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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062 对于苏联“海上威力”的特点和海军建设，戈尔什科夫还特意说明“国家的海上威力应当看作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特点不仅在于其组成部分之间存在联系，而且还和海洋这个环境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这种体系在和海洋的相互关系中，表现出了自己的完整性。”由此，应该把“海上威力看成是一个包含各种因素的复杂的综合体”。具体到苏联海军的战略目标，戈尔什科夫建议，要使苏联的海军具备远洋作战的能力，应该使苏联的海军战斗从近海转向远洋(23)。他说，“我国建立了现代化的海军，并把它派往大洋，以保障我国的国家利益，可靠地保卫自己不受来自辽阔大洋方面的袭击。”所以，在谈到70年代苏联海军的战略方针时，戈尔什科夫进一步地明确提出，由于美国是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的战略变化是苏联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力量发展所应锁定的目标。战后以来的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对苏联的军事战略先后经过大规模报复和灵活反应两个阶段，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已进入现实威慑阶段，这一阶段的实质“是要把战略进攻的主要威力转到辽阔的海洋上去”。据此，他认为，苏联海军必须根据世界战略形势的变化做出反应，把“夺取制海权”放到首要的战略地位。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苏联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行动能力便捷的现代化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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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064 从戈尔什科夫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理论线索，就是强调地理环境对苏联历史的作用，强调俄国具有海洋国家的属性，强调海权的必要，强调海洋的战略价值和作用，强调海军这一军种对国家战略的意义和“责任”。戈尔什科夫的一句名言将他的“海洋理论”推到了极致：“当帝国主义的威胁出现在哪里，苏联舰队就可以开往哪里”(24)。正是因为如此，他被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戴上了“海权主义者”的帽子，并拿他的观点和主张与马汉强调海上力量要集中在“决定性地点保持优势”的论点相比较。对于他的理论，有人认为它很明显地附着当年马汉的影子，其著作是马汉海权论的当代翻版。但可以指出的是，戈尔什科夫与马汉还是有着比较大的不同，这不仅在于二人的世界观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在于前者不同意后者关于“制海权”的概念，他认为应该区分海上霸权和制海权的概念，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制海权是指掌握海上战区的战略控制权，而海上霸权是马汉所说的“制海权”的终极目标。世界霸权这个概念应予否定，但制海权作为“海军艺术范畴”应予肯定。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戈尔什科夫尽管被说成是“新时代”的“海权主义者”，但他还是比较强调海陆并重，强调国家战略要“具备两只手”（即海军和陆军这两只手——这实际上是彼得大帝以来的一贯思想）。因此，这位在翻译作品中被当成军事战略家，但实际上也应该是地缘政治学家的人，恰恰通过自己的著作和政策主张延续了地缘政治学中海陆二分论的主脉。这是我们需要给予必要的理论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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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066 另外，戈尔什科夫鉴于海军发展的需要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洋技术的迅速发展，非常强调科技的作用，颇有“科技强军”的先见之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发展之快，已使它的发展探角伸向了外层空间和太空，但这反而没有影响他对海洋和制海权重要性的强调。通过对海洋技术和海上武器系统的了解，我们知道，从海洋方向发动的袭击可以对陆地上的目标产生极大的威胁，海上核武器的高度机动性和隐蔽性更是可能带来战略上的奇效。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海上的军事行动不受陆上地形障碍与国界的限制，它可将本国领海和公海都作为活动场所。其高度的机动性使海军可将本国军队有效投送到世界的任何角落。而且，海基导弹比陆基导弹更机动灵活，也更隐蔽。在常规作战和核反击中，海军力量的作用都是巨大的。毋宁说，海军力量和其他军种的结合，尤其是和核武器的紧密结合，将造就新的作战形式和战争样式，取得与以往不同的战略效果。因此，海军的作用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海洋技术对人们认识军事科技对当代国家战略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及如何处理海陆关系有着相当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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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068 戈尔什科夫的海权论旨在强调苏联在与美国海上竞争中如何取得优势，显然是为冷战时期的苏联全球战略服务的。例如，自苏联海军拥有弹道导弹潜艇这支战略核力量后，其战略地位和作用急剧上升，传统的海上作战行动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而海军对岸上的作战行动则成为海军的主要战略任务。但戈尔什科夫的海权论仍然强调其在政治上的意义，即最大限度地维持苏联在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中的优势，仍然需要依靠海军力量在各个方面（包括海上）的运用。他认为，海军是苏联的“一只手”，它的战略核力量在平时作为遏制手段和对保持战略均势的作用不可等闲视之。作为国家工具之一，海军力量具有其他军种所不具备的长处。它“在和平时期可以用来在国外显示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而在各军种中，海军最能够有效地保卫一个国家在国外的利益”。它在世界海洋的“军事存在”也是达到对外政策的政治目的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手段(25)。按照戈尔什科夫的逻辑，海军的这些战略作用，对于维护苏联的战略利益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他进一步发展海权论的主要目的就是给苏联的全球战略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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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070 最后，我们附带说明戈尔什科夫的海权论给我们的两点重要启示。一是就军事意义来说，由于海洋战场比陆地战场具有更大的空间范围和影响范围，海洋兵力活动比陆上兵力活动具有更大的自由度，海洋作为导弹核武器的发射阵地比陆基导弹发射井具有更强的生存力和隐蔽性(26)，所以海洋和海权的战略价值须臾不可忽视。当然，还需要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洋武器系统有了疾速的发展，这对海洋军事战略和获取海权目标的影响必须加以充分估计。例如，航空母舰与载有远程导弹的核潜艇已经成为对海上作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一些大国已经具备了远洋作战的能力，这些是马汉和传统的海权论所没有预见到的。又例如，正是由于海洋技术和现代武器系统的结合，狭窄的海道和海上航线已经降低了原有的军事意义，马汉对“地峡”重要性的论述也不免大打折扣。这意味着，国家战略必须回应新的海洋技术和新型海军力量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也必须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和军事科技发展海权论。二是就政治意义来说，随着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发展变化，海洋的战略价值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日益增强。由于陆地资源的消耗枯竭和经济快速的发展，又由于海洋是蕴藏着丰富资源的天然宝库，所以海洋资源和海底资源无疑将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那些大国争夺的重点。例如，海洋中的油气资源就远比陆地丰富，仅大陆架石油可开发的储量就达2500亿吨，相当于陆地储量的3倍。可以说，控制海洋进而控制能源和资源，已经成为掌握世界性权力和财富的关键。同时，海洋仍然是当今国际贸易最主要的运输途径和场所，海上贸易运输量占世界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二；并且，海洋运输具有陆上运输和空中运输无法取代的优越性，仍将在全球范围的货物运输尤其是石油等关键性能源的运输中占主导地位。由于海上交通线仍是各国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和世界经济的纽带，因此，海洋问题，进而说海权问题，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转以新的形式趋于上升。现在，围绕争夺石油等海洋资源所发生的国际性矛盾，围绕控制海上航道所出现的国际性较量，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热点。国家战略必须对此加以考虑并作出适当的反应。根据战后海权论新的发展，国内学者认为，大国的海洋战略必须从海洋与国际政治的紧密关系出发，认识到海洋权益是濒海国家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海洋是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空间，海洋是濒海国家制定国家战略的重要依据(27)。正因为如此，谋求和巩固海权是不应被回避的，反而是应被高度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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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075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1705433019]

1705434076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三节　“核心—边缘”：地缘经济的二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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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078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就像政治秩序，也有地理尺度和范围(28)。地缘政治学视野的扩大，不可能无限制地延续以海陆关系为主的国际政治性关系的演变脉络；它还必须将自己的理论关怀伸向国际经济问题的领域，以动态的空间思维为经济过程的横向历时分析提供一个革命性的概念框架。由此，在以世界地理视角分析国际经济问题的领域形成了所谓地缘经济方面的理论。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在这方面最出色的理论是“世界体系论”（theory of modern world system）。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全球是一个由“核心区域”（centre）与“边缘区域”（periphery）构成的整体空间，伴随着自16世纪开始的前资本主义和18、19世纪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核心区域”得以形成，并在20世纪和21世纪经历和继续经历扩大的过程。“核心区域”在地域空间上限于欧洲与北美，其领导地位曾由西欧所拥有，现在为美国所拥有，但不管谁居于领导地位，“核心区域”都一直具有这样的主要特征：在全球范围内，“核心区域”的经济结构相对独立，财富高度集中和经济率先发达，占有政治和文化绝对优势，因而是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各个方面的中心区域。在“核心区域”的外围，存在着经济上不发达和文化、社会落后的贫穷国家和地区，它们是“边缘区域”。介乎二者之间还有一个归属不甚明朗的区域，即那些在世界体系三种形态中居中的国家和地区，沃勒斯坦称之为“半边缘区域”（semi—periphery）。“半边缘区域”的国家仍然与“核心区域”的国家保持依赖关系，但同时又有“边缘区域”的国家依赖它们(29)。按照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的划分，在20世纪，南非和南欧国家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半边缘模式”，东欧和中欧国家则代表了它们之外的第三种“半边缘模式”；根据前苏联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水平，它也可划归与此类似的模式。当然，除了沃勒斯坦的著名划分外，有些西方学者在“半边缘区域”中特意把新兴工业国（NICs）如韩国、墨西哥、阿根廷等看做是“半边缘区域”中向“核心区域”移动的部分，而在苏联集团是“边缘区域”或“半边缘区域”这一划分上他们与沃勒斯坦具有共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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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080 在世界体系所体现的地缘经济意义上讲，沃勒斯坦认为，在全球范围存在着以欧美发达工业国家为中心的“核心区域”、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半边缘区域”和以欠发达的落后国家组成的“边缘区域”。它们既说明了世界体系的地理特征，又说明了现实中存在的国际经济和分工关系；而且，这三个区域的同时存在是一种经济关系和经济地理的共存现象，如果缺少其中的哪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可能不复存在。当然，在沃勒斯坦的概念中，“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是最为重要的概念，或者说是地缘经济空间方面一对最重要的概念群。他认为，“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之间通过“不等价交换关系”，使得欧洲资本主义最终得以变成全球性的世界秩序。在马克思那里，剩余价值是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转移的，剩余价值最终被转移给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但在沃勒斯坦这里，剩余价值是在“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之间转移的，即剩余价值由“边缘区域”转移到“核心区域”。这正是“不等价交换”的地理空间流向。它意味着，“在沃勒斯坦这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旦产生便围绕着一种二分法运行：一是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一是经济专业化的空间等级，即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31)这种经济空间的二分所带来的结果是，在世界体系中，“核心区域”造就了一些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强国，“边缘区域”则聚集着一群经济和政治方面仍然落后的弱国。前者相互间不断进行着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可能导致出现世界霸权的特定现象；而后者对前者的反抗则产生了世界体系内的“反体系运动”。就此，沃勒斯坦也特别说明了世界政治变动对他所说的世界体系区域划分的影响，例如1917年十月革命的发生，证明世界地缘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苏联成为反地缘体系的力量(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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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082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对全球性体系和南北关系的研究有着较大影响，但在地缘政治学理论中还算不上是主流的理论（而且，事实上他的理论被叫做地缘经济学理论倒是合适的）。不过，从沃勒斯坦的理论脉络看，他的基本理论带有明显的经济空间的二分论特征。“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是一种在世界经济空间整体上的二分，这使得人们更加注重到南北关系的对立，国际经济旧秩序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矛盾，以及富裕与贫困的不和谐。沃勒斯坦的全球视野是与他的这种二分论相联系的，只不过与过去长期以来最为流行的海陆关系二分不同的是，他是从地球的南北方向进行二分的。正是如此，著名地理学家泰勒（Taylor）评价说：“沃勒斯坦对世界经济的探讨，为政治地理学家们重新回到全球性分析提供机会，而没有对麦金德加以任何效法。如果说麦金德指出了东西方之间的对抗（这是他久负盛名的基础）以及核心区内部的对抗，那么沃勒斯坦的探讨方法则是把南北对抗放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33)并且，就沃勒斯坦十分愿意讨论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跨度大的问题来说，他实际上延续了麦金德以来的全球视野，并与马克思看待人类社会问题的宏大历史观非常类似，所以有人说他“是一位富于创造性思辨力的学者，他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更是历史思想家和社会思想家”(34)。而他主张把地球整体作为唯一有效的研究单位，这又与全球化研究的视角颇为接近。正因为如此，新现实主义者吉尔平（Robert T. Gilpin）认为，根据“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的划分，沃勒斯坦进行了真正使世界经济长波和世界政治长波联系起来的尝试。近代世界系统产生于16世纪，它始终拥有“中心—次边缘—边缘”的三重结构，其间在扩张和停滞（在地理上、经济上）循环往复中得到发展(35)。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沃勒斯坦重点论及到南北关系，意味着地缘政治学说中的地理重心发生了转移；与过去长时间内东西方关系主宰地缘政治学不同的是，南北关系与东西方关系取得了一种实际上的平衡，而这种平衡与现实中地缘政治的均势是相吻合的。他们还进一步指出，如果要成功地解决第三世界的问题，就有必要让一种基于新的地理心态而形成的新世界秩序来取代颇为得势的新殖民主义(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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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084 从方法层面看，沃勒斯坦的研究模式也值得注意，他基本上使用横向历时分析（diachronic analysis）。本来，这种分析模式可以为世界经济过程提供一种革命性的概念框架，而沃勒斯坦更把这种框架转化为一种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模式。他坚持主张地球的整体就是现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唯一真正有效的基本单元，人们不能在更广阔的背景关系之外来认识个别国家和各自单独的发展阶段。为此，他区别了三个基本的社会类型：世界简单交易型的原生社会、世界帝国式的社会和世界经济型的社会。后者就是资本主义，但与世界帝国式的社会不同的是它不具有一种全面的政治结构。它在地球上到处延伸，同化了现代世界帝国，并在实际上开创了一个单一化的世界性的社会整体。这种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运转有两个带根本性的不平衡：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不平衡、“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之间的空间不平衡。为了加强整个体系，就需要对“政治—经济结构”进行周期性的调整。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大多数地理政治思想中隐含着一种空间—时间关系，而这种横向历时分析方法为一种条件决定论铺平了道路。这种决定论源于顽强地趋向形成新空间图式的世界过程思想（the idea of world processes）。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思想已被这样一个信念所调和，那就是人类的自由意志本身也构成此种过程的一部分。这是因为，既然社会过程只有通过人类的作用才能形成，由此可以说凡是看来是必然的事物实际上都可以通过施行这种自由意志加以避免。这样就把人放到了主导的地位，尽管人不可避免地会被赖以为生的周围的“现实”高度制约着，但人类的需求和理想仍然会被注入到这个过程之中(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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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086 自然，除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及其对“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的划分外，我们也会想到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比什（Raul Pribisch）、埃及学者阿明（Samir Amin）和美国学者弗兰克（Gunder Frank）的“依附论”，也就是另外一种版本的“核心—边缘”理论（或被译成“中心—外围”理论）。在经济、社会区域空间划分的尺度上，应该说他们的理论与沃勒斯坦的理论是非常近似的，换言之，在模样上（即南北二分）几乎是一样的，在对南北关系的政治态度上也是接近的，虽然在内容上各有侧重。但需要说明的是，人们一般不把普雷比什、阿明和弗兰克等人的理论算作是地缘政治学范畴的理论。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理论没有在地理学意义上讨论问题，而是从纯经济学和纯社会学的角度讨论问题的。尽管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认为弗兰克对传统依附论的论述最为出色，并且对南北关系的分析十分精到，但不可能就此认定他的理论具有地缘政治或地缘经济方面的属性(38)。不过，归结以上几种理论，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都具有对世界进行地理二分的理论特征，虽然人们不着意认为它们都具备地缘政治学上二分的理论特征。在沃勒斯坦的“地缘经济学理论”和可与地缘经济学“攀近亲”的理论中，南北关系二分和“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或“外围区域”）的对应关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起点，也是一条无法剪断的发展脉络。这里面自然含有地理空间的意义，更准确讲是地缘经济（geo-economics）的意义(39)。因此，从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二分论的基本脉络仍然得以有力地扩张，并且是20世纪大部分地缘政治学思想中的三个突出特征之一(40)。这意味着，地缘政治学极力解释的它自己所面对的变化的世界，但仍然受制于变化的世界的固有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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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092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四节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在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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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094 在研究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时，必须看到的是，中国学者已经提出了相当具有独立性质的观点和理论。例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有专门研究地理学和政治经济地理的若干学者提出了“世界政治经济地理结构理论”、“三维战略边疆理论”和“战略地理区域结构理论”等，20世纪90年代还有的学者提出“枢纽区理论”。中国学者的研究类似于国外从地理角度对“两极世界”（the bipolar world）和“多极世界”（the multipolar world）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从地理乃至于地缘政治角度进行这种研究，不能使用“两极体制”或“多极体制”的说法；具有政治内容的“体制”一词应由具有空间内容的“世界”一词取代）(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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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096 “世界政治经济地理结构理论”也就是国内地理学界中比较有名的“三个世界理论”。作为一种地缘政治学理论，它的基质仍然是由地理学母体决定的，同时融合了世界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因素。该理论认为，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地理结构的基本格局是由它的“自然载层”——即海洋与陆地的空间分布所限定的，世界政治和经济活动都不能超出这样的地理范围，相反只能在这种地理基础上进行和展开。“人类以相对狭小的非障区（陆地）作为政治经济活动的重心区，在使用非障区资源的同时又向广大的自然障区（海洋）索取资源，并穿行自然障区而相互关联。”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地理结构的格局和分布，可以将目前世界上的国家和地区分为不同模式的“三个世界”，第一世界由美苏那样的超级大国构成；第二世界由高度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组成；第三世界则包括整个坐落在中低纬度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三个世界的地理格局表明了其中各类国家和地区的坐落，而这种坐落又决定了具有国际关联的三个主要的地理方向：其一是主要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矛盾关联所决定的南北关联，其二是主要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政治军事集团之间产生的矛盾关联所决定的东西关联，其三是主要由东西关联引起并且带动着大量南北关联所决定的包围与反包围的关联方向。该理论针对冷战时期的世界地理形势，依据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区的类型，划出了两大主要的国际通道系统：“大陆系统”是关联着苏联、中东欧国家和蒙古的国际通道系统，其主要交通线以陆上的铁路系统为主；“海洋系统”是关联着所有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的国际通道系统，其主要交通线以航海线为主。上述两大系统在欧亚大陆交汇，从而可能回归传统的海陆之争(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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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098 该理论还认为，在战争中，政治和经济的重心区将是敌对双方攻击的主要目标，而攻击力量则将主要依靠国际通道系统进行投送。根据这一点，提出者对20世纪80年代可能成为国际战场的地理区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和预测，指出“世界大战的危险是由苏、美斗争引起的，然而苏、美两国的重心区相距遥远，隔有众多其他国家与大洋，双方都不可能使用常规武器从本国直接向对方的重心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所以主要战场将出现在大陆通道系统各支与海洋环球通道的各个交汇处，即环球通道上的各个重心区。”由于西欧重心区是这些交汇处之中经济力量最强、距苏联重心区最近而又有众多良好港湾与港口的地区，因此主要战场最可能出现在西欧。该理论最大胆的预测是东北亚地区可能会成为第二个可能的主要战场，因为“这也是一个集结兵力的场所”。对于人门所通常以为局势最紧张、而可能会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大中东地区，该理论倒认为它不会成为主要的战场，而只可能是世界大战的引爆点。当然，该理论所说的大中东地区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中东阿拉伯地区，而是从东南欧的巴尔干向东到中亚的阿富汗，向南延伸到非洲之角的“大中东”。在这个区域内，石油及交通运输通道是强国所要争夺的主要目标，但由于区域内不存在很强大的力量，再加上争夺的主要目标都是脆弱的滞体，所以认为大中东地区不会变成居于首位的主要战场(43)。这一观点的潜在含义应该说还是有相当预见性的，后冷战时期的“大中东”即中亚和西亚地区已经成为国际矛盾的焦点，其所引发的国际危机和国际事件颇为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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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100 应该说，“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理论”在区分“海洋系统”和“大陆系统”方面，是非常有眼光的，它延续了地缘政治学海陆二分论的主脉，并融合进了自己有特色的理论。由于该理论为国内著名的地理学者提出，因此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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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102 第二种理论是“三维战略边疆理论”，这也是有关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很有价值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战略边疆”是一个不同于地理边疆的概念，是一个国家军事力量实际可控制的与国家利益有关的地理、空间界限。“战略边疆”虽然不能明确见诸于地图，但它却是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的空间，是客观存在着战略竞争的主要领域，它特别包括海洋、大陆架、极地和外层空间。实际上，当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不能有效控制属于该国的领土时，其“战略边疆”就会小于地理边疆，甚至最终失去部分领土，反之则远远超出其地理边疆。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才十分重视“战略边疆”的竞争。尤其是，在目前世界上地理边疆的划分已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各国对“战略边疆”的争夺和控制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使世界进入了第二次空间划分，即“战略边疆”的划分、而非以国家疆域为主兼顾周边环境的地理边疆划分的阶段。从经济上看，海洋是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和渔业、矿业资源的主要基地，在陆上资源已经越来越有限的时代，海洋已经成为人类主要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也是国际政治角逐的主要场所。从军事战略上看，最重要的也是争夺陆上和海洋航道之间的问题(44)。很明显的是，该理论具有中国式海洋理论的色彩，强调海洋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强调国家对海洋疆域及其资源的重视和控制。这一理论同国内很多主张发展强大的中国海军和重视海洋国土的观点和论述是相当一致的。在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实际上潜含着海洋与陆地二分论的脉络，但可惜未详尽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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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104 第三种理论称为“战略地理区域结构”理论。它提出了从国内角度区分地缘政治区域的观点，该理论的作者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划分为“核心地区”、“重要地区”和“边缘地区”三个部分。“核心地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均具备主导和支撑作用的地理区域，该区域在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诸方面攸关国家的命运，“其边缘线被称为国家的生死存亡的安危线”。“重要地区”是集中了全国大部分人口、大部分工农业生产基地，经济繁荣、交通发达的地理区域，该区域在国家的发展和安全方面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其“边缘线被称作战争利害的变换线”。“边缘地区”是相对于“核心地区”和“重要地区”而言政治影响和军事控制较弱，而又人口较少、工农业生产落后和科学技术发展缓慢的地理区域，“边缘地区”的“边缘线”被称作“国家利益的相关线”，该线是“一个主权国家领土、领海和领空的边界线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利益的地域范围线”。在上述三个地区所构成的“战略区域结构”中，“核心地区”当然是最重要的，但“边缘地区”也是该“战略区域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三个地区共同构成一个国家整体的战略结构，“核心地区”和“重要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都会依照“能量平衡”的原理发生互动的关系，如果是正向的互动关系则会给国家的发展带来好处，如果是反向的互动关系则可能陷国家于不利。同时，按照“战略区域结构”理论，人们可以解释国家在外部环境中所发生的关系，即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和空间关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利益相关线可能在空间发生作用。根据其作用方式，可以判定两国的利益矛盾性质和程度”。对相关线空间关系的分析，是判断国家间战争与和平关系的重要依据。“正因为如此，战略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确定国家利益相关线所在的地理位置和范围”。确定国家利益相关线可分为两个主要的步骤和方法，即运用经济工作的研究方法和确定国家安全环境的方法，这两个方法的基本目的是找出国家经济利益的分布范围和国家安全的空间范围(45)。由上可以看出，虽然“战略区域结构”理论是从国内角度分析地缘政治的问题，但它的“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概念隐含着麦金德与斯皮克曼理论概念的痕迹，也与沃勒斯坦的“核心—边缘地带”理论暗合，同时其理论脉络也很像“三元论”或“三边论”对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简单扩张和延伸。当然，应该说这一理论对我们思考和研究中国的地缘政治问题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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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106 第四种理论是“枢纽区理论”，也叫“枢纽时空论”，它更带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理论的影子。根据该理论，所谓“枢纽区”，通常是指地缘政治中最关键的地带。由于一个文明大国或以大国为中心的集团是“有生命周期的”，所以会造成“枢纽区”在地理空间上的移动。“枢纽区”的移动是地缘政治中的常见现象。“枢纽大国”是处于“枢纽区”内的主要国家，成为“枢纽大国”需要具备这样几个条件：“1．枢纽大国的盛衰决定于该国的文明；2．当该国文明解决了当时代的世界性难题时，国力就强盛；3．当该国不能解决当时代的世界性难题，尤其不能解决自身文明的内在矛盾时，国力就衰弱”(46)。由于“枢纽大国”的盛衰是经常发生变化的，所以“枢纽大国”的国力盛衰变化会引起国际政治力量结构的变化，导致“枢纽区”从衰弱的大国移向强盛的国家，形成“枢纽区”在地理空间上的移动变迁。这一理论认为，“枢纽区”就对外影响的范围来说，可以分为“海洋性枢纽区”和“大陆性枢纽区”两种。“海洋性枢纽区”的对外影响是倾向海洋地区的，而海洋是与世界相连的。因此，“海洋性枢纽区”具有全球性范围的影响。“大陆性枢纽区”则向自身四周大陆产生发散性影响，带有明显的陆地局限性。该理论的提出者认为，这些特征对于在地缘政治意义上思考未来中国的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47)，因为中国自己必须从“海洋性枢纽区”和“大陆性枢纽区”的双重角度解决地缘政治中的课题。此外，“枢纽区理论”还带有文明地理论的一些特征，也带有大国兴衰的历史循环论色彩；但它对地缘政治中“海洋枢纽区”与“大陆枢纽区”的划分，与地缘政治学中典型的二分论思想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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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108 除了上述几种理论外，还存在着这样一些属于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观点。一是区分“边缘地区”和“核心国家”的二分法。该种观点提出，“边缘地区崛起进而挑战核心国家也就是有文明以来亚欧大陆的演进史，它是动态的，力量对比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伴随着这种历史，全球大致形成东亚、北美、西欧、大陆心脏四个泛区。显然，这种理论融合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和豪斯浩弗的“泛区”理论。二是后冷战时期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二分论。专门研究国家安全地理的学者强调，由于经济、文化、政治、地理和历史原因，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最大的鸿沟也就是最清晰的地缘政治界限是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世界存在着西方与非西方两大在对立中并存的地缘政治板块(48)。它们形成了近10多年来的地缘政治结构。三是对传统的“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带学说”的再评价和再肯定。一些中国地缘政治学理论学者认为，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带学说”这两种学说都不是绝对地彼此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和相互成全的。对它们进行有意义的分析和比较，可以帮助人们具体地和有针对性地理解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的重点区域，从而更好地运用海权和陆权为国家自己的利益服务。总之，上面所列举的部分中国学者的地缘政治学观点和理论，在理论脉络上明显地倾向于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导向，说明了中国地缘政治学与国际上的地缘政治学诸种理论相互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和渗透关系；当然，也还有其他一些中国学者不同意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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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110 总结本章的内容，可以简单地说，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再到冷战结束前后，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出现了更多的新的趋向，融合进更多的新的内容，也极大地拓展了自己的研究视野。其中，最主要的和最显著的是多元化倾向对二分论有了重大的突破，这直接导致地缘政治学具有了更加“广义”的理论特征，因此有人认为出现了“广义的地缘政治学”。本章对科恩、戈尔什科夫和沃勒斯坦等人以及中国学者的地缘政治学理论所作的适当分析，说明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重复和延续着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主题和发展脉络，但也以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对它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充实和改造。当然，由于它们在这样做时的研究角度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关注的现实问题不同，所以应该说它们都是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重要延续和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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