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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同上书，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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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同上书，第76—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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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12—113页。国外有的学者认为，与伊斯兰教相似的是印度教，印度的新民族主义与政治密切互动，所以有的学者也认为印度的新地理有一个新的文化氛围。Graham p. Chapman, The Geopolitics of South Asia: from Early Empires to India, Pakistan and Bangladesh, Aldershot: Ashgate, 2000, p.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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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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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参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9—33页，第40—41页。需要注意的是，布热津斯基与亨廷顿的一些用词略有不同。在布热津斯基的语言中，没有儒家文明这一词汇，中国文明被称为中华文明，显然有地域考虑。另外，多种文明并存的观点与国家数量将不断增加的观点有不同之处。例如，美国《未来学家》杂志早在1994年底预测，到2000年，世界将有300个国家，到21世纪中叶国家的数量将因多民族解体、民族自决和分离运动达到1000个。见该杂志1994年11月—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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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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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不过，亨廷顿最近指出，“9·11”恐怖袭击事件并不意味着“文明的冲突”。但如果伊斯兰国家不与美国合作，则有引发文明间冲突的危险。见德国《时代》周报网络版2001年9月18日专访《“不，这不是文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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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Brian Graham, G. J. Ashworth and J. E. Turbridge, A geography of heritage: power, culture and economy, London: Arno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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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变乱中的文明——霸权终结与秩序重建》，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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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有关“文化地理”（cultural geography）和“文化地区”（culture region）的概念，可参照Edward F. Bergman, William H. Renwick, Introduction to Geography, People, Places, and Environment, Prentice Hall, Inc. 1999, pp. 200—241; H. J. de Blij, Human Geography: Culture, Society and Space,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6, p.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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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Geopolitics in A Changing World,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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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八章 总结：理论层面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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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从地缘政治学思想史和理论史的脉络上挖掘和揭示出二分论的主脉，这是本书所做的主要理论工作。本书的第一个意义就在于，从地缘政治学各种相互对峙的理论流派中提炼出了“二分论”这一基本概念，并以整合式的理论研究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二分论的主题和发展线索。虽然书中涉及剑的各种理论流派所强调的是某一种地理因素的作用，并以此解释国际政治的现实；但本书尽量把它们摆放在二分论的理论框架中加以论述，其目的就是突破以往地缘政治学理论的既定论述和逻辑。因此，虽然前面各章均对各种流派的理论及其代表人物给予了分别的论述，但这里仍需以二分论的概括把它们集中在一起进行必要的总结和甄别。不过，还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这样做无疑会进一步阐明地缘政治学的思维品质和理论特征以及现实意义；但另一方面，本书的目的并不仅仅限于此，因为恰恰是由于挖掘和揭示二分论主脉的缘故，我们会发现二分论本身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和局限性。由于这些可能阻滞地缘政治学的发展，所以，总结和甄别的目的在于对其采取超越的态度和做法。这显然是本书的第二个意义，就理论发展而言，它同样附带着两个含义：其一，只要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能够通过整合式研究推进理论发展的进程，那么人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有价值的；其二，如果还能进一步揭示出今后的研究方向，设置合理的研究议程，那么理论的成功发展就是有指望的了，尽管不少问题一时还很难解决。以下两章就分别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来谈如何对二分论进行超越，以便寻求地缘政治学向前发展的契机；本章首先从理论层面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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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一节 有关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几点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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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就其所显示出的二分论主脉来说，有以下几点需要予以总结性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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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就理论发展的历史来说，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是依据深厚的理论积淀和显著的学术特征所做的高度简约和集中的概括。本书以对地缘政治学各种主流学派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推演，揭示出一百余年来该领域的发展主脉：从马汉的海权论与麦金德的陆权论之间的对立，到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学说”与“大陆心脏地带学说”的对立；从麦金德对“内新月形地带”与“外新月形地带”的区分，到斯皮克曼提出的“边缘地带”与“内新月形地带”的吻合；从以海权论和陆权论为主要标志的地面空间权力理论，到杜黑、兰纳和德塞尔斯基等人空权论为代表的空中权力学说；从20世纪60、70年代科恩分析冷战的“世界分裂图式”、沃勒斯坦划分“核心与边缘”的“世界体系论”和戈尔什科夫的海权论，再到冷战后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对欧亚大陆“黑洞”和“文明断层线”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二分论和其所包含的对应逻辑是地缘政治学主流理论中一条连贯和有力的发展脉络。马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豪斯浩弗可以说是二分论对应逻辑这一主流的创立者和主要代表，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科恩、戈尔什科夫和沃勒斯坦等人可以说在不同程度上承续和发展了这一主流，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则在后冷战时期再次唱出了这一主旋律。应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重归心脏地带”的现象，冷战时期对“新的海权时代”的呼唤，后冷战时期麦金德幽灵的再度徘徊(1)，都证明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对应逻辑是强有力的和根深蒂固的，也是延续不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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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就理论的内在关系而言，二分论实际上形成了内构于地缘政治学深层的理论结构，这在于它深刻包含着地缘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主题、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体系，并使之在理论上被“结构化”了。海权与陆权，“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两大地缘战略区”与其他“地缘政治区”及其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都是长期以来被地缘政治学界广泛使用的基本概念，是被该学科深刻内化的概念元素。而海陆之间、“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以及“核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的对抗或对立被认为是地缘政治学的基本主题，马汉、麦金德、斯皮克曼和豪斯浩弗等人就都认定，应该把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视为贯穿于地缘政治整个发展过程的历史性主题和“普遍现象”，也应视为贯穿于地缘政治学理论演变始终的研究对象。正是根据这一主题，他们都抓住地缘政治中的二分现象做文章，从理论的高度上系统地展开自己的论述。而且，通过对这一基本主题的有力揭示，地缘政治学界的权威人物有意识地塑造了地缘政治中国家行为与国际政治互动的系统模式，并把这视为地缘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毫无疑问，二分论所蕴涵的基本概念尽管在表面上是对立的，其所揭示的基本主题和基本原理尽管在表面上意味着地缘政治现实方面的矛盾常态，但它们却都在总体上构成了地缘政治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即以二分论为基础所形成的“理论结构”。就此，还需要特别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讲，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与国际政治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学派有着天然的亲和关系。因为二者都倾向于以二分法看待国际政治现象，特别是前者从地理角度给后者提供不可多得的系统解释。由于它把地缘政治与权力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从地理空间的角度说明了权力在国际政治现实中的重要作用和不可替代性，因而对国际政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贡献良多。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把地缘政治学看做是国际政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两大支柱之一的原因。因此，就理解和研究国际政治理论来讲，在理论层面对地缘政治学进行全面和深刻的总结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很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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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就理论特征而言，需要注意的是，地缘政治学具有相当强的矛盾辨证统一性，这对我们认识这一学科的发展和未来趋势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从表面上看，地缘政治学中的各种理论一方面都对自己的对立面（或陆权或海权，或“大陆心脏地带”或“边缘地带”）极尽批评否定之能事，并极其武断地论证自己观点和论说的正确性，将自己的观点和论说置于不容攻击的绝对化地步。这样，相互间在理论的源头和发展脉络上好像是截然对峙的，并且地缘政治学各分支理论的后继者都纷纷站在两大阵营的某一方，来阐述自己的“新论”。但另一方面，它们实际上也都以对方作为自己理论的批判物和参照物，也都以其对立面作为讨论对象，就像相互间做对应式的“辩论赛”一样进行争论。这样，由于他们都自觉地以对方作为自己的对照物，在论及自己学说时不得不提到对方的观点，因而在整体上使地缘政治学理论本身就具有某种二分论的特征，这种特征切入了地缘政治的现实主题即二分，但更主要的是在理论上形成了海权与陆权，“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内新月形地带”与“外新月形地带”等相互对应的大量概念群。这实际上反映的是理论中的矛盾和对立，但也暗含着二分论的对应、统一，甚至同一。正是这种特性无形中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虽然地缘政治学给人的初步印象是充满老式的、沉重的和经典的味道，但其实它们非常具有与时俱进的进化特征，例如麦金德三次修改自己理论的核心概念——“心脏地带”，斯皮克曼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对自己的“边缘地带”理论进行了调整和完善。不少人是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就对自己理论和观点搞了点“修正主义”的，因而地缘政治学是追踪国际政治的经常变化而做重大调整和改动最多的一种理论；该理论中所蕴涵着的矛盾辨证统一性是促使其不断进化的重要动力和原因，也给后来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议题和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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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尽管地缘政治学在矛盾中进化发展，但其实隐藏在长久以来争论中的一条重要理论线索仍然是大陆与海洋、海权与陆权、“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等相互之间的二分。马汉在论述英国和美国的地缘政治时强调了海权的重要性，其意在打破美国孤立主义的禁锢；而事实上马汉的海权论确实为达到这一目的起到了刺激和“醒世”的作用。但在谈到法国、德国，尤其是亚洲问题时，他则以相当的篇幅涉及了海陆关系问题；其中他对19世纪俄国和英国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上所进行的地缘政治较量，基本上是以海陆关系为主题和线索来分析的。麦金德虽然强调陆权的重要性，并提出“大陆心脏地带学说”，但由于他具有全球视野，所以他的理论十分注意对比陆上力量与海上力量的机动性和优势。由此，他的理论也从历史发展和技术条件的背景对陆权与海权势力进行了二分，在理论的展开上涉及了海陆关系。就此，他明确提出海上人和陆上人，或“海上强盗”和“草原强盗”之间不间歇的斗争，是世界历史的主题。斯皮克曼在论述“边缘地带”重要性时则直接看到了海权与陆权之间的竞争关系，恰恰是需要高度重视这一地带的原因。因为“边缘地带”集中着海陆关系的全部内容，“内新月形地带”内部海权势力与陆权势力的较量，是对“边缘地带”二分的一个重要发挥。在某种意义上说，斯皮克曼是第一个真正全面集中论述海陆关系的地缘政治学家。豪斯浩弗在论述德国“生存空间”时，则进一步扩大了海陆关系的地理范围，他刻意说明德国建立陆权势力的重要性，但也不忽视德国对出海口的控制和成为海权强国的必要性。虽然在他的概念里，陆权的确保先于海权，但德国最终夺取“生存空间”和建立世界霸权有赖于完全掌握海权。如果说缺少对海权的论述，豪斯浩弗的理论应该是不完整的。总之，以上两大理论阵营的对垒不仅没有削弱二分论的素质特征，反而在不断加强着这一线索。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在他们理论的潜在层面，实际上都不得不以海陆二分或地空二分的关系作为自己论说的现实基础，并在理论上加以塑造和升华。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各自对立面的存在，也就没有自己理论存在的价值；没有海陆关系和地空关系及其二分，也就没有地缘政治学的整体发展。另外，除了马汉、麦金德、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战后和冷战后的地缘政治学理论也均把海陆关系和地空关系所展现的二分作为自己的论题，如科恩、沃勒斯坦和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人都发展了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甚至认为这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本质和内容。其中，科恩在战略上的划分以“两大地缘战略区”为命题，沃勒斯坦在经济上的划分以“核心区域一边缘区域”为命题，布热津斯基把美国和欧亚大陆的关系直接对应起来，实际上重点论及美国如何处理海陆关系的主题，亨廷顿在文明上则提出了东西方文明的二分对立。这些都为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注入了十分具体和生动的内容，并延续和发展了其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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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作为具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性和工具性的理论学说，地缘政治学绝非像某些其他国际政治理论那样带有“纯粹性”。理论与政策的距离如此之近，理论与现实的呼应如此之强，大概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超过它。这自然加强了二分论的现实生命力，使其与国家战略对海陆、地空等二分要素的观照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对应关系。当然，这与地缘政治学家非常重视国际政治的现实问题有着很大关系，也与西方主要国家在制定政策时高度重视地缘政治学不无关系。在近现代国际关系所发生的多次重大转折中，那些主张二分论的地缘政治学家多次充当国家决策的民间谋士，而某些国家的决策者也愿意在国家安全问题方面借鉴其所能提供的有用之物。当然，对二分论中那些为实现某些大国的霸权目标或对外扩张政策服务的理论和观点必须予以否定，并揭露其包藏着的“各事其主”的政治本质（多数地缘政治学家都明确意识到自己是为“祖国”服务的）。例如，马汉的海权论实际上是为美国推行海外扩张的政策寻找地缘政治上的理由；麦金德的“大陆心脏地带学说”虽然表面上谈到的多数部分是俄国，但其意图是以“逆向思维”为自己的国家英国摆脱日渐衰落的帝国地位提供现成的“反面教材”和警示性政策指南；豪斯浩弗的“生存空间论”不用说是为法西斯德国实行对外扩张和称霸世界的战略服务的，他的许多主张成为希特勒扩大“命定空间”政策的思想源泉和地图指南；在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斯皮克曼关于美国必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控制“边缘地带”的政策主张，在明目张胆地将自己的理论与政府的政策之间挂钩而取得实际成效方面做得最成功的莫过于此人，他为战后美国确立其充当霸主地位的世界秩序做过最有价值的地理学论证。如果说地缘政治学二分论从它的幼年时期起就有“各事其主”的政治功利性特点，那么在经过一百余年之后的后冷战时期这个“特点”甚至变本加厉。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的地缘政治学理论所研究的现实问题，更贴近美国目前外交政策的脉动，显然它们是为美国继续保持在世界上的霸权、特别是有可能保持相当一段时间的“单极霸权”的目标服务的。尽管我们不能认同西方地缘政治学理论的政治本质和狭隘性，但应该看到，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关二分论的不同主张发挥过各自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在一个极为现实的世界上，它（们）确实是一种看待世界的重要视角和方式，对我们理解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确实有着重要的启示。例如，虽然具有不同地理条件的国家可能会施行不同的地缘政治战略，也可能会偏重于某一方面的地理因素，但它们都十分重视海陆关系的处理，即使在偏重于某一方面时也会注重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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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理论对现实的影响来说，这里还需要进一步阐述几点。地缘政治学基本理论中二分论的参考价值，在于可以帮助我们在地理空间上加深对国际关系实质和形态的理解，加深对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所受到的地缘政治制约的理解。实际上，恰恰是由于地缘政治学中的二分论对应逻辑与国际政治的发展演变脉络具有一定的吻合之处，所以这一理论具有了明显的有用性或实用性。反言之，人们对国际政治现实方面的认识都会受到地缘政治学二分论中所蕴涵的“理论要素”的影响。在此，我们将地缘政治学二分论与国际政治的基本现实相结合，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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