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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时,必须看到的是,中国学者已经提出了相当具有独立性质的观点和理论。例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有专门研究地理学和政治经济地理的若干学者提出了“世界政治经济地理结构理论”、“三维战略边疆理论”和“战略地理区域结构理论”等,20世纪90年代还有的学者提出“枢纽区理论”。中国学者的研究类似于国外从地理角度对“两极世界”(the bipolar world)和“多极世界”(the multipolar world)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从地理乃至于地缘政治角度进行这种研究,不能使用“两极体制”或“多极体制”的说法;具有政治内容的“体制”一词应由具有空间内容的“世界”一词取代)(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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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经济地理结构理论”也就是国内地理学界中比较有名的“三个世界理论”。作为一种地缘政治学理论,它的基质仍然是由地理学母体决定的,同时融合了世界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因素。该理论认为,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地理结构的基本格局是由它的“自然载层”——即海洋与陆地的空间分布所限定的,世界政治和经济活动都不能超出这样的地理范围,相反只能在这种地理基础上进行和展开。“人类以相对狭小的非障区(陆地)作为政治经济活动的重心区,在使用非障区资源的同时又向广大的自然障区(海洋)索取资源,并穿行自然障区而相互关联。”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地理结构的格局和分布,可以将目前世界上的国家和地区分为不同模式的“三个世界”,第一世界由美苏那样的超级大国构成;第二世界由高度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组成;第三世界则包括整个坐落在中低纬度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三个世界的地理格局表明了其中各类国家和地区的坐落,而这种坐落又决定了具有国际关联的三个主要的地理方向:其一是主要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矛盾关联所决定的南北关联,其二是主要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政治军事集团之间产生的矛盾关联所决定的东西关联,其三是主要由东西关联引起并且带动着大量南北关联所决定的包围与反包围的关联方向。该理论针对冷战时期的世界地理形势,依据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区的类型,划出了两大主要的国际通道系统:“大陆系统”是关联着苏联、中东欧国家和蒙古的国际通道系统,其主要交通线以陆上的铁路系统为主;“海洋系统”是关联着所有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的国际通道系统,其主要交通线以航海线为主。上述两大系统在欧亚大陆交汇,从而可能回归传统的海陆之争(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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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理论还认为,在战争中,政治和经济的重心区将是敌对双方攻击的主要目标,而攻击力量则将主要依靠国际通道系统进行投送。根据这一点,提出者对20世纪80年代可能成为国际战场的地理区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和预测,指出“世界大战的危险是由苏、美斗争引起的,然而苏、美两国的重心区相距遥远,隔有众多其他国家与大洋,双方都不可能使用常规武器从本国直接向对方的重心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所以主要战场将出现在大陆通道系统各支与海洋环球通道的各个交汇处,即环球通道上的各个重心区。”由于西欧重心区是这些交汇处之中经济力量最强、距苏联重心区最近而又有众多良好港湾与港口的地区,因此主要战场最可能出现在西欧。该理论最大胆的预测是东北亚地区可能会成为第二个可能的主要战场,因为“这也是一个集结兵力的场所”。对于人门所通常以为局势最紧张、而可能会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大中东地区,该理论倒认为它不会成为主要的战场,而只可能是世界大战的引爆点。当然,该理论所说的大中东地区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中东阿拉伯地区,而是从东南欧的巴尔干向东到中亚的阿富汗,向南延伸到非洲之角的“大中东”。在这个区域内,石油及交通运输通道是强国所要争夺的主要目标,但由于区域内不存在很强大的力量,再加上争夺的主要目标都是脆弱的滞体,所以认为大中东地区不会变成居于首位的主要战场(43)。这一观点的潜在含义应该说还是有相当预见性的,后冷战时期的“大中东”即中亚和西亚地区已经成为国际矛盾的焦点,其所引发的国际危机和国际事件颇为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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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理论”在区分“海洋系统”和“大陆系统”方面,是非常有眼光的,它延续了地缘政治学海陆二分论的主脉,并融合进了自己有特色的理论。由于该理论为国内著名的地理学者提出,因此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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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理论是“三维战略边疆理论”,这也是有关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很有价值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战略边疆”是一个不同于地理边疆的概念,是一个国家军事力量实际可控制的与国家利益有关的地理、空间界限。“战略边疆”虽然不能明确见诸于地图,但它却是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的空间,是客观存在着战略竞争的主要领域,它特别包括海洋、大陆架、极地和外层空间。实际上,当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不能有效控制属于该国的领土时,其“战略边疆”就会小于地理边疆,甚至最终失去部分领土,反之则远远超出其地理边疆。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才十分重视“战略边疆”的竞争。尤其是,在目前世界上地理边疆的划分已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各国对“战略边疆”的争夺和控制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使世界进入了第二次空间划分,即“战略边疆”的划分、而非以国家疆域为主兼顾周边环境的地理边疆划分的阶段。从经济上看,海洋是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和渔业、矿业资源的主要基地,在陆上资源已经越来越有限的时代,海洋已经成为人类主要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也是国际政治角逐的主要场所。从军事战略上看,最重要的也是争夺陆上和海洋航道之间的问题(44)。很明显的是,该理论具有中国式海洋理论的色彩,强调海洋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强调国家对海洋疆域及其资源的重视和控制。这一理论同国内很多主张发展强大的中国海军和重视海洋国土的观点和论述是相当一致的。在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实际上潜含着海洋与陆地二分论的脉络,但可惜未详尽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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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理论称为“战略地理区域结构”理论。它提出了从国内角度区分地缘政治区域的观点,该理论的作者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划分为“核心地区”、“重要地区”和“边缘地区”三个部分。“核心地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均具备主导和支撑作用的地理区域,该区域在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诸方面攸关国家的命运,“其边缘线被称为国家的生死存亡的安危线”。“重要地区”是集中了全国大部分人口、大部分工农业生产基地,经济繁荣、交通发达的地理区域,该区域在国家的发展和安全方面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其“边缘线被称作战争利害的变换线”。“边缘地区”是相对于“核心地区”和“重要地区”而言政治影响和军事控制较弱,而又人口较少、工农业生产落后和科学技术发展缓慢的地理区域,“边缘地区”的“边缘线”被称作“国家利益的相关线”,该线是“一个主权国家领土、领海和领空的边界线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利益的地域范围线”。在上述三个地区所构成的“战略区域结构”中,“核心地区”当然是最重要的,但“边缘地区”也是该“战略区域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三个地区共同构成一个国家整体的战略结构,“核心地区”和“重要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都会依照“能量平衡”的原理发生互动的关系,如果是正向的互动关系则会给国家的发展带来好处,如果是反向的互动关系则可能陷国家于不利。同时,按照“战略区域结构”理论,人们可以解释国家在外部环境中所发生的关系,即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和空间关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利益相关线可能在空间发生作用。根据其作用方式,可以判定两国的利益矛盾性质和程度”。对相关线空间关系的分析,是判断国家间战争与和平关系的重要依据。“正因为如此,战略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确定国家利益相关线所在的地理位置和范围”。确定国家利益相关线可分为两个主要的步骤和方法,即运用经济工作的研究方法和确定国家安全环境的方法,这两个方法的基本目的是找出国家经济利益的分布范围和国家安全的空间范围(45)。由上可以看出,虽然“战略区域结构”理论是从国内角度分析地缘政治的问题,但它的“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概念隐含着麦金德与斯皮克曼理论概念的痕迹,也与沃勒斯坦的“核心—边缘地带”理论暗合,同时其理论脉络也很像“三元论”或“三边论”对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简单扩张和延伸。当然,应该说这一理论对我们思考和研究中国的地缘政治问题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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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理论是“枢纽区理论”,也叫“枢纽时空论”,它更带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理论的影子。根据该理论,所谓“枢纽区”,通常是指地缘政治中最关键的地带。由于一个文明大国或以大国为中心的集团是“有生命周期的”,所以会造成“枢纽区”在地理空间上的移动。“枢纽区”的移动是地缘政治中的常见现象。“枢纽大国”是处于“枢纽区”内的主要国家,成为“枢纽大国”需要具备这样几个条件:“1.枢纽大国的盛衰决定于该国的文明;2.当该国文明解决了当时代的世界性难题时,国力就强盛;3.当该国不能解决当时代的世界性难题,尤其不能解决自身文明的内在矛盾时,国力就衰弱”(46)。由于“枢纽大国”的盛衰是经常发生变化的,所以“枢纽大国”的国力盛衰变化会引起国际政治力量结构的变化,导致“枢纽区”从衰弱的大国移向强盛的国家,形成“枢纽区”在地理空间上的移动变迁。这一理论认为,“枢纽区”就对外影响的范围来说,可以分为“海洋性枢纽区”和“大陆性枢纽区”两种。“海洋性枢纽区”的对外影响是倾向海洋地区的,而海洋是与世界相连的。因此,“海洋性枢纽区”具有全球性范围的影响。“大陆性枢纽区”则向自身四周大陆产生发散性影响,带有明显的陆地局限性。该理论的提出者认为,这些特征对于在地缘政治意义上思考未来中国的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47),因为中国自己必须从“海洋性枢纽区”和“大陆性枢纽区”的双重角度解决地缘政治中的课题。此外,“枢纽区理论”还带有文明地理论的一些特征,也带有大国兴衰的历史循环论色彩;但它对地缘政治中“海洋枢纽区”与“大陆枢纽区”的划分,与地缘政治学中典型的二分论思想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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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几种理论外,还存在着这样一些属于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观点。一是区分“边缘地区”和“核心国家”的二分法。该种观点提出,“边缘地区崛起进而挑战核心国家也就是有文明以来亚欧大陆的演进史,它是动态的,力量对比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伴随着这种历史,全球大致形成东亚、北美、西欧、大陆心脏四个泛区。显然,这种理论融合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和豪斯浩弗的“泛区”理论。二是后冷战时期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二分论。专门研究国家安全地理的学者强调,由于经济、文化、政治、地理和历史原因,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最大的鸿沟也就是最清晰的地缘政治界限是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世界存在着西方与非西方两大在对立中并存的地缘政治板块(48)。它们形成了近10多年来的地缘政治结构。三是对传统的“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带学说”的再评价和再肯定。一些中国地缘政治学理论学者认为,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带学说”这两种学说都不是绝对地彼此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和相互成全的。对它们进行有意义的分析和比较,可以帮助人们具体地和有针对性地理解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的重点区域,从而更好地运用海权和陆权为国家自己的利益服务。总之,上面所列举的部分中国学者的地缘政治学观点和理论,在理论脉络上明显地倾向于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导向,说明了中国地缘政治学与国际上的地缘政治学诸种理论相互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和渗透关系;当然,也还有其他一些中国学者不同意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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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本章的内容,可以简单地说,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再到冷战结束前后,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出现了更多的新的趋向,融合进更多的新的内容,也极大地拓展了自己的研究视野。其中,最主要的和最显著的是多元化倾向对二分论有了重大的突破,这直接导致地缘政治学具有了更加“广义”的理论特征,因此有人认为出现了“广义的地缘政治学”。本章对科恩、戈尔什科夫和沃勒斯坦等人以及中国学者的地缘政治学理论所作的适当分析,说明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重复和延续着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主题和发展脉络,但也以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对它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充实和改造。当然,由于它们在这样做时的研究角度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关注的现实问题不同,所以应该说它们都是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重要延续和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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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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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治地理学》,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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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49页,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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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82页;Saul Cohen, Geography and Politics in A World Divided, London: Mydune Inc. 1964, pp. 55—82, pp. 285—287;《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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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51页;《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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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治地理学》,第233页;《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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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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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同上书,第150—154页;《政治地理学》,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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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政治地理学》,第234—235页;《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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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imothy J. Fik, The Geograph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gional Changes, Global Challenges, Boston: McGraw—Hill, 2000,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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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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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同上书,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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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50页;《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第176页。除了科恩之外,哈斯(Haas)、多伊奇(Deutsch)和埃齐尼(Etzioni)也研究过地区一体化的过程。他们中有些人认为,新地区主义最为显著的表现在北半球,而且也正是在那里才可以找到世界实力的中心。对于大国和超级大国来讲,还有一个地区集团关系的问题。卡普兰(Kaplan)的研究,也涉及到从地区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上考察国际实力结构模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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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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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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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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