国生存与安全的最基本利益,因而是其在地缘政治上的最主要目标。由于欧亚大陆的势力分布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平时都具有明显的严重性质,他建议美国必须积极干预欧亚大陆的事务和介入相关国家的政治生活。这意味着,建立和维持欧亚大陆的均势,决不允许在欧亚大陆出现与美国匹敌的强国,是美国战后的主要目标,美国可以不惜用征服手段来达到这一目标(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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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斯皮克曼是美国现实主义学派中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的“边缘地带学说”对美国的冷战政策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成为杜鲁门主义和凯南遏制理论的重要来源和基础。这种影响有些至今仍值得高度关注。战后以来,美国在“边缘地带”推行了一系列的编织军事同盟网络的计划,其主要矛头指向位居欧亚大陆中心的苏联和处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双重位置上的中国,最终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广阔“边缘地带”上形成了遏制苏联和中国的包围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斯皮克曼“边缘地带学说”的精髓的,因为这种做法实际上把斯皮克曼的理论演绎成了这样的现实: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保持美国的军事和政治优势,阻遏苏联对“边缘地带”的推进和向海权国家发起挑战的可能性。同时,美国高度重视同“边缘地带”外围的西欧、日本建立联盟,只不过斯皮克曼在世界三大权力中心基础上提出的美英苏联合预想在战后变成了美德日联盟,德国和日本被美国视作制约苏联控制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企图的重要力量。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政策从冷战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杜鲁门的“遏制”和“包围圈”政策,尼克松——基辛格的均势政策和里根针对苏联的“推回战略”,以及布什借口“9·11”事件将美军开进中亚地区的做法,都鲜明地印证了斯皮克曼“边缘地带学说”的实践含义。正如一份材料所证实的那样,1986年2月,美国海军部正式宣布要控制世界上16个海上航道咽喉点。所开列的名单有:北至格陵兰——冰岛——联合王国之间的海峡,南至非洲以南航道;近至佛罗里达海峡和巴拿马运河,远至东南亚的马六甲海峡。所列诸点遍及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和北冰洋,最远的地点距离美国本土有万里之遥。美国的地缘战略目标是:对海上航道的控制是加强对“边缘地带”控制的主要步骤,而控制“边缘地带”是要“变苏联为一个孤立的岛,以便美国控制余下的世界”(27)。这些都是斯皮克曼“边缘地带学说”的直接应用。而无独有偶的是,苏联虽然没有公开使用地缘政治这样的概念,但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它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争霸和所推行的对外扩张政策明显的是受地缘政治的逻辑支配的,如以中东地区侧翼包抄西欧,南下印度洋,入侵阿富汗,在越南金兰湾建立海军基地,对北方四岛紧紧抱住不放,等等,都与沙俄帝国由内而外的地缘政治扩张的路数暗暗相合,特别是它们都对应了“边缘地带学说”的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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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斯皮克曼地缘政治学说的命运标志着,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和地缘政治要求相一致,第二战次世界大后地缘政治学研究的“心脏地带”转移到了美国,先前那些该领域的重镇则退位为“边缘地带”。斯皮克曼的学说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国际关系学者的观点和著述,尤其是现实主义学派的学者。因此,斯皮克曼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学派的大师级人物,他的理论也被称为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支柱”。与此同时,斯皮克曼的论说成为美国历届政府制定超级大国战略和进行美苏对抗的重要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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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和平地理学》,出版说明,第1页;《国家战略论》,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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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和平地理学》,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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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和平地理学》,第2页,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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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和平地理学》,第1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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